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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一个非常舒爽的日子，我们决定该开始收成第一批虾子。我和公苏天亮即起，到池塘撒下一张渔网，然后横着拖过池塘，直到渔网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公苏先试着拽起网，接着我试试，然后我们一起用力拽，最后，我们终于明白渔网并没有被绊住——是装满了虾子拖不动！ 那天直到傍晚，我们收获了大概三百磅的虾子，然后，花了整个晚上将这些虾子以大小分类整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虾子装进篓子里，扛到小船上。虾子太重，我们划向贝特河镇的途中差点翻船。 镇上有家海产包装厂，公苏和我将虾子从码头拖到磅秤室。整个计算过之后，我们拿到一张八百六十五元的支票！这大概是打从在“裂蛋合唱团”吹口琴以来我赚到的第一笔诚实钱。 前后将近两个星期，公苏和我天天收网取虾，运到包装厂。等收成终于完毕，我们总共嫌了九千七百元零二十六分钱。这养虾生意成功了！ 呃，我跟你说，朋友，这可是件快乐的大事。我们装了一篓八加仑的虾子送给巴布的爸爸，他真开心，说他以我们为傲，真希望巴布也在。之后我和公苏搭巴士到本比耳去庆祝。我先去公寓看我妈妈，等我告诉她赚到这些钱等等之后，果然，她又泪汪汪了。“哦，阿甘，”她说，“我真以你为傲——一个智障可以这么有出息。” 总之，我把计划告诉妈妈，也就是明年我们将增加两倍虾池数量，需要人管理收入支出等等，我问她是否愿意做这个活儿。 “你是说，我得大老远搬到贝特河去？”妈妈说。“那儿又没什么热闹的，我要怎么打发自个儿？” “数钱啊。”我说。 之后，我和公苏到城里饱餐一顿。我去码头给公苏买了一大串香蕉，然后给自己安排了一顿顶大的牛排晚餐，配上芋泥和青豆等等。而后我决定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啤酒。走着走着，经过岸边一间昏暗的酒馆，我听到一阵洪亮的咒骂和吼叫：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认得那个声音。我探头进门，果然，是当年大学的寇蒂斯！ 寇蒂斯见到我好开心，骂我是混蛋、痞子、他妈的，所有他想得出来的脏话全出笼。原来，寇蒂斯离开大学之后参加了华盛顿“红人队”打职业美式足球，但是他在一个派对上咬了球队老板娘的屁股，就此被解约。他又在另外两个球队打了几年球，之后，他找了一份码头装卸工的差事，他说这差事适合他在大学受的那么丁点教育。 总之，寇蒂斯请我喝了两杯啤酒，我们聊天叙旧。他说，“蛇人”原本在“绿湾罐头队”打四分卫，但后来跟明尼亚波里“维京人队”赛球，中场休息时间被逮到喝了一瓶波兰优特加。之后“蛇人”去纽约“巨人队”，直到有次他跟“公羊队”赛到第三节他叫出“自由女神”战法。“巨人队”教练说，打从一九三一年起职业球赛就没有人叫过“自由女神”战法，“蛇人”根本不该用它。但其实，寇蒂斯说：那根本不是“自由女神”战法。据寇蒂斯说，其实是“蛇人”吃药吃傻了，该传球时他完全忘了扔球，左后卫刚巧瞧见这情形，于是跑过来绕到他后头拿下球。总之，寇蒂斯说“蛇人”现在在乔治亚州某地的一个小球联当助理教练。 两杯啤酒下肚，我想到个点子，于是告诉寇蒂斯。 “你愿不愿来替我工作？”我问。 寇蒂斯又叫又吼，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他是想问我要他干什么活儿。于是，我告诉他养虾生意以及要扩大经营的事。他又咒骂喊叫了一阵子，但他说的大意是“好”。 就这样，那一整个夏天、秋天、冬天和次年春天，我们拼命工作，我和公苏和寇蒂斯，甚至也给了巴布的爸爸一份工作。那一年我们赚了将近三万块，而且生意愈做愈大。情况好得不能再好——妈妈几乎完全不再嚎哭了，有天我们甚至还看见寇蒂斯微笑了一下——不过，他一瞧见我们在看，他就打住笑意，又开始咒骂。然而，就我而言，心情并不如应有的那么快乐，因为我常想到珍妮，挂念她会有什么遭遇。 一天，我决定要处理这件事。那天是星期天，我穿戴整齐搭巴士到木比耳，来到珍妮的妈妈家，我敲门时她坐在屋里看电视。 我表明身份后，她说：“福雷斯特·甘！真不敢相信，请进！” 唔，我们坐下聊了一会儿，她询问妈妈和我的近况等等，我才终于问起珍妮。 “哦，近来我几乎没有她的消息，”可兰太太说，“我想他们是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什么地方吧。” “哦，她有室友还是什么？”我问。 “欧，你不知道啊，阿甘？”她说，“珍妮结婚了。” “结婚？”我说。 “是两年前的事。她一直住在印第安那州，后来搬到华盛顿，接着我就收到一张明信片，说她结婚了，他们要搬到北卡罗莱纳州的什么地方。要是有她的消息，你要我转告她什么吗？” “不用了，”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或许就跟她说，我祝福她。” “我一定会跟她说，”可兰太太说，“真高兴你来看我。” 怎么说呢，我想，我应该对这个消息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却不然。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跳，双手又冰又湿，只想找个地方把自己缩成一团，就象巴布中弹死去那一次，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在一户人家的后院找到一丛灌木，我钻到树丛下面，把自己倦成一团。我好像还开始吮拇指，这个动作我已经好久没做过，因为，我妈总说这是白痴的征兆——除非他是个婴儿。总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待了多久，我想大概将近一天半吧。 我并不怪珍妮，她不得不这么做。终归，我是个白痴，虽然有些人口里说他们的老婆丈夫是白痴，但是他们永远无法想象跟真正的白痴结婚会是什么景况。我想我的感受大体上是自怜，因为不知怎的我居然真相信珍妮和我总有一天会厮守在一起。所以从她妈妈口中得知她结了婚时，我就好像内心有一部分死了，而且永远不会活过来，因为结婚不象跑掉。结婚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夜里不知什么时候我哭了，但是并不怎么管用。 近傍晚我才爬出灌木丛，返回贝特河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想说出来也没什么益处。池塘还有些工作要做，修补虾网之类的事，我就独个儿去做。等做完了，天色已黑，我作了个决定——我要整个人投入养虾生意，拼了命去做它。我只能这么做。 我就这么做了。 那年，不算上开销我们赚了七万五千块，生意做得太大，我不得不多雇些人手来帮我经营。其中之一是“蛇人”，当年大学的四分位。他不太满意目前在小球队当助理教练的工作，所以我就让他跟寇蒂斯—起负责疏浚和泄洪的工作。我得知高中的费拉斯教练退休了，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工作，连同他那两个也已退休的打手训练员，一起负责船上和码头上的工作。 没多久，报纸得到风声，派了一名记者来采访我，做一篇类似“乡下孩子出人头地”的报导。报导是星期天见报，配了一张我和妈妈和公苏的合照，标题是：“正牌白痴在新奇海产实验中找到未来。” 总之，新闻见报之后不久，妈妈说我们得找个人帮忙她分担部分记账工作，因为，我们赚的钱太多了。我的确考虑了好一阵子，然后决定联络崔伯先生，因为他在退休之前就已做生意赚大钱。他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搭下一班飞机赶来。 崔伯先生来到这几一个星期之后、他说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谈谈。 “阿甘，”他说，“你在这儿做出的成绩实在了不起，但是体的事业已经到了需要正正经经做些财务计划的时候了。” 我问他什么财务计划？地就说了这番话：“投资啊！多元化啊！听我说，照我看，下一个会计年度你的利润大约是十九万元。再下一年会将近二十五万元。这么高的利润必须做再投资，否则国税局会把你课税课得精光。再投资正是美国的贸易精髓呐！” 我们就照这样做了。 崔伯先生负责打点一切。我们成立了几个公司，一个是“阿甘贝类公司”，另一个是“公苏标本蟹类公司”，还有一个是“妈妈小龙虾食品有限公司”。 话说，二十五万利润变成了五十万，又过了一年，一百万，如此倍数成长，四年之后生意成了年利润上百万的事业。如今我们有将近三百名员工，包括“屎蛋”和“蔬菜”，他们在摔跤擂台上的风光岁月过去了，我们安排他俩在仓库搬运柳条箱。我用各种法子寻找丹恩，但是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倒是找到了摔跤经理人麦克，安排他负责公关和广告。他听从崔伯先生的建议，居然请了玛丽莲·梦露替我们拍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样，她跳着舞说：“尝过公苏的螃蟹才算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有了一支冷冻卡车车队，还有一支虾、蟹和鱼捞船队。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一栋办公大楼，还大笔投资房地产，例如共同社区、购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权。我们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学的英文教师，他因为猥亵学生被炒了鱿鱼，我们让他在妈妈的食品公司当厨师。我们还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荣誉勋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陆军扫地出门。崔伯先生让他负责：“隐密活动”。 妈妈径自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象我这样一个企业主管不该住棚舍。妈妈说，公苏可以继续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装，拎个公事包，活像个律师。我一天到晚要开会，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语言似的屁话，人们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还赠我市钥，请我当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个人跑来办公室，说要请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是当然人选，”这家伙说。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装，吸着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莱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战争英雄、知名太空人、两位总统的密友——夫复何求？他问。他名叫克拉斯顿先生。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她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 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阿甘，”克拉斯顿先生说，“你就要去华府哆。” 情况看来似乎是这样。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时的口头禅。人们在街上，从巴士上、汽车上，叫喊这句话。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了不少时间跟民众阐释这句话的涵义。牧师在讲经坛上高声宣读这句话，孩童在学校唱这句口号。情势看来我铁定当选，而且，事实上，我的竞选对手狗急跳墙；把他自己的口号改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担心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要尿尿”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没多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派出调查记者来探究这件事。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态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们开始挖我的过去经历。一天，新闻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参议员候选人一生浮沉”头条标题这么写。 首先，他们报导我大学一年级就被退学。接着他们挖出珍妮和我去看电影我被警方拖出戏院的鸟事。然后他们登出我在玫瑰花园向约翰逊总统露屁股的照片；他们四下调查我在波士顿跟“裂蛋合唱团”演出的那段经历，引述旁人说我吸大麻，还提到在哈佛大学涉及一件“可能的纵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调查出我向国会山庄扔勋章被起诉，而且被法官判决送进疯人院观察的事。还有，他们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经历，并知道我绰号“笨瓜”。他们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绑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们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说我涉及一桩“跟一位知名女星有关的好莱坞性丑闻”。 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士顿跟“裂蛋”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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