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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说不肯给我一毛钱，但是我离开饭店之前，其中—个家伙借给我一块钱。我一见到公用电话就打电话到我妈妈住的贫民之家。但是，一名修女说：“甘太太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 我问她去哪儿了，修女说：“不知道——她跟一个新教徒跑了。”我谢谢她，挂上电话。说起来，我是有点儿安心了。起码妈妈跟某个人跑了，不再待在贫民之家。我想总得找到她。但是，老实说，我并不急着找她，因为她铁定会为了我离家之事对我又哭又叫又骂，就好比天绝对会下雨那么铁定。 天果真下雨了。淋得一身湿的猫儿、狗儿和我找到一个遮雨篷躲在下面，直到有个家伙出来把我撵走。我全身湿透又冷，经过一栋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看见人行道中央有个大大的塑胶垃圾袋。我走近时，袋子动了一下，好像里面有东西！ 我停下来，走到袋子前面，用脚尖顶顶它。突然间，袋子往后跳丁四尺远，一个声音从袋子底下传出，说：“滚开！” “谁在里面？”我问。 那个声音说：“这是我的暖气栅，你去找你自己的。” “你在说什么？”我说。 “我的暖气栅，”那声音说，“别碰我的暖气栅！” “什么暖气栅？”我问。 突然，塑胶袋略微抬高，一个家伙探出头来，眯眼看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白痴似的。 “你刚到城里还是什么？”那家伙说。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我只想躲雨。” 垃圾袋底下那个人模样真可怜，头发半秃，几个月没刮胡子，眼睛红通通布满了血丝，牙齿基本掉光了。 “唔，”他说，“既然如此，我想让你待一下倒无所谓——”拿去。”他伸出手递给我另一个折好的塑胶袋。 “我要怎么用这袋子？”我问。 “打开它，钻到袋子底下，你这笨蛋——你不是说想躲雨。”说完他拉下垃圾袋重新遮住自己。 唔，我照他的话做了，老实说，真不赖。暖气栅底下会冒出热气，使袋子里头暖呼呼的，舒服又可以躲雨。我们罩着垃圾袋并排坐在暖气栅上。半天，那家伙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甘，”我说。 “啊？我也认识个家伙叫阿甘。很久以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丹恩。”他说。 “丹恩？丹恩？——喂，且慢。”我说。我掀开垃圾袋，走过去也掀开那家伙的袋子，果然是他！没有腿，坐在一辆装着滑轮的小木车上。起码苍老了二十岁，我几乎认不出他。不过，是他，没错。是丹恩少尉！ 从陆军医院出院之后，丹恩问到康涅狄格州想重拾教鞭教历史。但是历史这门课没有空缺，于是学校要他教数学。他憎恨数学，况且，数学教室在二楼；他没有腿，上楼吃尽了苦头。同时，他老婆跟一个位在纽约的电视制作人跑了，并且以“性情不合”为由诉请离婚。 他染上酒瘾，丢了工作，游手好闹了好一阵子。小偷把他家搬空了，而医院给他装的义肢尺寸不合。过了几年，他说，他索性“放弃”，过起流浪汉的生活。他每个月都会领到一些伤残抚恤金，但是他多半把它送给了别的流浪汉。 “我也说不上来，阿甘，”他说，“我想我大概只是在等死吧。” 丹恩给了我几块钱，叫我去街角买两瓶“红匕首”。我只买了一瓶，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份现成的三明治，因为，我已经一整天没吃过——点东西。 “唔，老友，”丹恩喝下半瓶酒之后，说，“谈谈咱们分手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我就说给他听。我告诉他，我去过中国打乒乓球，还有找到了珍妮，参力加“裂蛋”合唱团和示威游行，我还把勋章扔了，结果坐牢。 “嗯，这件事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医院里，也想去参加游行，不过我想我不会扔掉我的勋章，你瞧！”他说。他打开外套纽扣，里面的衬衫上挂满了他的勋章——紫心、银星——起码有十几二十枚。 “它们让我想起一些事，”他说，“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事——战争，当然，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失去了太多东西，阿甘，不只是两条腿。还有我的锐气，我的灵魂。如今只剩下一片空白——原先我的灵魂所在之处，现在只有勋章了。” “可是，你说的那个管理一切的‘自然法则’呢？”我问他，“我们每个人都得配合的‘万物规划’呢？” “去它的，”他说，“那净是哲学屁话。” “可是打从你告诉我之后，我就一直照着它去做。我顺势而行，尽力而为。尽量做对的事啊。” “唔，也许它对你管用，阿甘。我原以为它对我也管用——可是瞧瞧我。瞧瞧我，”他说，“我有什么用？我是个他妈的缺腿怪物。一个混混。一个醉鬼。一个三十五岁的流浪汉。” “还算好啊。”我说。 “哦，是吗？怎么个好法？”他说。这话可难倒我了，因此，我继续跟他说完我的经历——被扔进疯人院，然后被送上太空，又掉在食人族的村子里，还有公苏、弗芮区少校和小黑人等等。 “呃，我的天，阿甘小子，你可真是奇遇连连，”丹恩说，“那你怎么会落得跟我一起罩着垃圾袋，坐在暖气栅上面？”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不打算久留。” “那么，你有什么主意？” “等雨一停，”我说，“我就去找珍妮。” “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会查出来。”“听起来你似乎需要援助。”他说。 我望向丹恩，他两眼在胡子后面闪闪发光。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才需要援助，不过我不介意。 老丹和我那天晚上找了一家廉价教会招待所投宿，因为雨一直未停，丹恩付了一人五毛钱的晚饭钱，和两毛五的床铺钱。只要你肯坐在那儿听布道等等就可以免费吃晚饭，但是丹说他宁可睡在雨地里，也不愿浪费宝贵时间去听一个唯圣经是从的人说他对世事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丹恩借给我一块钱，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波士顿找摩西，从前“裂蛋”合唱团的鼓手。果然，他还住在老地方，而且完全没想到我会联络。 “阿甘——我真不敢相信！”摩西说，“我们以为你玩完了！” 他说“裂蛋”散伙了。费波斯坦答允他们的钱统统被一些开支什么的耗干了，而且出了第二张唱片之后就没人再找他们签约。摩西说现在的人听一种新的音乐——“滚石”、“老鹰”，还有什么的——“裂蛋”的成员都离开了，找到了正经工作。 摩西说，很久没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华盛顿示威游行，而我被捕之后，她又回来跟“裂蛋”合作了几个月，但摩西说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说有一次她在台上哭了，他们不得不用乐器演奏填塞那一场表演。之后，她开始喝伏特加，演出迟到，他们正打算跟她谈谈，她却索性不干了。 摩西说他个人觉得她的行为变化与我有关，但是她始终不肯谈，过了两星期她离开了波士顿，说要去芝加哥，打那以后五年来他没再见过她。 我问他是否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她，他说也许他还存着她临走前留给他的一个旧电话号码。他搁下电话，过了几分钟回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除此之外，他说：“我一无所知。” 我要他保重，还说我要是去波士顿一定会去找他。 “你还吹口琴？”摩西问。 “呃，有时候。”我说。 我跟丹思又借了一块钱，打电话到芝加哥。 “珍妮·可兰——珍妮？”一个家伙接电话说，“对了——我记得她。一个蛮漂亮的小姐。好久了。” “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她临走的说她要去印第安那波里。谁知道？她在‘天波禄’那儿找到了工作。” “哪儿？” “天波禄——轮胎工厂。你知道，做轮胎的——汽车轮胎。” 我谢过那家伙，回去告诉丹恩。 “唔，”他说，“我从没去过印第安那波里。听说那边秋天很美。” 我们先是想拦便车离开华盛顿，但是运气不佳。后来—个家伙让我们坐在一辆运砖卡车的后面，坐到市郊，但是之后就没人肯载我们。我猜想大概我俩模样太奇怪——丹恩坐在他那辆小滑轮车上，我这大块头站在他旁边。总之，丹恩说咱们何不搭巴士，他的钱够买车票。老实说，拿他的钱我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他想去，而且，让他离开华盛顿也是件好事。 于是，我们搭上赴印第安那波里的巴土，我把丹恩放在我隔壁的座位上，将他的滑轮车塞在上方的架子上。他一路喝“红匕首”，说这世界真是个鸟地方。也许他说得对。我也不知道。我终究只是个白痴。 我们在印第安那波里市中心下车，丹思和我站在街上正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一名警察走过来说：“不得在街上游荡逗留。”予是我们就往前走。丹恩向一个家伙询问“天波禄轮胎公司”在哪儿，结果它在市郊，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走了一阵子，没有人行道了，丹恩没办法推他的小滑轮车，于是，我把他夹在腋下，把滑轮车夹在另一边腋下，继续走。 大约到了中午，我们瞧见一个大招牌上写着“天波禄轮胎”，推测到了地头。丹恩说他在外头等，我就走进去，柜台有个女人，我问她可不可以找珍妮·可兰。那女人看看一份名单，说珍妮在“补胎”部门工作，但是除了工厂员工，外人不得入内。呃，我呆站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办，那女人说：“这样吧，甜心，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午休了，你何不到大楼旁边去等。也许她会出来。”我就照这么做了。 一会儿出来了许多人，接着，我瞧见珍妮独个儿穿过一扇门，走到一棵树下，从纸袋里取出一份三明治。我走过去，悄悄来到她背后，她坐在地上，我就说：“这三明治看起来可真好吃。”她根本没抬头看。她一直盯着前头，然后说：“阿甘，一定是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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