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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文本或三种阅读方式在我经历肥年代的几乎全部过程中都没有得到解决。其一来自我出生的工业小镇，我的母亲来自劳动阶级，我父亲那一边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些阶级属性比起全镇所有白人劳动阶级的特点来并不重要；它们把这个世界和它们本身解释为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努力工作却收入甚少，你感激地接受并一声不出；你投票给共和党，因为它们正确，根本不作任何期望；事实上你对任何事情都从无指望，尤其是不期望最终会得到什么。这是这个紧张的世界解读贫民区里沉默的瑞典人的方式，还解读这迄今为止大多数对已经发生的变化从不关心的人们。这一观点或解读与报纸或电台无关，除非某些报道证实了它无望的真实，如勤劳、羞耻的尼克松在民主党人和新闻界精明的家伙手中所面临的精神苦难，或越南战争的失败。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上在这个词的狭义中根本不需要阅读，因为它不知道如何对任何音乐作出反应，或者它根本不作任何反应，酒吧里没有自动唱机，去工厂工作的路上也没有交通事故。但是它确实不时地产生自己的文本，而且那些故事和笑话只能以其本身的阅读方式来读。我去年夏天到工厂劳动时听来的一则笑话，就是这一类：似乎有两个家伙，彼得和查理，他们都已在工厂里工作十五至二十年了，每天在餐厅里吃午饭，一天他们下班后在餐厅里坐了下来，彼得打开他的饭盒，大叫一声，“花生酱！”他说。“天天他妈的花生酱，我受够了！”他把三明治扔到了墙上。 当彼得停止扔三明治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查理走了进来。“嘿，冷静一下，老伙计”，查理说，“没有必要那样，如果你不想吃花生酱的话，让你老婆给你准备点别的什么。” “你他妈不让我老婆做这种事！”彼得说，“我只好自己弄他妈的午饭了！” 我在60年代学会的第二种阅读方法，产生于同样的恐惧和愤怒，但是在1971级阿姆赫斯特学院的一种新的语境之中。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和妹妹正躺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坐在盥洗室内来完成我的索福克勒斯剧本。几个月后，我整夜不睡，站在一张椅子上，把《浮士德博士》全都吃到肚子里。站在椅子上阅读，如果你睡着了就会伤到自己。或者干脆去睡觉，明天有更多时间读它，承认你真的是来自乡下的蠢笨的文化猿人。“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本雅明写道。当然，他当时不够红也不够经典，还不足以列入我的指定的阅读书目，我的动机也几乎一样：用四年的时间去追赶，打败我们班任何一个有钱的杂种，搬走和斗倒他们一直拥有的任何他妈的文化的杂碎。否则我根本就没有权利呆在那儿。 在1967年到1971年间，没有人比我对西方文明这门深更用心，没有人比我对学生激进分子和他们的政治家更轻视。当阿姆赫斯特的学生激进分子在分发了一夜油印宣传品之后，拖着他们沉重的屁股回到食堂的时候，又继续喧闹着讨论文化革命或下周的反战游行了。我那时捡起他们的万宝路烟头，拿走他们没吃掉的鸡蛋和面包；在他们走开去研究这个夏天巴黎1968年5月风潮的余波的时候，我回到工厂忙碌起来，在他们不在和睡觉的时候，拿走他们的尼采、莎士比亚和乔伊斯。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春天他们关闭了校园的时候，我整天缠着我的英语教授，要求他同我讨论教学大纲上的最后一本书，普鲁斯特的《天鹅之路》（Swann’s Wny by MarcelProust）；为什么在60年代高潮到来的四年里，我确实写了一本激进的政治作品，征询过北安普顿附近工人阶级邻居们对于战争的看法，而这是我的富人同学中没有人能做到的。我相信这种思想的调查就是告诉人们要思考的东西。所以，表面上，这种阅读着起来像是可以想像的最保守的、最机械的，但它也是一种个人的不合常情的阶级斗争被民众完全认可的东西。这些民众看上去不仅理解我，而且实际上也期待着我，我与他们虽然天天疏远，但仍然是我们胜利与成功的一个的的确确的标志。 另一方面，不管第二种阅读如何“有机地”得到了发展，它仍是阶级的一种双重束缚，这种束缚使成功注定无法实现，按我心里的城市标准行事就是发现我自己孤独。所以必须有第三种文本，另一种阅读，这种阅读既不能挡住外面的世界压抑的怒火，也不能使高尚文化变为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争。还在我离家之前，我就已经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买了两张唱片，飞机乐队的《超现实的枕头》和甲壳虫乐队的《胡椒中士》，据我所知，这是本市迄今尚存的独家唱片。我曾反复地放，反复地研究过。同样，在阿姆赫斯特时我买了一本从各种各样的地下报纸收集起来的文章选编：《来自新地下组织的注解》（Jessie Kornbluth 编辑），在家里关上门读它，重放着某些曲子，好像它们是从我偶像般地崇拜着的道尔斯、亨德里克斯或奶油乐队的唱片中剪下来的一样。 当我读到金斯堡的“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倾听我的声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健康的超过14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应该至少试一下化学药品LSD（麦角酸酞二乙胺，一种致幻药物）。”我马上尝了一下，真是既简单又重要的逃避手段。在所有反律法道德的人都有的谵妄症里，在其白人廉价消费者的超现实的幻觉中，反传统文化成为我的经典，化学的规律和预言掩盖了我美国乡下人愤怒的红脖子，而又从不想换掉它。那种方式，多亏了我有阅读连环画和欣赏“感恩而死”的经验，从1968年的芝加哥到1971年的阿提卡，都是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起义，植皮士反对广场乐队，滚石反对直接，疯狂反对理智，生与死等等；所以当事情的发展难以应付的时候，你只须将其束之高阁，静观其变，直到老的家伙死掉，我们取而代之，这以后就万事顺遂了。 因此，作为三种阅读方式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的时期，我的60年代开始得迟，结束得早，大致从1967年的9月我读素福克勒斯的那晚起，到七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伯克利的时候止，那是1974年，一位正被我追求的女子带我到校泳池游泳，于是我得以遍观那些金色的皮肤，美丽的躯体和泳装从水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在浴巾上伸展开来，正在读着《古拉格群岛》。那泳池里一定有100位我这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助年代后期走出了大学，走上了斗争的前线。他们当中足有25人正在读索尔仁尼琴，书的银色封面在我的眼中闪着光；至少我知道赖希（Charfes Retch）是错的，新时代就要来到。更多的其他神灵就会随之而来——起码不是来自在战争真正结束的时候远赴东南亚的美国歼击舰上。这一次航行最终把我推上了明确的激进政治的道路。但今天我必须承认激进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力量，一方面产生于它同喀皮上正在发展的关系中，产生于一切大麻带来的恐惧与梦想之中，产生于二者之间的弧线上；另一方面，同样永无止境的苦难和愤怒仍然没有表现出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世界上，惟一的自由经常是拒绝读书。这样一个循环，其消极和积极的两端经常会发生反转，是我从解读60年代的自己中所得到的主要遗产。 （张振成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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