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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法律顾问豪斯金斯在把出席听证会的传票和投诉书递交给斯考特·凡·克里夫的当天，听证会的另一个程序亦同时启动起来。这便是选出三名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审理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一案。 根据法律，两名成员必须是内科或外科大夫，从一百三十一名州委员会专业成员中选出。第三位委员会成员不是学医的，从三十七名非医学专业成员中选出。所有专业成员都是根据医学和外科协会的推荐选出。但非专业成员则都经州长的认可而直接任命，州长可以利用这一权力奖赏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给他们一个名誉上的头衔，但实际他们基本无事可做，也没特殊才能。 为听证委员会选出的三名成员中，有一名将被指定为主持听证会的主席。 第一位被指派的专业成员是来自白平原的家庭医生莫里斯·特拉斯科特。特拉斯科特年事已高，不得不压缩出诊次数，为此他比其他医生的时间充裕得多。 出于对克劳迪亚的死因和性质的考虑，第二位被指派的专业成员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格莱迪斯·沃德医生。沃德虽刚过不惑之年，却已在纽约大都会地区为自己赢得了著名手术和女性癌症病专家的名声。 在审阅委员会三十七名非专业委员名单，以便挑选听证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时，州委员会主席的目光落在了克莱伦斯·默特的名字上。默特是做生意的，退休前把自己的不动产股票都卖给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故而州委员会主席觉得指派默特正巧可以讨好不动产大亨施托伊弗桑特。他还任命默特来主持福莱斯特的听证会。 为使听证会符合法律程序，还需按要求任命一位行政官员。其职责是就程序问题或证据或证辞的可接受性作出裁决，因无论是听证会的专业或非专业委员都不具备法律知识。行政官员就等于是法官，尽管他不主持也不表决。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权限比法官还大，因为听证会的程序很灵活，因而行政官员可以适当发挥，甚至听从自己偏见的影响。 当位于纽约州首府阿尔班尼的州卫生委员会得知要任命一位行政官员时，州长办公室立即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谨慎地提了一个要求，答复同样是谨慎的口气：“近来州长在选举中得到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在资金方面大力的支持，但任命行政官员的事不能受外界影响的左右。” 此话的意思是不打算任人为亲，但明确无误地暗示出，州长的意图是要把这一差事犒赏给在政治上对他效忠的人。 按程序规则，行政官员必须从州卫生部的法律人员中选出，与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无关，其表面的意思是为了避免给人一种偏见的印象。 当消息传出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此次听证会极为关注，听证会还要任命一名行政官员时，州参议员弗兰西斯·卡希尔便决心插手此事。卡希尔利用他在议会中的影响，设法使这项任命落在了他外甥凯纹的头上。 律师凯纹三十初头，最早是通过他舅舅的后门在州卫生部谋到一份律师工作。凯纹干得恪尽职守，但也无甚突出的业绩。 曾经一度，弗兰西斯舅舅觉得为他这个毫无起色的外甥安插工作，实在是白白浪费了他政治上的关系。因为参议员曾预想，凯纹也将像多数年轻律师一样，在政府机构混上一年半载，积累一些经验，建立一些私人关系，然后就利用这些自己出去单干。无论是在州府还是在华盛顿，靠兜售政府工作经历而吃饭的实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令弗兰西斯舅舅失望的是，凯纹偏偏没有这份野心。为此，参议员在为凯纹弄到了福莱斯特听证会行政官员的任命后，便请他外甥共进午餐。此时在政治圈内，人们已管这次听证会称做施托伊弗桑特听证会。 “凯纹，你妈妈在世时，有句话我从没跟她提起过。现在是我们两个大男人谈话，我不妨直说。我对你非常失望。” “为什么？”凯纹愕然地问。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早该跳出那个州政府的差事，自己单干了。我甚至和查理·海根谈过了，希望你能到他的事务所做行政法，处理州委员会乃至最终联邦委员会的案子。可你一直没表现出我期待的那股冲劲。” “弗兰西斯舅舅，我喜欢目前这份工作，”凯纹试图作出解释。“我感到我在保护纽约州人民的健康方面能尽把力。” “胡说，凯纹，”参议员雷霆大作。“没有一份政府工作是目的的本身。它们不过是单干时可资利用的踏板！” “我不想独自单干，”凯纹不服气地说。“我想按部就班地干下去，最后能混到委员会法律部门的负责人。” “荒唐！”他舅舅气愤地咆哮道。“如今我又在政治上领了个大人情，把你任命到施托伊弗桑特听证会上。千万仔细别坏了事。因为我听说施托伊弗桑特本人也决心出席每次听证。其实我还听说，要不是为了那个可恶的老家伙，根本不会有这次听证会。” “我已经看到了调查委员会的初步报告，”凯纹说。“听证会的结果可能有两种。” “决不允许有两种结果！”参议员大声说。“凯纹，你听我说！你不是希望某一天成为法律部门的头头吗？你不是想回报你舅舅为你做的一切吗？一定要听我的劝告。最有用的劝告。听证会期间，你做的每一次裁定必须要像最高法院做的判决那样。法律味儿十足，特专业。但万万不能在裁决时抵触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利益。我希望让他注意到你。给他个好印象。因为一旦法律部主任的职位出现空缺，我就能轻易地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帮忙，因为他欠你的人情。总之，你要想要那个头衔，就得去争。在听证会上争。明白吗？” “明白了，弗兰西斯舅舅。” “你去纽约出席这个听证会时，记住，受审判的不仅是福莱斯特医生，还有你！” 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业已选定，行政官员亦指派停当，阿尔伯特·豪斯金斯便开始着手起诉官方称之为的“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案件”。 听证会的日期日益迫近，斯考特·凡·克里夫因觉得自己的当事人从未与法律事务打过交道，便认为很有必要给她灌输与本案有关的法律知识，就像她曾对他讲解医学名词那样。 由于他们已经找到了关键性证人，腾出了晚上时间，斯考特便在晚饭后帮着凯特熟悉听证会程序，辩护时的各种战略，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性格上的冲突等。 为了避免让凯特深更半夜在空无一人的华尔街上行走，另外也不至干扰罗茜·庄的弹性作息时间，斯考特把与凯特会面的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他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私人公寓里，独自占据了整个第四层。凯特对此颇感惊讶，后来发现远不像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那幢白石头楼房实际只有二十一英尺宽。整个一层只包括一间面对后花园的起居室、一间小厨房、一间供一人住的不大的卧室和一间浴室。 她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极一般的单身汉的公寓，倘若有女人稍微布置一下，会给人一种温馨之感，但搞装修的却是专业人员，制造出一种霸道的气氛。 外出吃饭太耽误时间，斯考特就买回三明治，并用一只复杂的国外咖啡壶大张旗鼓地煮咖啡。 他们立即就进入工作状态。斯考特只吃喝了几口，就站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给凯特讲着，后者悉心倾听。 “暂且忘掉你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的关于法庭审判的情景。听证会和法庭不同。法律？有。证人？也有。但没有法官，主持者是委员会主席，做裁决的是行政官员。当然也没有陪审团，而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最后由他们作出决定。” “幸好不是审判，”凯特说。“这太好了。” “不对，其实更不利，”斯考特说，“取证的规则很不严谨。这意味着，我可以在法庭审判中排除的不利证词在听证会上却可以允许接受。评判你的是你的同行，而不是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况且眼下你们这一行正受到抨击，怨声载道。‘医生们都是吸血鬼，乱收费。’‘医生们关心的不是病人的健康，只贪图昂贵的外国车、免税的、实际是变相旅游的会议。’‘医生们钻医疗保险的空子，中饱私囊。’” “不对，多数医生并非如此！”凯特愤然地说。 “可老百姓这样想。这意味着医生们认为他们全体都在攻击之内。于是就像早期移民似的，医生们只能用牛车把自己围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圈儿，捍卫自己的职业。抵御公众，抵御媒体。也抵御引火烧身的同行，这类人中很不幸就包括……” “我，”凯特抢白说了出来。 “一点不错。” 凯特微微地点一下头，思忖道，他是不是想让我输掉？ “此事一边进行，你一边得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情的细节指点给我。但首先我要问你，你和罗茜有没有探清委员会中两位专业成员的医学背景？” “我查了《纽约州医学辞典》……” “医学辞典？”斯考特问。 “里面列出了州内所有内科和外科医生，有他们的简历，包括所上的学校、专业、隶属的医院、证书发放的委员会、科研成果等。” “整个学术生涯，”斯考特说。“对特拉斯科特是怎么说的？” “纽约市立大学。考耐尔医学院，贝利瑞医院实习的。住院医是在兰诺克斯山医院。1953年开始设私立诊所。没有专长，无委员会证书，”凯特说。“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时，他的护士说他不再接收新病人，他已处于半退休状态。” “此人不妙，”斯考特说。“你知道老辈知识分子的心态，怀旧情绪极为强烈。看不惯年轻一辈的同事，认为他们自命不凡。爱唠叨他们过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如今是投机取巧的年代。” “不过，”凯特说。“从他上的是市立大学看，他家庭并不富裕。或许对靠个人奋斗的年轻医生富有同情心。” 斯考特表示同意地说：“我们权且认为他立场中立。沃德医生呢？你知道多少？” “哈佛本科，耶鲁医学院。委员会发放的妇产科资历证书。还有肿瘤外科证书，”凯特说，“就职于圣路加妇科医院和长岛北岸医院。她还出过两本教材，若干篇论文。据我所知，她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好，很好，”斯考特激动地说。 “我对她可拿不准，”凯特说。 “根据她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为女子争夺权力的态度，她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女医生被送上十字架而袖手旁观，”斯考特自信地说。 凯特目无表情地摆摆头。 “凯特？” “罗茜一直在考虑将来干妇产科，所以她听过一次沃德的演讲。沃德面对一群学医的女生和女住院医直言不讳地说她积极支持女权运动。但也提出了对妇女的要求。在同样的条件下，她要求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罗茜听她说：‘一个黑人或犹太人失败的话，他代表的种族也就失败了。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失败也是此理。’” “口气很硬，”斯考特说。 “女强人，”凯特附和道。 斯考特在她名字旁打上一个大问号。 接下来他又就在听证会期间应如何表现，该说什么，该回避什么，指点了凯特一番。尔后便把凯特送上出租车，返身回到公寓，独自对案子进行清理和思索。 他又给自己沏了一杯咖啡。他一只手拿着杯子，按照豪斯金斯可能问及的顺序把与听证会有关的所有文件都陈列出来。 凯特所写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的复印件。她记录下来的、采取的每一步治疗措施的医嘱复本。她要求做的各种血液化验的报告，克罗宁护士所写的关于病人最后一次血压、脉搏、心跳等的记录。导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内出血发生时，为拯救她生命所采取的步骤和药物。 最后是那份揭露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因的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他还有一封特洛伊医生写的对凯特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虽不乏赞美之辞，但不外乎是鼓励凯特·福莱斯特增强信心，并祝她走运。 凯特的同行们要表示支持就再好不过了。这并非指对她无条件支持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或是可以为凯特的行为作证的护士克罗宁和比特哈德，而是指老一些的、有些名声的医生。他们的支持将对委员会产生影响。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表示。 斯考特想起一句俗话，美国入侵古巴失利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因引用这句话而使其流传很广。“成功有上千个父亲，但失败却是孤儿。”斯考特从没像现在这样对这句话体会得如此深刻。 他审阅着眼前的材料，觉得他最有利的证据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它同时却又是最致命的。 按证据陈述规则，委员会不允许凯特仅仅对病历照本宣科。她可以时不时看一眼病历，帮助她回忆，但必须用自己的话作证。而豪斯金斯在对她进行盘问时，却可以有选择地朗读病历，以便对凯特的证词、治疗决策以及那天夜里她所采取的各种医疗手段提出质疑。对于一个精明老练的起诉人员来说，刁难一位毫无经验的证人简直易如反掌。豪斯金斯恰恰是又精明又工于心计，因为他从事此行当己有十一个年头，别的什么都没干过。倘若他能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心满意足，就会得到他所觊觎的回报。在这种诱惑下，豪斯金斯将加倍玩命地置凯特·福莱斯特于死地。 对凯特具有毁灭性的惟一证据是解剖报告。就算斯考特能说动一些医生为凯特辩护，他们也无法解释验尸的结果，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倘若能诊断出宫外孕，手术治疗肯定能挽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他只有一样法律上的秘密武器：里克对克劳迪亚吸毒习惯的作证。里克对豪斯金斯构成双重威胁：他可以作证克劳迪亚吸毒，此其一；其二是他只要一出场，就不仅能使豪斯金斯及委员会成员大为震惊，还能令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措手不及。 斯考特做了个次日一早给里克打电话的记号。上次见面后他每天早上都打电话给里克，提醒他听证会的时间。但主要是确保里克仍呆在他所说的地方，随时准备愿意作证。 然而斯考特仍是焦虑不安，极想物色到一位名望很大的医生，出面证明凯特那天夜里采取的行动从医学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 他惟一可能挖掘出的人选是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凯特听说在几周前召开的各科主任会议上，弗罗因德曾为她说过好话。所罗门·弗罗因德最近已退休，所以对市立医院和卡明斯院长都不再有任何义务和责任。而且他欠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人情的可能性也不大。 翌日，斯考特在医院所罗门·弗罗因德的办公室找到他时，老头正从墙上把他最后一本证书和文凭摘下来。那些东西在墙上挂了多年，留下了二十六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印痕。 斯考特·凡·克里夫还没开口，就听老头咕哝道：“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头衔挺动听的，但却意味着人老了，该滚蛋了！唉，用不着别人撵我。时间一到我主动走人。” 他转过身看到了斯考特。“哦，年轻人，找我有事吗？” “我是个律师，”斯考特说。 “啊哈，死亡的天使！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是不是我四十年前看过的某个病人现在犯了头疼，告我治疗不当？”弗罗因德边说边把最后一份证书摞在其他证书上。 “我来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一事求你帮忙的。” “求我帮忙？不瞒你说，我同情那位女子，可我能做什么？”弗罗因德问。 “我在这家医院没能找到一位愿意为福莱斯特作证的医生。” “很自然。卡明斯已经发出了暗示，不管是谁，要是去为你的当事人辩护，就别指望在这儿长呆了。而谁又能怪他呢？他需要保住一座医院。医学界已今不如昔了，这也是我决定退休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病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经营的事屈居第二。当然了，如今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一年花的保险费能让过去的医生退休后过一辈子了。” “保险、医疗保健、政府费用，这些都把医院逼成了赚钱机构。受够了！反正我是受够啦！” 斯考特毕恭毕敬地听着老人的牢骚。 “大夫，我希望能找几个证人，证明凯特·福莱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病情时既未失职，也没偏离常规治疗方法。” “你知道我是神经科大夫，和施托伊弗桑特那姑娘得的病相隔很远。” “我试着接触过几位妇产科专家，都没成功，”斯考特坦白地说。 “这不奇怪。让一个医生为你的当事人作证就等于说：‘当时换了我，我也得像她那样处理。’这就是说，我要是那样处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就会死在我手里。哪个医生愿意说这种话？” “不过要是真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出面作证，便能起很大的作用。” 弗罗因德没有理会斯考特的请求。他着手把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拿下来，看着书脊上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分成几摞。一摞将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的捐赠给医院图书馆。斯考特感到他此行又是一无所获，便转身朝门口走去。 “嘿，孩子，”弗罗因德叫道。“这个——这个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斯考特说，心里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罗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么？” “星期一我就上路去玩耍了——报纸和杂志报导在佛罗里达海滩度假的人用的是不是‘玩耍’这个词？在灿烂阳光下‘玩耍’。星期一，我和内蒂也将加入玩耍人的行列了。我们星期一从这儿离开。机票，所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他又拿下一本大部头医学书，扫了一眼书名，放在小摞书籍之上。 “你知道，当医生的老婆真是味同嚼蜡，”弗罗因德说。 斯考特虽觉他的话不着边际，但仍没挪动脚步。老人显然在与自己的良心较劲。斯考特出于礼貌，只得听他把话讲完。 “过去那会儿，”弗罗因德说，“老婆，当然那时她只是未婚妻或女朋友。总之，我当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那会儿，我的内蒂经常独守空房，屡屡失望，都成习惯了。我的上班时间根本无规律可循。急救病人没完没了。我曾向她许诺说：‘内蒂，亲爱的，等我正式做医生时，就不会这样了。’后来的确不那样了，但变得更糟。成为一名正式的年轻医生后，你不分昼夜地得随叫随到。于是又是对老婆的许诺不算数，又是一次次的令她失望。” “等后来你站稳了脚跟，一跃而为医学教授了，条件是不是好多了？非也！别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病人生命垂危时，就给你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你得去帮着会诊。所以我只好向内蒂保证说：‘相信我，亲爱的。等我一退休……’她大笑，对我说：‘所尔，等我们上了飞机，空姐问咱们‘你们想喝点什么？’的时候我再相信你的话吧。’内蒂买的机票，安排的车子。星期一出发。而且，我们一卡车的家具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上路了。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去接家具。” “我明白，”斯考特同情地说。 “你根本不明白！”弗罗因德厉声说，但马上又缓和了口气。“连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你以为我是在拒绝你，拒绝福莱斯特医生？我真是别无选择。我下定了决心，这次决不能再让内蒂失望。再说那些法律上的事你也清楚。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治疗不当审判中当过证人。你去了，他们推迟了。你再去，他们又推迟了。你可以去一辈子，他们一万次地延期。实在对不住，年轻人。” 斯考特意识到会面结束了，虽然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弗罗因德，但一迈出医生办公室的门槛，他就把最后的、可能性最大的弗罗因德的名字从潜在的证人名单中划掉了。 物色证人不成功，斯考特只有三方面可以依靠了：凯特以及她在盘问下是否能做个挺得住的证人；他自己是否有能耐制服豪斯金斯找到的证人；最后便是里克·汤姆斯。 他目前必须立即采取的步骤是帮着凯特·福莱斯特练习如何应付未来几天她将面临的磨难。 凯特在斯考特的公寓里呆了一会儿后，就听后者说：“你作为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发生的事，你的观察和你的行动。除了这些不要多讲，不要主动说话。” “明白了，光回答问题，不主动陈述。” “这还不够，”斯考特说。“无论豪斯金斯如何歪曲你的回答，不要和他争。否则你就失去了一个理智聪明、有专业知识医生的风度，成了一个尖声乱叫、感情用事的妇女。” 凯特点头。 “现在演习一下。从你把布里斯科叫来开始。‘大夫，你为什么要把布里斯科叫来？’” 凯特佯装证人答道：“因为病人的症状和迹象极不明朗，而且她腹痛很像内脏感染，所以我觉得应该听一听一个外科大夫的意见，看是否有做进一步检查的必要。” “你指望布里斯科医生会怎么做？” “我简单给他介绍了病情后，指望他再自己做一遍检查。” “为什么？” “为什么？”凯特颇感迷惑，因为理由不言而喻。“为了听听别人的意见。” “意思是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否立的住脚拿不准，是这样吧，大夫？”斯考特模仿起起诉律师的敌对口吻问。 “这不是我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各种症状、化验结果都无法做出确诊。我想证实一下我没有漏掉任何可能性，”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咬住她的漏洞。“这么说你承认可能在治疗时忽略了某种可能性。” “我什么也没承认！”凯特激动地抬高了声音。“遇到一个疑难病症，我只是想听听另一个医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做法。” 斯考特没有答话。沉默片刻后，凯特声调缓和地说：“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是的，”斯考特说。“回答，‘你为什么把布里斯科找来？’的合适说法是‘听听另外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够了。另一种意见在医学界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千万不要说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之类的话。” 凯特点点头，决心不再掉进这类陷阱。 “我们接着练，”斯考特说。“大夫，布里斯科到达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讲了病人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还给他看了化验报告。然后他亲手进行了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 “什么结论？” “在病人的症状不明显之前，只能继续打点滴、做化验、观察她呼吸、脉搏、心跳等情况，”凯特说。 “后来呢？” “我又把病人一个血样送往化验室，就去看另一个病人了，”凯特说。“此外——”她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又主动说了？” “是的，”斯考特说。“这是本能。源于多数证人天真的想法：说出的事实越多，他们就可能相信你。你得学着克服这一点。” “再接着往下说，”斯考特说。“布里斯科走后往化验室又送了一次血样。你又处理其他病人。之后豪斯金斯也许会问：‘大夫，自从你把第二次血样送到化验室，一直到结果回来，其中总共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稍多一点儿，”凯特说。＼、 “这么说两个小时之内你对病人一直没有理会？” “我有其他病人！”凯特说，但马上又道歉说：“我是不是又争吵了？” “是争吵的口气，”斯考特说。“我的问题是，足有两个小时你对病人未加处理？” “克罗宁护士一直没间断观测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由于没有新的化验结果和明显的心跳、血压等变化，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是危险的。” 斯考特摇头打断她。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凯特说。“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予了病人必要的治疗。继续输液，继续观察她的心跳、呼吸、脉搏等情况。” “说得对。简洁，准确无误。让豪斯金斯无懈可击。” 凯特点头一笑。“我有点摸门儿了。” “是的。原谅我对你这么严厉。以后你会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斯考特说着电话铃响了。他因受到干扰，回答时没好气地说：“凡·克里夫！” “嘿，孩子，”弗罗因德声音温和地说，“用不着嚷嚷。应该礼貌地、颇有风度地问声好。” “你好，大夫，”斯考特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我把你的话跟内蒂说了。好像她一直在电视上收看施托伊弗桑特的事。她说：‘51年我们都等过来了，再为那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多耽搁几天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那一卡车家具怎么办？” “内蒂的兄弟比我聪明。他几年前就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他在那边替我们安置家具。要是你能保证让我星期一就完事，我就答应。” “哦，太好啦，大夫！真不知该怎么谢你。” “别谢我，应谢内蒂。你要是真谢她，她准说：‘何不给脑中风协会捐点儿钱。’那是她看好的慈善机构。让我作证时通知我一声。但得先让我看一眼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没问题。再次感谢，大夫。”他放下电话。弗罗因德，他将出面作证。 凯特松了一口气，颇受鼓舞地说：“他真好，肯为一个几乎是不认识的女人作证。” “我觉得他并不把任何一个年轻医生当生人看，”斯考特说。“噢，我们再来加把劲。星期一已经不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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