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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准备怎么做？”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博士问。现在是同一天的十七点。冯塔纳的狭长、光滑的脸跟平时一样，一点也不透露出他的内心活动。他用一只手捋捋朝后梳的、像铁丝似的棕色头发。我把我跟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一切经过都讲给他听了。“我飞回戛纳，”我说，“明天就回去。一旦我拿到了环球保险公司的书面通知。” 他注视我良久。 “什么事？” “罗伯特，”他说，“正如博歇特所估计的，法庭拒绝了咱们的离婚申请。自然而然。我当时就担心过。你真是可怜。” “噢，不。”我说。 “噢，是的，”他说，“你现在只拿到你的工资的一部分。你有病，这是你自己讲的。未来将带给你的是……不妙。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你，但作为律师我不得不谴责你，你不听我的建议还让汇钱给你的妻子……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跟她的律师通过电话，他告诉我的。” “此事到此为止了。”我说。 他摇摇头。 “不，并未到此为止！你做了一种本该由法庭做的类似自我评估的行为。你要是还记得的话，我曾想将你妻子赶上法庭。现在你主动给她一千五，支付房租和保险。由于你的收入下降了，我将试着向法庭要求让你付得少于你至今主动付的。但愿我能成。我已经说过，你做了一种自我评估。它对你妻子不想离婚的影响不是不重要。”他剔着烟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迫切建议这么做，罗伯特？” “因为迷信。她也赞成。” “她？原来如此。不。”冯塔纳低声说，“我不相信迷信一说。你这么做。因为你是个正派人——这个女人也是。你们不能忍受那个想法，卡琳……” “你别说了。”我说。 “如果你不照律师说的去做，那你请他做什么？”冯塔纳问，“冷静，我是你的朋友，仍然是你的朋友。只是我这下几乎帮不上忙了。三年期满后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未知数。” “我们无所谓，昂热拉和我。我们全不在乎。”我说。“我们不分离，不管怎样。” “她这么讲的吗？”冯塔纳问，磕空烟斗，又重新装上。 “对。”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罗伯特。” “跟你的一样了不起。”我说。 冯塔纳又点燃烟叶。 “我将试着压低卡琳的生活费。我能不能成，那是另一回事。日期确定后，你有可能得在这里出庭。法官想见见双方。我的计划被你毁了。卡琳真的绝不会申请离婚。” “你知道，我另有一个计划。”我说，“可我不能讲。” “我不生你的气，只是为你难过。” “你不必这样。开心起来，我也开心。”我说，“我的前程只会辉煌。” “喏！”他说。 “就是！只会辉煌。”我说。 一位女秘书拿来这期间寄至“洲际酒店”并取到这里的邮件，装在一个尼龙袋子里。有相当多的邮件。我计划去酒店里说一声，让他们把我的所有信都转寄到昂热拉的地址。 “哎呀，还有点事，”我说，“我在戛纳需要一位公证员。你在那儿偶然认识一位好的、可靠的吗？” “我想，我确实认识一位。等一等……”冯塔纳在一本大地址簿里寻找，然后他报给我戛纳那位公证员的姓名和地址。我终于向冯塔纳告别了。当他陪我走向事务所门口时，他一再摇着我的手。 “咱们何时再见面？”他问。 “喏，当我必须出庭的时候。” “我不是问这个。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再见……真正的再见，在我家里，跟我妻子，还有你的情人。”我黯然不语。 “这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了。” “绝对可能。”我说，“这是怎么了，保尔？我们肯定会来拜访你们。”我说，心想，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了，不，绝不会。现在一切都最终一刀两断了。这里再也没有什么阻碍我，没有通回德国的道路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冯塔纳送我到电梯门。他还从没这么做过。等候厅里坐着两位当事人。 “幸福，”他说，“我祝你幸福，我的老朋友。只有极少数人拥抱它。大多数人堕落了。如果你堕落了，那对我就太可怕了。” “我不会的。”我说。 电梯在乳色玻璃后面出现了。我打开门。 “万事如意。”冯塔纳以奇怪的沙哑声音说，“现在你进去吧！” 我钻进电梯，又看了冯塔纳一会儿。他高大、精瘦，总是那么镇静。他的脸在抽动。然后电梯门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下去。我再也没见到保尔·冯塔纳。 我在杜塞尔多夫的街上走了老长一段。我仔细地打量一切，像一位游客，好像我还从没见过那些教堂、银行、博物馆、酒店、戏院、公园、国王大街上的大商店、高架路和车流似的。我观看这一切，听到带莱茵口音的声音，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和听到这一切。不，永远不再，因为我不会来参加有关生活费的谈判。我现在有完全不一样的计划。这天下午，我就这样告别了杜塞尔多夫。 我累了，坐出租车返回酒店。我告诉一个门卫，明天我想搬出去，需要一家搬运公司，把我放在套房里的一切收拾好、运过去。门卫保证，到明天上午想办法找到这么一家公司。我把昂热拉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把我的所有邮件都转寄到那儿。 “很好，卢卡斯先生。您又得离开我们了，真令我遗憾。” 我上楼回到我的套房里，坐到客厅里的大窗户旁，观看了一会儿洛豪森机场上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这个夏天的傍晚夜色来得很晚。我叫了一瓶威士忌加冰块和苏打水，然后我边喝边一封封拆看我的邮件。其中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信。我把它们一一撕碎了，因为我现在正要步入一种崭新的生活，一封也不打算回复。我看到了银行通知。在我取出了八万之后，户头上只剩下很少的钱了，但很快就会多起来，多得不管法庭判给卡琳多少，都足够给她。 门卫打来电话。厅里有一位送信的，拿着一只大信封。“请您让他上来。”我说。那个年轻人来了，我给了他小费，然后拆开信封。那是环球保险公司的退休合同书。它感谢我多年来忠诚和献身的贡献，祝我万事如意，尤其是祝我健康状况好转，问我今后将退休金跟以前的工资一样汇到我的户头上行不行。如果我不反对，将像至今那样汇钱。我不想再对环球保险公司讲什么。 于是我将信一封封撕碎，没有一封是我想回复或者必须回复的。我突然觉得，我在德国这儿什么也不必再做了。在戛纳，是啊，在那里我还有事要做。可是在德国呢？啥事没有。最后，我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手工纸做的卡片。某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人宣布他结婚了。那是一则非常机智的、高雅的启事。我盯视它良久，然后拿起电话听筒，要求跟戛纳通话。 昂热拉马上就来接了。 “罗伯特！你好吗？” “好极了。” “你喝酒了，罗伯特。” “对。”我说，“我还要喝更多。这里一切都顺利，我是高兴得喝酒。” “是你的公司那边吗？” “我的公司那边，对。” “你查出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我不费力地说，“印象深刻得不得了。他们特别夸奖我……夸奖……怎么说来着？” “请你别喝这么多，罗伯特。” “只是因为高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作画。”昂热拉说。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爱你吗？” “你何时回家来？” 家，她说。家…… “我将想办法弄到明天下午的飞机票。” “不能更早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还得等一家运输公司。我将把我离家时从家里带上的所有东西拿到戛纳来。可以吗？” 她高兴得叫出声来。 “噢，罗伯特！你最终来到我身边了？” “最终，”我说，“对。”可是我不得不谨慎，“我是说，从现在起我生活在戛纳。如果他们要派我出去办什么案子，那就从戛纳出发。我将总是回到戛纳。” “回到我这里。” “回到你身边。我在公司里作了解释。他们同意。首先我还得处理这件案子，对不？” “是的，罗伯特，对。哎呀，我是如此激动……” “你今天呆在家里吗？” “对，为什么？” “因为我还将喝下去。很有可能我还会再给你打一次电话，或者两次。可以说这是相当肯定的。” “给我打电话吧，你想打多少次就打多少次。不管多晚，我等你的电话。”昂热拉说。 我继续坐在窗前，看着白天缓缓地让位于夜晚，机场和周围处处灯光齐放。我慢慢地继续喝，详细地考虑，回到戛纳后我得做什么。这根本不难。 我把晚饭叫到房间里，饭后我又喝了一瓶，再次打电话给昂热拉。这天夜里我醉得更厉害，然后又一次打电话给昂热拉。一共四次，最后一次是凌晨三点。 次日，上午九点，门卫为我找的搬家公司的人来了。一共三个人——其中两位是大学生——他们灵活地将我的衣服和我从我的房子里带出来的所有财产装进两只大箱子。第三位，一个年龄较大、个子较矮的人，跟我办理完了手续。我告诉他这些箱子将寄去的地址，在不同的纸张上签字并预付了一笔费用。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大学生们仔细地包裹每一只箱子，不让什么破碎。那些年轻人非常可爱。我昨晚的酒醉还没全醒，但是我感到很惬意。 两小时后，那几个人和箱子消失了。剩下的东西，我收拾进我的箱子，穿上身。我在饭店里吃午饭。我的飞机于十五点三十分起飞，中途经停苏黎世。我把汽车证件和钥匙交给门卫领班，要他卖掉停在酒店门口的“海军上将”车，百分之十留给自己，其余的汇到我的银行户头上。 这回飞行领航员不是“根据制度”工作了。我们正常地起飞，一路非常顺利。杜塞尔多夫天气晴朗，苏黎世也是艳阳高照。尼斯的天空阴沉沉的，米斯特拉风仍在呼号。当我走出飞机时，我在二号参观台上看到了昂热拉。后来在大厅里，我们像我们曾经过的那样奔向对方，越跑越快，越跑越气喘。 我们这回没有沿着海堤行驶，因为昂热拉说它被水淹掉了。我们选了高速公路，不得不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狂风在梅塞德斯车四周咆哮，这辆沉重的车微微晃动。行车道旁的棕榈树深深地低垂着，有些折断了。我感到我头疼起来。昂热拉看上去像熬过夜的样子。她的眼下有深深的眼圈。她又穿着那条棕色的裤子和橄榄绿布料的宽松风衣。 我们到达戛纳，走进昂热拉的房子里。我放下我的箱子。在这上面，米斯特拉风怒吼哀号，房间里也有穿堂风。我看到，平台上的所有花草和植物都在狂风中飞舞。大海动荡不安，跟天空一样黑沉沉的。我吃力地打开一扇通平台的玻璃门，走到室外。风几乎把我吹倒。我深呼吸。然后，我感到昂热拉的手放到我的肩上。我转过身。她的脸上泪流成河。 “昂热拉……昂热拉……”我忍不住喊，“你怎么了，昂热拉？” 她让她的嘴贴上我的耳朵。 “没什么……一点事也没有……是这该死的米斯特拉风……我对你讲过，它叫所有的人发疯……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噢，罗伯特，罗伯特……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了……永远不会吧？这……这我可受不了……” 我看到米斯特拉风吹走了花蔓。 我将昂热拉拉到那张靠在平台墙上的宽床上。我们俩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我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但是我不在意。 “我是个虚弱的病女人。”伊尔德·赫尔曼诉苦地说，“我不熟悉生意。我希望，泽贝格先生留在我身边。” “我希望，泽贝格先生让我们单独谈。”我说，“我要跟您谈的这桩生意，您精通，赫尔曼夫人。” 这是在星期一，六月二十六日，十六点左右。 我星期六回到了戛纳。星期天昂热拉和我是单独度过的，我们主要是躺在平台上休息。米斯特拉风远去了，天空蓝蓝的，天气又很热。还在星期天，我就跟钻石伊尔德预约好了——约的是今天，星期一。我说我想单独跟她谈谈。但现在，她坐在她的床上，跟平时一样睡衣外面套了件小夹祆。她的身旁站着那位眼睛冷冰冰的英俊的的全权总代表。他说：“我是赫尔曼夫人的亲信。如果您不想当着我的面讲，那您就得走，卢卡斯先生。” 但我听任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正是一个人没有良心的好处，我想。 “如果您不暂时回避，”我对泽贝格说，“那我就根本不跟赫尔曼夫人谈，而是去跟警方谈。” 我静候效果。效果正如我所期待的。 “您让我们单独谈吧。”钻石伊尔德说。 “很好，尊敬的夫人。”泽贝格说。 “您可以事后全告诉他。”当那个年轻人离开卧室时，我说，卧室里跟往常一样花香醉人。“您当然会将一切全讲给他听。不仅仅是他，这我明白。但首先我想单独跟您谈。” “谈什么？” “谈谋杀，”我说，“多次谋杀。” 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眨动着。这是惟一的反应。她在她的洛可可床上坐得笔直，今天戴着祖母绿和金刚石的华丽项链。伊尔德的耳朵上挂着耳环，每边一颗梨形的大祖母绿。发套这回戴正了。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我坐到床沿上。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这天上午我去事务所拜见了保尔·冯塔纳向我推荐的那位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他年纪五十岁左右，显得特别让人信赖，正直可靠…… “先生，”我对他说，“只有在您告诉我能接受我的案子之后，我才会对您讲出我的名字。” 他的眉毛扬起。 “这有点不寻常，先生！” “我知道。您听着，我这些信封里有一些照片和一盘磁带。在您为我担保之前，您必须看看这些照片，听听这盘磁带吗？” “不。” “好。我想咱们一起封上这些信封，去一家银行租个保险箱。您和我都应该得到一把钥匙以及随时从保险箱里取出这些信封的代理权。咱们能这样做吗？” “能。”黎贝勒说。 “很好。过几天我还将带给您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份手稿。咱们也将它放进保险箱。就这样，现在您听好了：如果我死于非命，您就将保险箱里的一切都取出来，飞往苏黎世。请您在那里召开一次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出示这些材料。然后，请您再将它们交给国际刑警组织。明白吗？” “再明白不过了，先生。” “但您要等我的死得到证实之后，必须是死于非命。如果我是自然死亡，您就不必做什么，什么也不做。那东西就留在它所在的地方。” “永远？” “永远。不，不是永远。我现在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叫罗伯特·卢卡斯。”他的眼眉毛又扬了扬，但这也就是全部了。“如果在我死去之后，一位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我报出详细的地址，他扬着眉毛记下来，“……死于非命，那就可以公布这些材料，跟对我一样，现在您知道我是谁了。您要是关注戛纳的事情，您肯定熟悉我的名字，肯定也熟悉黛尔菲娅夫人的名字。” “我知道您的名字，卢卡斯先生。”黎贝勒说，“我还熟悉跟您相关的其它名字。” “咱们现在可以马上去银行吗？” “行。”这位黎贝勒公证员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们走向附近的布托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以我们俩的名义租了一只银行保险箱。每人得到一把钥匙。我们穿过炎热走回黎贝勒清凉、朦胧的办事处，我向他出具了一封相应的书面全权委托书。然后，我还请求他帮一个忙，他答应满足。接着我坐车来找钻石伊尔德，此刻正坐在她的床沿上。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您疯了吧！” “我不疯，赫尔曼夫人。”我一生中还从没有这么坚定、这么肆无忌惮过。“您才更像是疯了。我想，您是介于两可之间。您为金钱、权力和财富而疯狂。您拥有的您还嫌不够。您想要更多，越多越好。您恨您的哥哥……” “恨？我爱他！”她像演戏似的喊。 “……跟瘟疫一样。您想要银行。您想要他拥有的一切。您想出一个计划。我肯定，这计划是您想出来的。您发现您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是个自愿的帮助者，您答应跟他合伙管理银行。科德公司构成员——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基尔伍德和泰奈多斯——时这个计划欣喜若狂。您哥哥恪守着他的传统的道德观，他早就是您的一颗眼中钉了。因此，泽贝格策划了那场英镑生意，事实证明那模式是有效的。” “什么事实证明那模式是有效的？”那声音尖叫道。 “啊哈，您住口。”我说，“您和您的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机会太脏，有什么危机太严峻。自从战争结束后，确实有过足够多的机会和危机。先是法郎不稳，后是里拉，美元老是下跌——尤其是美元，您趁它贬值时捞取了您的疯狂的财产！”我不禁越讲越恼火，“我为您的所有奇想之财钦佩您！美国的康采恩为所欲为。美国的普通的诚实市民不可以随便购买德国股票。当他在国外投资时，他必须付税！您无此必要！您有科德公司，德国土地上的一家跨国公司！在其它许多国家有子公司！这样您就能——非常合法地——逃过所有的外汇规定和税务法！这样您可以跳过所有的障碍！您的哥哥，赫尔曼夫人，一直是高尚的广告牌！这下永远不会是了。您的哥哥，我坚信，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背后发生的这些事，直到他后来通过英镑生意获悉了。他绝望了。他立即飞来这儿，追究你们大家的责任。你们大家——只是没有您，他的妹妹。我想，他到最后都没觉察，您是他最大的敌人。您如今已经制定出了一个完美的犯罪计划，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任务。您的护土负责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炸药，泰奈多斯找一个人安装电器设备……” “您疯了。”伊尔德低声说。当她迅速转动头部时，她佩戴的首饰亮闪闪的。“疯了，您！我要让人轰您出去！我要通知警察……”她去抓电话听筒。电话放在床旁边。我平静地望着她。她的手停在了听筒上。她没有拿起来。我继续盯住她。她终于从听筒上拿开了手。 “这样更好。”我望望表。现在电话马上就会响起来。“各干各的，还雇了一名职业杀手。但留给您这位妹妹的，是将定时爆炸器装到游艇上去。” “这简直是疯了！疯了！” “这是事实。我可以用照片和偷录在磁带上的谈话向您证明。我甚至有照片，照的是您正在安装那台定时爆炸器。”我伸手到袋子里，取出一张照片，让它落在我面前的地毯上。伊尔德无比灵活地从床上跳下来，拾起照片。她盯着它。那是一张明信片，展示的是戛纳的风景，伊尔德·赫尔曼发出一声粗鲁的诅咒，满腔仇恨地盯着我。 “我只想看看，您是不是真的如此虚弱，赫尔曼夫人。您非常健康，比有些人更健康。” 她又倒回床上，盖上了被子。 “您这只下流的猪。”她说。 电话响起来，终于来了，我想。 “我是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是赫尔曼夫人吗？” “是。”她叹息道。 “卢卡斯先生在您家吗，夫人？” “对……” “他请求我现在给您打电话。我受托告诉您，他将一组照片和一盒磁带存放在我这儿，这些东西存在一只银行保险箱里。在某些条件下，卢卡斯先生现在会给您解释，我会将保险箱里的东西以及相关的东西全部公布给国际新闻界和国际刑警组织。夫人，请您接受我特别的敬意。”谈话结束了。 伊尔德盯着我。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您的一位合伙人呢？我怎么知道您不是在诈骗呢？” “您打电话去黎贝勒公证员处。”我说，“或者您不相信我，也行。那么，一切都要快得多。” “什么……照片上是什么？” “你们大家……制造这台定时爆炸器的那些人。也有您，赫尔曼夫人，您在‘月华艇’的机舱里。” “里面黑洞洞的。”她说，咬着嘴唇。 “拍照片的那个人有一架红外线照相机。”我说。 “噢，”伊尔德说，“原来您是个敲诈者。” “对，赫尔曼夫人。” “这会让警方和您的公司感兴趣的。” “那当然，”我说，“那肯定。”我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您干什么？” “我打给中心分局。” 她按下叉簧。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里有那种我已经见过的惊慌的表情——无法描述的恐惧。她低声问：“您要什么？” “一份书面招供，赫尔曼夫人。有关所有参与者的所有细节。” “这……这我不能！” “您必须能。” “我真的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知道得不全……我不知道谁是基尔伍德和泰奈多斯雇请的杀手。” “那您就撇开他，将其余的详细写出来。请您赶快动手。每一天都算在内。我想下个星期一得到您的招供。事前我还要一点东西。” “什么？” “环球保险公司将为‘月华艇’支付赔偿，”我说，“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要这一千五百万。” “您这是疯了……您必定是疯了。”伊尔德·赫尔曼低语。我站起身，摁开关，荧光灯管亮起来。它照在昂热拉替伊尔德·赫尔曼画的画像上。这时我想，我是多么爱昂热拉啊，在我死后，我必须保证她安然无恙。我怎么做，我无所谓，完全无所谓。这幅肖像惟妙惟肖。我注视着。我注视着伊尔德，她倒回她的枕头上。 “一千五百万……您把它们保管在哪儿？人家会问您，您是从哪儿来的这笔钱！您这是自投罗网。” “噢，不。”我说。 “灯光。请您关掉灯。” 我摁下开关，又坐到床沿上。“这笔钱汇入瑞士，赫尔曼夫人，汇到一个账户上。我星期四在苏黎世，期待着到时候在那里能拿到钱。” “您怎么想得起来的？这么大一笔！我怎么能这么快弄到这么多钱而又不引起注意？” “您有一位勤勉的全权总代表啊，”我说，“对他来说会很容易。我要把这一千五百万存在一家您在那里有一大笔财产的银行的账户上。这样交易起来就容易些了。我不要求替我把一千五百万现金送去苏黎世。我甚至没要求泽贝格先生亲自去苏黎世。”我业已查过了航空时刻表，订了机票。“我星期四上午十点在‘湖滨’酒店。如果您授权给我钱的那个人到十点半还不来，您就可以认为咱们的生意是吹了。” “在时间上绝对行不通，这……” “您闭嘴，”我说，“时间上行得通。赫尔曼夫人，如果您不照我说的做，如果新闻界获悉此事，那么您尤其是您的朋友们再强大也没用——真相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这样靠恫吓和恐怖压下来。有几位先生将在牢狱里度过他们的余生——首先是您。” “我不坐牢！我宁可自杀！” “您宁可付钱。我还没说完。除了这笔我用作急用的一千五百万，从现在开始直到我死去，我要求您每月支付五万法郎。我会告诉您如何支付的。如果哪一回付款拖延超过十天，如果我死于非命，如果你们想干掉我……您从黎贝勒那儿听到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对于您和您的朋友们来说，一千五百万和另外这一小笔算得了什么？你们可以分摊。跟维护名声、您的银行、科德公司、您的自由——以及继续从事至今为此的如此肮脏的生意相比，这笔数目算得了什么？还有当然更肮脏得多的生意！” 伊尔德·赫尔曼说：“您应该死去。应该让您慢慢死去，应该让您痛不欲生，那么痛苦，痛得全世界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您不应该希望我这样，赫尔曼夫人。”我说，“如果因为您的责任发生了这种事，您也就完了。”我站起身，“我等到明天晚上，等您电话告诉我，您的一位委托人于星期四十点在‘湖滨’酒店跟我碰头。请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或者您让别人打电话。您只需讲，碰头地点照旧。” 她的双手在床单上不停地搓来搓去。她眼睛半闭，呼吸很压抑。 “说到那每月的支付，我还会告诉您，我希望怎么做——至少是开始几笔，直到一切进入正轨之后。对了，在苏黎世，我想要您的亲信先交给我八十万马克，我要将它们存入一个账户。然后咱们再碰头一次。第二次我要求将一千四百二十万转到那个账户上。”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头一回不会是单独一个人，我不想我的陪伴者认识户头上这个高额数目。第二次碰头时就是我单独一个人了。” “那位黛尔菲娅，”伊尔德说。“您想带上那位黛尔菲娅去，让她在户头上一同签名。” “正确。”我说，“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告诉了我的公司那样，我们相爱了。万一我遭遇了什么不测，我不愿黛尔菲娅夫人受苦。这笔钱是留给她的，但是她现在没必要知道此事。” “您是个魔鬼！” “而您是个女凶手。我刚刚失去了我的工作，赫尔曼夫人。我谁也不再顾忌。请您不要忘记，下星期一我想要您的招供。如果我得不到它，我就不在乎钱，把我的材料交给新闻界和国际刑警组织。我不知道您会坐多长时间的牢。有些人还会在那里面坐到很老。我现在离开您。您叫泽贝格先生进来，把全部情况告诉他吧。我肯定，他会急切地建议您接受我的建议。请您通知其他人。他们都会同意泽贝格的看法。好了，我在‘庄严’酒店等您的电话。不用说，如果您想告诉黛尔菲娅夫人这笔交易的话，我也会通知新闻界。明白了吗？” 她默然不语。 “我要您讲明白不明白！” “明……明……白。”她吸气，“我……恨……您……” “恨吧，恨吧。”我说。 她突然像疯子似的喊起来：“但是不及我对我哥哥的恨！不，不及对他的恨！我从没有像恨我哥那样恨过别人！从没有那样恨过别人！” 她透不过气来。 泽贝格闯进来。 “天哪，出什么事了？” “夫人马上就会告诉您。”我说，“再见，赫尔曼夫人。再见，泽贝格先生。”我离开卧室。一个仆人默默地带我穿过房子，下楼来到门厅，门外停着一辆遮篷吉普车。这一天又是非常热，但我甚至觉得这炎热挺舒服。我钻进吉普，方向盘后的另一个仆人开动了。我靠回到我的座位上，心情舒畅，十分舒畅。在驶过时我看到了那尊双面头塑像，上面停栖着一只大花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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