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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七点四十三分。丹尼尔刚做完祷告，实际上，整个做祷告的过程中他的心都未能平静下来，他一直在考虑着施姆茨和达奥得所窃取的资料。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始为晚上将召开的全体会议准备材料。这时，电话铃响了，接线员告诉他一个名叫万·杰尔德的先生想和他通话。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估计是个外国人。 “他说过是关于什么事吗？” “没有。” 可能是个外国记者。不顾总部对有关屠夫案件消息的严密封锁，这些记者仍试图打听出一鳞半爪的消息来。“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我过一会儿给他回电话。” 丹尼尔挂断了电话，把电话机往开推了推，但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他打算就让它响下去，不予理睬，但他最终还是抓起了话筒。 “探长吗？”同一个接线员，“还是那个万·杰尔德，他说自己是个警察，是在荷兰给你打电话，并说你肯定想和他通话，时间只能是现在——他今晚就要前往英国去度假了。” 荷兰警察？ “让他通话。” “好的。” 他焦急地等待着，担心那人会因不耐烦而拂袖而去。话筒里“嗡嗡”之声不断，接线员还在操作。从施姆茨和达奥得从凯瑟琳医院获得的资料来看，欧洲方面可能正在缩小调查范围。 “嗡嗡”声消失了，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听筒里传来一个男子雄浑、悦耳的声音，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丹尼尔探长吗？我是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的朱伯·万·杰尔德。” “你好……怎么称呼你的职务？” “警监。”万·杰尔德说道，“和探长相似。” 丹尼尔很清楚，警监的级别比探长要高。朱伯·万·杰尔德不好表现自己，本能地，丹尼尔不禁对数干英里之外的他产生了好感。 “你好，警监。感谢你打来电话，接通电话耽搁了你的时间，真是抱歉。” “其实是我的问题，”万·杰尔德说道，声音中仍充满了喜悦之情，“我忘了提及我的警察身份，我的印象是你们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已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们了。” “不，很抱歉，警监，他没有。” “没关系。我们应该谈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吗？今天早上，你的人给我们送了一些谋杀案的资料，其中有一些和我们这里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很巧合，所以我觉得应该和你们联系一下。我现在在休假，马上就要启程前往英国了，我夫人不允许再作任何的拖延，但我觉得应设法和你们取得联系，在我离开前应当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告诉你。” 丹尼尔又一次道谢，充满了感激之情：“你们那桩谋杀案发生在什么时间，警监？”“十五个月以前。” 十五个月以前。弗里德曼正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电脑上查阅有关情况。 “不堪启齿，”万·杰尔德说道，“显然是一桩桃色谋杀。我们对这个案子一直无从下手。我们的心理顾问专家说从众多的情况来看，这只不过是凶手一系列的谋杀案中的一件。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情况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我们也是。” “但既然没有发生第二起谋杀案，我们就有两种考虑：要么心理专家错了，要么凶手只不过是途经阿姆斯特丹，他到别处去继续他那残酷的娱乐去了。” “一个旅行凶手。”丹尼尔说道，告诉了他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情况。 “可怕。”万·杰尔德说道，“我曾试图要求美国人进行合作，这些人官僚作风十足，对我们的请求不予理睬，而心理顾问专家所预测的第二起相似的谋杀案又没有发生，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说到这里，这个荷兰人没有继续说下去，似有很深的负疚感。 丹尼尔不便说什么，便保持沉默。 “我们可以检查装有炸弹的手提箱，”万·杰尔德说道，“但这种恐怖活动我们却很难对付，不是吗？”“不错，”丹尼尔说道，“凶手可以随处买到杀人的凶器，即使同一件凶器反复使用，你也很难予以查证。” “凶手可能是个医生？” “这是我们的猜测。” “也是我们的猜测，探长，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这种猜测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国际刑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的备案记录中，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但是在1973年的9月，在萨姆伯克——印度尼西亚南部的一个很小的岛屿上却发生过一起几乎完全一样的凶杀案。你知道，印尼曾是荷兰的殖民地。我们曾向许多旧殖民地的地方警察局咨询过——他们每两年将其资料送我们审阅一次。我们的一个下手就是在筛选这些资料的时候碰到这个案件的。这个案件还是悬而末结，被害者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姑娘。” “起初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是同一民族的缘故——在阿姆斯特丹受害的女子也是个印度尼西亚人——准确点说，半个印度尼西亚人。是个妓女，名叫安简尼特·盖肯娜。凶手杀死她，可能是缘于某种原式的仪式或是复仇的冲动。但她的宗族和萨姆伯克并无任何关系。她的母亲是印尼北方人，父亲是个荷兰人，在印尼服役期间邂逅她的母亲，两人结为连理，并在十八年前返回了阿姆斯特丹。” “当我读到在那里居然发生了一起桃色谋杀案时，我真的感到很困惑，探长。萨姆伯克确实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有沙滩和丛林，还有极少的橡胶种植园，以及几片木薯地，也根本没有人到那里去旅游，惟一的例外就是那里曾经设立过一所名叫圣伊哥纳提屋斯的医学院。这个学校与天主教会毫无关系，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所四流的学校，未被社会广泛接受，教学设施简陋，但收费却极高——完全是所赚钱的学校，是一个很不谨慎的美国商人创办的，因为税收问题曾和当局发生过纠纷。印尼政府在1979年关闭了这所学校，但在1978年的时候它还在正常运转之中，学生有四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因为其它地方拒绝接受他们，他们才到这样一所破学校来，实际上也只有他们才能缴出那么高的学费。 我设法弄到了一份七二级老师和学生的名单，然后和盖肯娜遇害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出入境签证记录做了一下核对，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相同的名字。” 在万·杰尔德谈话的时候，丹尼尔掏出了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料库中查询到的那份受害者名单：1971年3月，洛杉矾；1973年7月，新奥尔良；萨姆伯克案正好落在这两个时间的中间。 “那份名录就在你身边吗，警监？” “就在我手头上。” “我给你念一些名字，看你的名录上有没有相同的。” “好的。” 丹尼尔从头念到尾。 “没有，一个也没有。”万·杰尔德说道，“太简单化了，肯定没这么简单，我的探长。” “不错。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亲自研究一下这份名录。” “今天我电传给你，怎么样？” “谢谢，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你们遇害者的情况，警监。” 万·杰尔德对发生在阿姻斯特丹的凶杀案做了一番描述：安简尼特·盖肯娜尸体是在一个洗鱼棚内发现的，洗鱼棚在该市东北郊区的一个船坞附近。 “这个地方根偏僻，”警监说道，“就在著名的红灯区往北一点——你到过阿姆斯特丹吗，探长？”“仅仅一次，就在去年，是暂时停留。我所见的阿姆斯特丹很美丽，但我没有机会游览这座城市。不过，红灯区我确实见过。 “每个人都见过这里的红灯区，”万·杰尔德说道，语气有点悲哀，“但是，盖肯娜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个船坞可不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晚上这里很荒凉，除了那些夜游者，那些醉汉，几乎投人到那里去。这个棚子没有上锁——里面除了啃剩的骨头和一张折叠式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她的尸体就放在这张桌子上，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床单。身上的伤口与你们第一个受害者完全一样。我们的法医说她被注射过海洛因，凶手至少使用过三把刀，锋利得和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尸体被擦洗得出奇得干净——上面甚至找到擦洗过的印痕，没有精液，也没有血迹。擦洗尸体的肥皂是当地产的，这种品牌在我们这里是极普通的，许多旅馆就卖这种品牌的肥皂，这里每年都有数十万的旅馆被转让、出售——所以罪犯留下的这惟一的一点线索几乎毫无价值。我们曾试图追查出床单的买主，但失败了。” “她是在现场被杀害的吗？” “不太清楚。但是她确实是在那里被擦洗和放血的。这棚子里有一个大水槽，是供养鱼和洗鱼用的，很大，足够容纳盖肯娜的尸体。废水流到了海里，我们对水管进行了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带有人血的鱼的内脏。” 描述得十分精确、彻底，丹尼尔想，但没什么作用。 “我们曾对收押在审的性犯罪者和持刀行凶者进行了审查，也曾找过平时经常光顾这女孩的膘客谈过，也曾问过红灯区里的每一个妓女和皮条客，问他们是否记得那天晚上她和谁出去的。 绝大多数人都说不知道，有几个透露过一些情况，但经查证也纯属胡编乱造。如果我们知道凶手是个旅行杀手，就没必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些无用功了，是吗探长？”这个荷兰人的声音失去了先前的悦耳，突然间显得很凝重，“现在你们已获得了有关他的不少信息，我的朋友，希望我们能通力合作，逮住这魔鬼。” “当然，我念给你听的那些名宇，”丹尼尔说道，“任意一个在你们的出入境签证记录上出现了，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们都是重点怀疑对象吗？”荷兰人问道。 “不错，应给予高度重视。”丹尼尔知道万·杰尔德希望自己能多提供一些这样的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字，但他目前掌握的就这些，“如果你能发现这些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消息，都将是非常有用的。” “既然对于出入境签证记录的检查这么有用，我们很乐意对旅馆、航空公司、公共汽车售票员，还有那些商店老板进行调查，或许能发现一些情况。如果发现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盖肯娜被害的那段日子里曾到过阿姆斯特丹，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有关他的活动的最详细的资料。我将前往英格兰度假一周，在我离开的时候，负责和你联系的是彼特·比吉·德斯特德。”万·杰尔德将他名字的拼音又念了一遍，说道：“他也是个探长，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如果有情况，他会马上和你联系的。” 万·杰尔德念了遍彼特·比吉·德斯特德的直拨电话号码，然后说道：“不管怎样，我得去瞧一瞧白金汉宫花园的变化了！”丹尼尔不禁笑了起来：“谢谢你，警监，你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这是我的工作，”万·杰尔德说道，他停顿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荷兰人为自己杰出的忍耐力而感到骄傲，不幸的是，这种忍耐有时被误解为消极和懦弱。”又停顿了一下，“让我们捉住这个魔鬼，我的朋友，让他明白我们对于他所犯的累累罪行是绝不容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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