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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在回答由格雷厄姆中尉提出的大量问题时，戈弗雷描述了他首次察看卡斯特战场的情况。视野中的色调使他大吃一惊。“一具具洁白的尸体，一匹匹暗棕色的死马……几乎是灰白色的土地上布满了一丛丛红棕色的草丛……”他说，从远处看，这些被剥得净光的男子有如白色巨砾石。他听见威尔喊道：“啊，他们看起来多么洁白啊！多么洁白啊！” 200多具人尸70多匹马尸，在六月炙热的阳光下暴露了两三天后埋葬队才开始工作。列兵贝里与斯莱珀回忆说，他们是在27”日参加埋葬工作的，瓦尔纳姆说是28号，也有人说是29号。被派去掩埋尸体与遗骸的士兵们在挖掘坟墓时，只得强忍着恶心与呕吐。所以，掩埋尸体的事只能草草了结。那些被认为是军官的尸体，被用肘轻轻地推进浅浅的堑沟里，每个军官的名字被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塞入空子弹壳，再把它们砸入插在沟旁的一个标桩头或一根棚屋杆节中。 被认做是士兵们的尸体则被草草地隐藏在野草丛中，上面撩上几锹土。他们也试图设法辩认他们，但几乎认不出几个来。他们的面容都被恐怖与极度的痛苦弄得极大地变了形。一些面容被用战棒、石头砸击得血肉模糊，连同吞噬血肉的昆虫，粘结成一个胀大的硬壳。列兵科尔曼在寻找他认识的骑兵，他说，所有尸体都被“可怖地肢解了，印第安人甚至把他们的仇恨向军马发泄，他发现一些马的头皮也被揭掉”。列兵戈尔登说，大部分尸体被砍剁得无法处理。好几次，他看见掩埋尸体的士兵们在拖拉尸体时，把被拖拉的肢体拉掉。 第七骑兵团的美少年，卡斯特的妹夫詹姆斯·卡尔洪由牙齿中的填塞物辩认出来。莫拉上尉查看了卡尔洪的尸体，他写信给玛吉说，他的面容与四肢未被毁损，也许这样，但更可能是莫拉上校想要安慰可怜的寡播。 不用怀疑，许多尸体惨遭凌辱。虽然一些查看战场的骑兵没有注意这些——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做了证明。军士奈普没有回想出任何人的头皮被揭掉的情况来，他认为尸体已被如此狠毒地砍剁以至于没必要进一步去毁容了：“最多见的残杀是把整个头顶从前脑门或从眼睛部砍掉……” 军士雅格布·亚当看到了不同的场景：“一具尸体可能是用利刀，从胯关处切掉大腿，刀口仔细得竟未露出一点肠子。用了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对这些肢体做了肢解，一些从肘关节与膝关节处切砍，而后背上扎满了箭……” 列兵乔治·格利斯找到了和他同睡一床的汤姆“老板”特温德。他被从大腿处劈开，一只大腿一直被劈到肩头，“双腿中各扎了一根箭，受伤的马躺在他身旁，痛苦呻吟着，我们用一把血淋淋的斧头，砸了它的头……” 那是政府曾经发给他们的斧头。 有人把卡斯特部队的被残酷肢解说成是部分地由于印第安人的极度悲切之情，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士兵们总要驱赶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让他们这些部落单独地呆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过的这块土地上？不让他们安闲地打猎，钓鱼，追杀野牛7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要他们一年四季定居在一个地方？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原曾狩猎的生活改为务农不可？他们不明白土地怎么能占有呢？他们认为大地是为每个人创造的，不能由个人或团体将它占有，也不能用犁耕来破坏这些绿色植物，这明显地违背了至上的神灵的意愿。 而这些白人则认为：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全能的上帝选择的方式。他们持续不断地尾随着这些印第安人，对他们进行威胁、许愿、微笑与哄骗。而今，卡斯特的兵团，这些从遥远的新拓区来的人，又来攻击一个夏令营。所以，印第安女人一边为她们死去的丈夫、兄弟、儿子悲痛地呜咽着，一边又回到这些赤裸的白人尸体旁，举着屠刀、斧头，砍掉他们的的指头、双手、阴茎，并用石斧痛击猛砍眼前就要死去的骑兵们。 著名的卡斯特将军的传记作家惠特克开始用他神奇的速度进行创作。由于这位作家对卡斯特的无限的崇拜、仰慕，使得该传记成了一部无聊的颂词。然而，他忽而激情奔放的感触，坦诚的思想表露，又使文章的情趣大为增色。那些被凌辱被残酷肢解的尸体使他十分震动，并作了强烈的反应。他说，这种行为不但使白人恐怖、震惊，也使他们困惑难解。在18世纪红白人种的战斗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19世纪早期也未发生过这类战争。 卡特林，邦维尔，肯德尔，刘易斯与克拉克，所有这些早期的旅行者们，在他们抵达加利福尼亚西部的弗里蒙特市时，都从这个大平原上穿过。在他们同印第安人的小，1、争议中，找不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暴行记录。总的看来，他们是具有不开化的野蛮特征的可爱的人们。而如今，不用怀疑，这种暴行随处可见，而且，只要你从围绕这两个时期的现实去裁断，也就没必要去探究这些残忍的现实的缘因了。我十分强烈地倾向于用仇恨与轻蔑来描述这些双边关系。它是从对这块土地的自然资源的争夺开始的，即从一个世纪的森林，转到1850年的大平原。这些印第安人基本上是在忍受边疆居民与老练的正规军的管制，而那些边民与士兵都体力强壮、超过印第安人，他们是更精良的射手，也是近于优秀的骑手，总而言之，野蛮人敬慕体力强健勇猛而有胆识的人们，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强烈的迹象表明，在他们敬重白人时，他们更为能揭掉他所崇拜的一个勇敢的白人头皮而感到荣耀，而根本不屑在他死后肢解尸体。 眼下，情况变了，在一人对一人的对手仗中，他们明白，几乎所有这些新入伍的正规军都惧怕他们，那些同他们相遇，且被他们肢解的边民，不再是些勇敢的猎手了；而且，在他们眼中，这些边民只不过是刚冒出地的嫩苗罢了。他们以仇恨蔑视的眼光，把这些边民们看作是儒怯的庸碌之辈，然而却慢慢看出他们还要屈服于这些可卑的家伙，于是，他们便士口同痛击可卑的人那样，以把他们砍为碎块为快。 汤姆·卡斯特受到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对待。他脸朝下，身上密密麻麻地扎满了箭支，后背与脑壳全被击碎。他的腹部被横、竖剖开，内脏全部裸露在外，喉头被割，头皮几乎被剥光，只在后脖颈上留有几根头发。翻译弗雷达·杰拉德说，他的头部中了一箭，箭扎得很深，穿入脑髓拔不出来，容貌已经腐烂得无法辩认。但一只胳膊上刻有一面奇特的美国国旗，自由女神和他的姓名首字母：TWC。 雷安军士说，他的头盖骨“被挤压得如同人手那样扁平”他猜测，这可能是一个印第安女人干的，因为我们发现大量的石棒褪，这是些一头包着皮子的圆石槌子，印第安人通常用这些棒槌砸牛骨髓。 戈费雷说，在他低头察看这个赤裸的后背时，怀疑可能是汤姆的尸体，因为他们时常在一起游泳，熟悉对方的形体。 麦克多尔说，汤姆是由南北战争中留在左面额上的一个子弹伤疤和一只割断的食指辩认出来的，然而他没有讲过这些难以理解的受伤情况。 汤姆的脸朝下，可能死在一名夏安人手下。乔治·本特说在他们看来，要让一个敌人的脸朝天，是不吉祥的。他说，1865年，在同“乌鸦”人战斗之后，一位老夏安人跳下马，把被打死的“乌鸦”部落尸体的脸全搬得朝下。本特也说，他也见过一些白人是按他倒下时的样子留在那儿。这些都反映了这些部落人民对白人的仇恨之情。 “木腿”描述了一具尸体，说可能是汤姆的。这位士兵胸部与双臂的纹刺可能吸引了印第安人，他们由此断定他可能是士兵们的首领，特别是纹刺中那只展翅的鹰，加之他穿的是鹿皮衬衫。但这具尸体的头被砍掉了。然而，汤姆虽被肢解，头并没有被砍掉，所以这位有纹刺的人可能是另一个人。 另外两具尸体也吸引了印第安人：黑皮肤的艾塞亚和一个牙齿中镶有金子的人。“木腿”说，我们既不懂这艺术怎么会跑到牙齿上，也不懂为什么要把它粘在牙齿上。 汤姆与将军的尸体的下坡处是波斯顿·卡斯特。他躺在他年仅18岁的侄子，亨利·阿姆斯特朗·奥蒂·里德近旁。两位年轻的男子原曾希望观看他们精神抖擞的哥哥与姐夫，怎样如同上帝的天使一般沿着蜿蜒的峡谷，开杀出一条大道来。波斯顿的衣服全被剥光，只留了一双短线袜。戈弗雷说，几具尸体还穿着部分衣服、裤子或一件内衬衣，或一双袜子，然而这些人们的名字都被从衣服上割掉。印第安人把这些小小的名字符号当作了是符咒，可他们并没有把它们当符咒那样保存下来。 波斯顿摄干1875年的一张像片，为我们展现的是位面色苍白，颊骨突出的稚气男子。除了他的苍白面色外，几乎可以把他看作一个苏人。他因肺虚，家里人都希望干燥的大草原气候能改善他的健康状况。所以，他被雇佣为一名平民向导，虽然他从未访问过这个地区。6月21日，他给母亲写信，说他要挑选两三匹印第安矮种马，“并为内文找一块野牛肋骨”。内文是卡斯特的另一个弟弟，他的身体素质似乎比波斯顿还差。波斯顿不知道他们将会同多少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侦察员们根据对这些印第安人留下的棚屋的踪迹判断，说是至少有800个棚屋。“不管印第安人的数量多少与否，我希望在我返回来之后，总能如实地说出一个或更多的被派往这个幸运猎场的人来”。 加拿迪安·W·W·库克是将军的副官，他一向被粗鲁的士兵们称做“女王嫡亲”。他的头皮被两次切割，那把惊人的飘拂的长髯，使他惨遭头皮被第二次割除。当人们看过《我们的美国亲戚》喜剧中自负的洛德·里里端之后，就把库克称作大胡子邓德里莱爵士了。林肯总统当初在“福特”剧院被杀，看的就是这出话剧。 曾在华什他的骑兵说，刚一开火库克便不见了。村子平静下来之后，他也没有露面，但又没有什么证明他是怎样消失的。大多数记述说，他是一个可信赖的勇敢的人，卡斯特对他英勇果敢的精神也十分赞赏，并常常把他的名字“Cooke”错拼为“Cook”。1864年，他在加入美国部队时，某个登记员按发音把他的名字写成“Cook”。然而，在1872年将其更正过来之前，也没带给他太大的麻烦。显然，库克自己也没在意。他必定也常常注意到这些差错，但从来不去更正它。 他可能是卡宾枪与手枪的神射手，他同托马斯·弗伦奇上尉可能是该兵团中最优秀的射手了。库克还有一双飞毛腿，这似乎离题了。一点也不——运动员的竞争比赛，使得单调的边戎驻军生活变得轻松活跃起来。再者，一位瞧起来如同运动员般健壮的人，总会比看起来像是懦弱的女子更令人尊敬。副官敏捷的步速有助于博得并提高声望。所以，当他疾步穿过那茫茫的绿色大草原时，那在微风中飘动的乌黑闪亮的邓德里莱爵士长髯，该是一副何等威武的神态啊！1876年5月，他庆祝了他的第30个生日，这次庆祝不是在林肯堡举办的就是在通往这个世界末日的路上。战斗结束多年之后，沃尔特·坎普约见了一位名叫卡奥淇或哈奥琪的阿里卡洛人，并给他看了每个军官的像片。这个阿里卡洛人认出了大多数军官，并谈及了他们。但在看到库克的像片时，他吻了吻它；说这个人形象十分慈善。 也许是在战场上如同飘飞的蜢蚱的“木腿”揭了库克的颜面。“木腿”说，他看见一名大约30岁士兵的尸体，下巴长着浓密的大胡须，双颊也长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在告诉了他的同伴这是一种新型的头皮之后，他把这个尸体的半张脸皮剥下来，把胡须绑在一根箭杆上。回到村里后，除他祖母外，无人对这个战利品产生多大关注。其时，他祖母孤独一人住在一间柳树棚屋里。她问“木腿”给家里带回来什么，他把这张脸皮交给她。通常，生头皮交给女人们，她们将把它们整理，制作成展品。有时，在庆祝斗士取得胜利的音乐会上，他们举着吊在一根杆子上的头皮跳舞。“木腿”的祖母好似不喜欢看到这个战利品，她尖叫起来。 他们对它评论了一阵子，“木腿”也向祖母讲述了他在战场上的战斗情况。她端量着“木腿”的一身衣服——第七骑兵团的一件制服，很好看。究竟是哪个骑兵的衣服让给了他，不得而知，但不会是库克的，库克身材十分高大魁梧，“木腿”自己也是一位膀大腰粗的人，足足有6英尺多高，而“木腿”穿的这件衣服却是一个瘦小人的。 祖母终于收下了这张头皮，拿进她的棚屋。 第二天，当特里的部队逼近时，苏人与夏安人拆除了自己的村庄。这天傍晚时分，他们开始以他们粗鲁的未开化人的威严与显赫，浩浩荡荡朝大比格奥山移去。他们依旧希望能躲开这些固执的穿蓝制服的人们，他们撤离得很迅速，井然有序。他们并不是惊惧害怕，而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事实上，大时的年轻勇敢的斗士们坚持长久逗留，希望把特里将军消灭。 这天夜晚，他们没有扎营，只休息了几小时。 天破晓时，他们继续启程迁移。 第二天夜晚，他们到达离今日的棚屋镇南20英里处。夏安人停下举行了一个胜利庆祝会，但没有举办头皮舞。几天之后，在他们抵达玫瑰花苞湾时，由苏人群体与夏安人举行了头皮舞。而“坐牛”的安克帕帕人没有参加。他们认为举行庆祝为时过早，此时应当是悲痛的日子，而不是欢聚同庆的日子。女人们也没有参加这个欢庆会，她们许多人由于悲哀地切割了大腿，仅能挪步往前走。 极少数女人参加了玫瑰花苞湾的头皮舞。其中有“木腿”的祖母，她舞着这张奇特的战利品，骄傲地夸赞着她的孙儿——但后来，她把它扔到一边，仿佛这张不正统的头皮会带来什么灾难。 库克的右股被刺穿，苏人的斗士通常就这样给一个被打死的敌人做标记。贝尔医生承认这是他在华莱士堡附近解剖军士威莱姆斯的尸体时所不了解的事实。有些人种学者认为，苏人传统上是把左股砍碎。是左是右没什么特别意议。库克的右股只是被象征性地砍了几下，说明他是被一个苏人杀死，并被剥去头皮。随后，“木腿”来了。 迈尔斯·基厄菲上尉的尸体未被肢解，但他身上被剥得只剩了双短袜，此外就是脖子上挂的一个天主教徽章，它通常被称作“神的羔羊”，因为这是个较熟悉的警句。罗曼蒂克斯说它是悬挂在一条金链上的十字架。很显然这枚徽章一直被保存在一个小皮包裹或是枪套中，基厄菲最喜欢把它用皮条或细绳挂在脖子上。这枚“Medaglia di Pro Petri Sede”徽章是他在罗马教皇部队服役时，庇护保罗四世授予他的。 爱德华·卢斯上尉认为，这枚徽章不是在基厄菲尸体上找到的，但当时在场的戈弗德雷中尉于1896年对艺术家E·S·帕克森说，那徽章未被印第安人从尸体上取走。最后一个逃出来的号手马蒂尼坚持说本廷从尸体上摘走了徽章，但马蒂尼并没有太多地去关注本廷。 某些历史学家说，基厄菲可能有两枚徽章。一枚挂在脖子上，一枚装在衣兜里。这种说法倒也可信，因为教皇把这枚“圣·乔治会的十字架”作为特别荣誉授予了他，从而可能导致了悬挂在金链上的十字架的虚构情节。不管确切情况怎样，大多数学者认为，基厄菲那枚教皇授予的徽章使他的尸体免受凌辱。当时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不合逻辑，但在那支军队中，确实有不少爱尔兰出身的士兵，自然也不乏天主教徒。他们许多人都会戴有宗教徽章：可这枚“Pro Petri Sede”比较大，给人的印象也较深。还有，他也可能像印第安人把他们神圣的符咒放在皮袋子里那样，也把它存放在皮袋子里了。 印第安人确实拿走了他那把定做的英国式手枪，大约一年后，手枪在加拿大露了面。虽然夺走它的勇士不愿出售，但至少还有基厄菲的另四件东西被找到了：手表，臂铠，一张他戴着那枚徽章的像片以及一张沾有血迹的麦克多尔上尉妹妹的像片。 显然，基厄菲天生就是粒风流种子，受女人们青睐，使她们神魂颠倒。他的每张像片都呈现出魔鬼般的性狂特征。麦克多尔肯定为自己的妹妹担心过，而本廷也在“远西”号上给妻子写信说： 我亲爱的弗莱比： 在一个月前的今天，也就是现在的这一时刻，卡斯特将军和他的军队发起了攻击……在发动进攻的前夜，我做了个有关基厄菲的稀奇古怪的梦，梦见他坚持要全身赤裸呆在你的房间里，我便给他穿上衣服以纠正他的怪毛病。我从来没有太关注过此人，所以，梦见他就太奇怪了。我们的船只在慢慢前行。 这个爱尔兰时髦人物着实惹动了不少女人的春心，也惹得她们的丈夫成天忧心忡忡惊恐不安。但在大多数骑兵眼里，他不过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罢了。他们说他是个酒鬼，目空一切，陋习满身。他有一根时髦的藤制手仗，把手镶着一只银狗头。对惹他不顺心的下级，他就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它、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如强大的感应电流，他所在连队也因此而得名——“狂暴的I”连。 不管怎样折衷隐瞒，他的家庭带着天主教的情感仇恨英国。据说当时迈尔斯曼爱读的书是《查理斯·欧·玛利》和《爱尔兰龙骑兵》。童年时代所受的熏陶使他长大后不是消极一生，便是激进躁急；但绝不会对军事生涯漠不关心。 基厄菲几乎迫不及等地要去接受考验，在圣·帕特里克学习了两年后，他有幸乘船去了非洲。不久，教皇征召各处的天主教力量去保持“神圣的权力”，于是，大约在1860年8月，基厄菲成了教皇军队中的一名少尉。他因英勇地抗击了势不可当的皮德蒙斯武装力量而荣获一枚“Medeglia”纪念章，后来便一直随身带着它。 南北战争给他带来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迁居美国，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志愿兵团，并再次获得卓越的功勋。坎母贝尔莱德司令乔治·托马斯少将于1865年4月25日给哈拉克将军写信说：“斯通曼少将的Aide—de—camp随从参谋基厄菲上尉同肯塔基第12志骑兵团的一个分遣队在部队前头急进。他们在塞利斯贝里附近袭击了叛军，为大部队开道，战斗中共杀死9名叛军，俘获68名，大部分功绩应归功于基厄菲……”兵团遣散后他也复员回家。不久，他再次穿起军装，并于1866年夏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名上尉。由于被分配到萨利将军的参谋部，所以错过了参加华什他战役的机会，直到1876年夏他才满足了自己童年时的宿愿。 根据1877年埋葬人员留下标记的一张像片，我们可推断出战斗中他倒下的地方；他全连的军士们就躺在他身旁；不远处是一丛野樱桃。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说，他fll可能是遭到藏在那丛野樱桃中的印第安人的一阵齐射而当即身亡的。 也许是同一粒子弹使基厄菲和他的战马科曼契致残，一颗子弹射中了马，并且应当从骑马人的膝骨飞了出去，基厄菲的膝盖从而被击碎。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站不住脚，但叫“小兵”的苏人证明，说他亲眼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据信就是基厄菲——跪在地上从马腿间射击，他后来死了，但手中仍然紧握马缰，使得印第安人没能把马夺走。“小兵”认为，那匹受伤的马会康复，而他自己也正缺匹坐骑，但他可不愿碰一匹缰绳在死人手里的马。 公众们并没有歌颂基厄菲，但即便他有些什么缺点，仍旧是第七骑兵团最杰出的战士之一。战斗结束多年后，吉本手下一个叫威尔·罗根的侦察员坚持说，他发现基厄菲之死同许多印第安人讲述给他的情形一模一样。基厄菲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他独自一人站着，迎接敌人的挑战：“呼，呼，……六声枪响过后便有六个红种人倒地身亡。他的眼中就像闪动着两团煤火，他的牙齿如同激战的灰熊而熠熠发光……”这当然是有些夸张的写法，但印第安人确实指的是一个勇猛无比的白人——十分可能是一个敢做敢为，粗鲁，酗酒，而又有些忧郁，来自利默里克（Limerick）郊区的士兵。 不知是基厄菲还是阿尔弗雷德上校建议，第七骑兵团应有自己的军乐队，卡斯特也就同意了，并个人出资50元购买了乐器。此外，基厄菲或卡斯特提议把《加里欧文》作为该兵团的进行曲。 《加里欧文》是支古老的爱尔兰快步曲，已有1800年的历史。据说，好几支爱尔兰军团都曾选用过它，包括皇家第五长矛骑兵团，该团的成员把它看作是支合适的饮酒歌。《加里欧文》得名于一个具有盖尔人特色的花园，该花园在利默里克郊区，离基厄菲出生地不远，而那支长矛骑兵团就驻扎在那里。此外，伊丽莎白回忆说，在第七骑兵团成立后不久，她丈夫便开始在莱利堡哼唱或打口哨吹这支曲子，她认为基厄菲与此有关。卡斯特在少年时期喜欢看查尔斯·利弗先生小说中的主人翁——龙骑兵欧·马利也曾深深地吸引过基厄菲；同样，《近卫军》、《杰克·海顿》也是卡斯特青年时期崇拜的对象。所以，在充满锐气的冒险中演奏出这支“为人所熟知”的曲子，不是没有一定的缘由的。 然而，要是用风笛演奏《加里欧文》的话，它届能激发奔放的感情…… 勿让巴楚的儿子们灰心丧气， 来和我一道快活地全力排杀。 尽情痛饮，尽情欢唱， 同我并肩齐唱。 合唱曲 不去游乐地消闲， 借苦啤酒消意解忧； 自豪的加里欧文人， 不记前仇。 在街区喧闹的舞会上，至少还有另外四行诗句：不妥协的精神，震落的窗户，尾随警察，颂扬《加里欧文》阳刚之气的长矛骑兵团。诗人托马斯·穆尔写下了这首色彩鲜明、精神饱满的抒情诗歌——微笑的眼睛，欢乐的笑容，苦痛的思潮，绿色的小岛，并重新改名为：《埃里恩的女儿》。穆尔曾以《穿过特拉会场的竖琴》和《相信我，所有使人喜爱的小乖乖》而著名。他的顶峰作品是罗曼蒂克抒情诗，而《埃里恩的女儿》并不是他的杰作。 兵团乐队为卡斯特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是《加里欧文》，之后，除必要的号兵外，所有乐师都留在粉河兵站了，当他们的同伴从兵站出发时，他们便站在小山上演奏着这首振奋人心的曲子。戈尔登军士说，它立刻使人情绪高昂：“在我们离开河床时，它的旋律依旧在我耳际回响，而乐队的身影则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了……” 人们在这些日子回忆起基厄菲，并不是由于他给军乐队做出的贡献，也不是他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更不是他的性感形象，而是他的战马科曼契。据说，它是小比格奥战役的唯一幸存者。 第七骑兵团幸存下来并可继续使用的马大约不止100匹，印第安人把那些比较强健的捉住，骑着它们一直跑到它们跑不动的地方。这就是说，一些美国人的高头大马能适应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一些则因体力衰竭而死去，因为它们的耐力和印第安小矮种马不同，它们习惯吃谷类植物，难以靠啃柳树皮或吃丛生的杂草挨过蒙大拿的冬季，“苦胆”说，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除了上述100来匹马外，埋葬队在战场上还看到许多第七骑兵团的马，它们大都受了重伤，士兵们只好把它们全部杀掉。有些马鞍已被印第安人拿走，未拿走的也被毁坏。受伤的马中有一匹灰马，它一直尾随着特里的纵队回到河谷上游“远西”号停泊处。显一一然，它受了惊吓，并在黄石河附近最后露了一次面。 随后便是一条叭喇狗。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曼看见它和它同遭恶运的伙伴小跑着走开了。约翰朝它打口哨招呼它，但它并没答理，两天后，他又看见这条狗顺着山侧唤着跑来。他不知道这狗的主人是谁，但它不是印第安人的，所以只能说它是从林肯堡随兵团一块儿来的。“木腿”也见过这只狗，然而他又声称：“我在那儿没见过什么狗……” 1907年12月14日，《森林与河流》杂志发表了C·B·D·W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一只灵猖，说它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卡斯特的。“这只公狗骨骼粗壮，肌肉丰满，高大结实…”听起来简直成一只老虎了。不管怎么说，当这位将军完成了未特别提及的任务返回东部时，那只灵猖在哈基尔堡外被意外地击中。子弹从尾巴根上部射入，穿人躯体后又从右肩飞出，显然，这是致命的一枪。人们在小溪边的一块平石板上铺了个厚厚的草床，把它放在软软的床上，让它慢慢死去。然而，可怜的鲍勃在头部被刺入尖桩后仍能幸存，而维多利亚女王的灵猖也摆脱了那难以忍受的枪痛折磨，半个月后，又步履蹒跚地回到堡里。 1908年3月，《森林与河流》发表了一封信，是魁北克的拿破仑·A·康门伊奥先生寄来的。康门伊奥先生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了12月的文章。他在想，文中所说的那条狗不知是不是他1882年在华什凯见到的那只，要是的话： ……它表现了魔术般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同“乌鸦”人侦察员“卷毛”，成为1876年7月25日小比格奥卡斯特与“坐牛”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 战斗结束三天后，当一支搜查部队抵达卡斯特和他的勇士捐躯的战场时，发现这只灵猖躺在主人的尸体旁，一颗来复枪的子弹击中了它的一只眼睛，使它变瞎，除此之外，它全身完好无损。搜查部队精心照料着它，并在第六步兵团给它找了个新主A——R·E·托马斯中尉。托马斯的部队那时驻扎在华什凯堡，我也在那儿，中尉亲口给我讲述了关于那狗的故事。 康门伊奥先生的这只灵猖的故事有些疑点，一方面，他天真地重复“卷毛”的事迹，而这件事充其量也不过仅有一半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只灵猖。第一个踏上该战场的布拉德利中尉没有见它，本廷也没见过，雷奥同样如此。战场上的幸存者都没有见到它，特里的部队也对此一无所知——总之，谁也没见到它。 然而，不管怎么说，“木腿”和伯克曼的讲述还是有一些真实感，并且令人赞同。在战场上，确实好像有过一条活着的兵团的狗。研究卡斯特的杰出历史学家约翰·卡罗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相信，战斗之后，战场上至少该有卡斯特的一只狗，”一只或者更多的狗，还有受伤的马，问题是非得坚持有一个离奇的幸存者不可，为什么？原因同样：卡斯特在战场上分明是短发，可有人就坚持说他留着长发。他已打算在战场上果几个星期，长发容易存留脏东西，所以，在这次远征中，几乎没几个士兵留长发。可在极点的时刻，卡斯特将军就是要飘拂着漂亮的长发。 所以，它和基厄菲的马一样——是一个幸存者！ 这匹马为何取名科曼契不太确切。但1868年9月13日，在西马伦河（也就是卢斯指出的堪萨斯的陡湾）同印第安人发生的一场小冲突中，马的右后腿中了一箭，由于箭杆折断，所以直到返回营地，基厄菲才发现了它的伤口。在这次战斗中或战斗后没多久，就有人这么叫它了。玛格利特·莱顿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符合实情的故事，说是一个叫麦克贝恩的骑兵告诉基厄菲，他当时看见这支箭射中了马腿，“马因疼痛而发出如科曼契人所发出的那种尖叫声……我从来没有听过马的这种叫声，但确实像科曼契人的叫声。”基厄菲回答道：“科曼契！我们就叫它科曼契吧。” 它是一匹杂色马，相间有陶土色，鹿皮色，浅栗色，灰褐色或深奶油色皮毛，但尾巴为黑色。1887年7月25日第七骑兵团的正式文本上这样写着：浅栗色皮毛，体重925磅，身高15掌，出生于1862年，身上有12处伤疤。 科曼契至少有着吸引人的明暗分明的毛色，铁匠古斯塔夫·科恩后来成了他的护理人。他说自己在战场上发现它时，它已六处负伤，全身鲜血淋漓，就在一个骑兵要割断其喉管时，被他及时地拦住了。 亨利·布林基尔霍夫上尉在一簇树丛间看见了科曼契，并命令把它杀死，但当听到它凄惨的哀鸣声时，就再也无法忍心下手了。 诺兰中尉也在一条干河沟里看见了科曼契。 麦克道尔上尉发现这匹马“前腿支撑地蹲卧在那儿”，遍体是弹伤和箭伤，样子十分可怜。 彼得·韦少校说，科曼契站着：“马鞍滑到肚膛下，鞍毯和衬垫都不见了。” 戈弗雷说，特里的士兵们后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边找到了它。“二等兵麦克雷恩告诉我说，他看见一些侦察员围着一匹马……” 按19世纪报纸的颂词，说它忍受了七处重伤的疼痛，“每一处都会使一匹普通马丧生”。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说他受了七处伤，也许，7是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数字。或者，由于它有着某种神秘的意义。虽然，嗜血的少儿读物都说这可怜的生物共受了28次箭伤和弹伤。 不管有多少支箭和多少粒子弹嵌进了它的肉体，科曼契遭受了残酷的伤害。科恩和其他一些人，把它弄到河边，给它清洗了伤口，做了包扎，并把它带到10或12英里外的“远西”号上。接着，马歇上尉在船舱间给它搭了个马厩。 当这条船抵达林肯堡时，马已经无法行走，人们就把它抬到一辆货车的马厩里，还给它缠了根吊带。大约一年后它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有时，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女儿们骑着它在大草原上兜兜风。后来，一个少校的女儿也骑着它出去，这就触怒了上校的女儿。于是斯图吉尔上校便在1878年10月3日发布了将军的第七号军令，以官腔宣布说：“因科曼契是1876年6月25日蒙大拿小比格奥血腥惨案中唯一幸存者的代表，所以应好好地照料它，使之感到舒适。它应当成为第七骑兵团的殊荣，它的生命自然也是值得该兵团关注的，要尽可能延长它的寿命”。他还就此而继续声明：“所以，不论什么情况，不管什么时候，禁止任何人骑它……” 这样，每逢有了庆祝活动，科曼契就默默地走在基厄菲原所在部队的最前列，身上披着一件令人伤感的黑色网纱；马鞍上搭着一双后跟朝前的大马靴。它活了29年。在它的护理员格斯特·科恩在伍德戴·尼被杀之前，它一直显得很健壮，但科恩死后，不管换上哪个护理员，不管对它进行怎样的护理，它都变得越来越郁闷孤僻，它不再用嘴翻垃圾桶——这曾是对它的特殊待遇。此外，士兵饭盒里的啤酒也似乎使他日见虚弱。终于，它除了忧间地躺在马厩中或在泥土里打滚外就怎么也不愿活动了。 小比格奥战役15年后，科曼契还活着，并交由兵团铁匠塞缪尔·温切斯特照料，他为自己留了备忘录： 1891年11月7日，堪萨斯赖利堡。身经百战值得纪念的老马科曼契，于凌晨1：30因肠绞痛死在马厩中。当时，我在测它的脉搏，查看它的眼睛——一个值得长久回忆的夜晚。 第七骑兵团想将它的遗体保存下来，就给堪萨斯大学的博物学家L·戴切尔去了电话，对方答应以400元为代价把马制成标本。戴切尔乘火车抵达赖利堡，并把科曼契遗骨和皮带回大学所在地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校园延伸在神圣的“山精山”上，戴切尔便在那儿复制了科曼契。他用木头框架把马的头骨、骨盆、腿骨连接在一起；用刨花作填充物，然后再用线把连好的骨架缠绕起来，制成模拟的肌肉组织，接着又在上面敷了层泥。毛皮被用盐水浸泡，并用厚泥和砒霜进行防虫害熟制。在制作期间，戴切尔看到了马皮上的七处伤痕，完全证明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记述。但他不清楚哪一处是在小比格奥留下的。不用怀疑，科曼契肋骨一侧留有箭伤的痕迹，戴切尔推测说，有两个伤疤赘瘤是伤口的入口处，脖颈上有一子弹出口伤。换言之，没人能说出苏人和夏安人究竟给它留下了多少箭伤和弹伤。 在索取复制费用帐单时，戴切尔告知该兵团，要是他们愿意把科曼契捐赠给堪萨斯大学的话，就不用付款。第七骑兵团也考虑到搬迁时的运输困难等问题，便接受了这一建议。 1893年，科曼契在芝加哥展览会上展出。此后，它又被送回堪萨斯大学，立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在那儿，过路的学生敲它的鼻子，拽它尾巴上的毛，把它弄得脏乱不堪，逐渐成了一块棕色旧毯，直至后来被保存在一个玻璃柜子里。 偶尔也有人想获得对它的保管权或至少借用一次。1939年，蒙大拿哈德市的市民要求把科曼契搬进建在卡斯特阵亡的战地博物馆，但建议却被堪萨斯立法机关否决了。1946年，班特纳的英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要求把它搬回赖利堡，而堪萨斯大学的校长迪恩·马勒特则不同意这么做。 1951年，南达科他议员弗兰西斯·凯斯也做了些尝试，该州想在庆祝其成立50年纪念日时展出科曼契。同样，他们遭到马勒特校长的拒绝。 世界出版公司计划为一个芝加哥作者的手稿举行一次纪念会，他们认为科曼契的出现将增加庆祝的气氛，可马勒校长的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 1953年，蒙大拿刘易斯顿的基万尼斯俱乐部为该战场做了一次宣传活动，声称堪萨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科曼契。博物馆馆长否认了这一点，他说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来瞻仰它。墨菲校长也像前任马勒特校长那样回敬了该俱乐部。 所以，借助可以控制湿度的玻璃柜子，科曼契幸免了被蛾虫腐合物的侵蚀，免于各种垂涎者的贪欲，而静静地呆在“山精山”上，忍受着一代代大学生的取笑。其它的马都死了，那只神秘的黄色公狗也消声匿迹，如今，只有科曼契依旧幸存着，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奇的传说还是真实的。 幸存下来的骑手不止一个，有军事人员，也有平民。其中就有为卡斯特将军带路的四个“乌鸦”人侦察员——“多毛鹿皮鞋”，“头鹅”，“白人追他”，和“卷毛”。他们都是在得到卡斯特允许并经过深思熟虑才撤离战场的。再说他们被雇佣的任务就是帮着寻找敌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希望卡斯特能把苏人杀光，同时又怀疑他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并看出没有必要白白去送死。 除小弟弟波斯顿和侄儿奥蒂·里德外，卡斯特从林肯堡带到小比格奥的唯一编外人员便是卑斯麦《论坛》报记者马克·凯洛格。 按理说本不应该带任何随军记者，谢尔曼曾给特里写信说：“告诫卡斯特要慎重、深思熟虑，不要带进任何新闻记者……”可卡斯特把这一命令当作耳边风，还是邀请了《论坛》报的出版者克莱蒙特劳斯伯里。劳斯伯里接受了邀请，但适逢妻子生病，于是凯洛格便得到了这终身难得的机会，他的现场快电不但要发《论坛》，也要发纽约《先驱》报。 凯洛格必定曾经为自己获得这个机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不是个职业记者，以前只不过是个电报员。那年夏天他在卑斯麦律师事务所工作，偶尔也以“边民”的笔名写点新闻性文章。1875年8月18日，圣保罗《每日先驱》刊载了他有关林肯堡外印第安人杀死一个分得上地的定居者的报道。他声言：“呸！要是这帮印第安人不安分的话，就让他们尝尝战争的滋味，那样才会使他们腑首贴耳、言出即从”。 在第七骑兵团开始最终的进军时，“蝗虫”吉姆·布里斯宾登上“远西”号，他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很可能把下述信息投给了《先驱》的一个特约记者： 在玫瑰花艺湾口，我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先驱》记者凯洛格先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鞍上搭着一对帆布褡裢，里面装有报纸、铅笔、白糖、咖啡，咸肉等足够15天的干粮。他坐在吉本将军的右边，凝望着河水。当他和卡斯特一同离开时，特里将军叫住他，并和他道别。部队开拔的前夜，我看见可怜的凯洛格坐在船上，一直埋头写作，直到午夜12点才完成他要发出的稿件，并打点好他的干粮。6月21日午夜过后，我走到甲板上抽烟，几分钟后凯洛格也跟出来。他说他已写好稿件，准备次日转发。他还谈了许多有关战役的情况，信心十足，说他们可能会在即将开始的行进中追上印第安人，好好打上一仗。 在发往《Trib》的最新快迅中，凯洛格给路易斯巴里附了封短信：“我们将于明天离开玫瑰花苞湾，当这些快讯抵达你手中时，我们必定已经在迎战红魔，并见分晓了。我已经逐渐和卡斯特……” 1877年，吉本在为《美国天主教季评》撰稿时说，在查看E连被歼灭的那条深谷时，他走到一具躺在一丛深草中的腐尸旁。尸体的衣服未被脱掉，但头皮已被揭掉，一只耳朵也被割掉了。“他穿的不是士兵制服，为了辨别尸体，我小心地割下他的一只靴子，想从长袜或内裤中找到姓名……”结果令人失望，不过那靴子补得很古怪：许是为了绑紧鞋面，它的主人把一条皮带子从中撕开，再把两个头绑在一起，我把它拿回营地，有人说那是记者凯洛格的。 凯洛格是个不太起眼的人物，生前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关注。他大约40岁，特别富有青春活力，只是戴眼镜，头发也已有些灰白了。他是个鳏夫，喜欢抽“布尔·达勒姆”，爱玩国际象棋。据说他在芝加哥有个兄弟，还有两位在明尼苏达北菲尔德学院上学的女儿。他好像还在一个酒鬼的葬礼上做过戒酒演说。 同卡斯特一起阵亡使他赢得了一点不朽的声望。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但没人能找到他那个远在芝加哥的弟弟，在北菲尔德学院1873—1876年注册的大学生中，也没有叫凯洛格的女子。据说，他给《哈珀周报》写过许多特写，但却查不出一篇来。7月9日纽约《先驱》上有一篇他的自传性的赞颂文章，说他曾在波特马军队任电报员，可国家档案馆里又没有为他付费的证据。 他从林肯堡骑马离开时，带了一大捆粗劣的灰色报纸和一个日记本。有时，他就把它们放在麦克多尔的辎重车上。后来，一个小油布包和一个被水浸过的日记本被交给了卑斯麦的杂货店老板——此人是凯洛格的棋友。如今这些东西都存放在该州的历史协会。那个19世纪可折叠的油布包裹装了许多个人用品：金丝边眼镜，“布尔·达勒姆”香烟，烟袋，以及一件柔软的黑衬衫，这些便是凯洛格的私人遗产。 他的札记记述了5月17日到6月9日从林肯堡至粉河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他记述了每日行程的里数，记述了风向、雨、云、雪以及货车的损坏情况，记述了羚羊和特里将军的急躁情绪。这些记述看不出他有什么远见卓识和洞察力，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和能激起人们共鸣的东西。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骑在骡子上的普通人的缺乏想象力而又平淡无奇的流水帐。 不管他在6月10日到生命结束期间记述了什么，据说这些笔记的纸页散落在他尸体周围的草地上，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不管哪种情况，做为一名记者，凯洛格的价值仅可从那天午夜“远西”号上给他的上司撰写的电文和那封短信来评价。 他要是和雷奥或本廷在一起的话，或许还可以逃生，我们也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了，尽管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从林肯堡出发后的一路上，他都没有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情节。我们从他笔记本里得到的东西，还不如骑兵们偶遇的一些预示致命灾难的怪事生动。在即将陷入危机时，他所观察到的峡谷的形状、雷奥的指示和在山岭上卡斯特那些壮观的场面，应该能唤起他的激情，尽管在从卑斯麦到粉河途中，他的铅笔仅仅写了不到六行字。一个叫“杀鹰”的黑脚人说，当印第安人溅着水涉过小比格奥河时，他们好象炸开了窝的蜜蜂，可凯洛格永远不会作出这些生动形象的描述。 查理·金上尉记述道，不管在战争中印第安人是怎样的装束打扮，但当这些被激怒的勇敢的斗士如激流般从村中涌出时，他们必定是用木炭，小牛血，颜料和羽毛装扮着自己。一个苏人裹着一张生熊皮，其余的斗士则赤裸躯体骑在矮种马上，皮肤上抹着巫术般的颜料。大约有十多个夏安人，四五十个苏人戴着拖有长长的飘带的战帽。“白麋”佩戴着一个出众的叔叔为他设计的头饰，上面缀有蜻蜓和蝴蝶，拖曳物两端的鹰绒羽中间还缝有一只叉尾燕子。“太阳熊”的战帽则呈退化的粗野状，前额还突出一只单角。 “木腿”花了好长时间才准备好。第一天在峡谷里攻击雷奥上校时，他穿了件布衬衫，一双镶珠子的鹿皮鞋，以及一个苏人送给他的马裤。他用蓝黑色炭墨画了个大圈把脸圈住，中间染成红色和黄色，这是他从不更改的装扮——“是‘红毛熊’为我首次涂抹符咒标记时设计的”。父亲不停地催促他，而他则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他也梳理了头发。本应当给头上抹些油，编成辫子，可父亲仍然敦促着。“所以，我只用一条鹿皮皮带把头发束在脑后，任其松散地飘拂。”第二天，他觉得换一身不同的衣服会称心合意些，便同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穿士兵服，虽然那衣服的袖子仅及手腕，裤脚也只吊在脚踝上。于是，他便穿起这身军服，戴上顶宽大的白帽（这是玫瑰花苞战役中他缴获的战利品），看看自己这副样子已不再是白人常见的那种模样了，他这才策马追赶困在悬崖上的雷奥的部队去了。 两年之后，纳尔逊·迈尔斯将军行进到黄石河谷，检查计划中的电话线路。他在大比格奥河谷口看见了一个“乌鸦”人的营地。“乌鸦”人一直同白人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其时，白人又帮他们消灭了这一带的苏人，使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就给他安排了一场参观。“我常常恨悔弗雷德里克·雷明顿未能和我在一起。这些印第安人用非常稀奇古怪的颜色涂染战马，还要给它们加上发光的金属、带色的马鬃和鹰羽作装饰品，这样，那些马就和它们的主人一样粗野。它们狂奔乱跑，前腿腾空跃起，但却被世界上最老练的马术家们驾驭。斗士们自己也要涂染全身，尽全力进行涂抹、打扮。你绝对找不出两个打扮得一模一样的人来。它们的战铠装饰着麋牙、银子、珍珠和豪猪刺。这些都要经过最稀有的手工、最浓艳的色彩而制出。有些人还戴着熊爪项链，矛尖上悬挂着一络带头皮的头发。同时，他们插着鹰羽的战帽在空中颤动……”所以，迈尔斯看得眼花缭乱，在相隔14年的两篇回忆录中，他都以同样的笔触强调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些壮观的场面。可是，若同野蛮、肆无忌惮的苏人和夏安人斗士相比，“乌鸦”人安排的这种阵势便相形见拙了。 小比格奥的一些印第安人可能戴着银制徽章，那是1851年拉腊米会议的纪念童，分发对象是有影响的头领们。徽章的一面是米勒德·费尔莫总统的浮雕头像，另一面是象征双方和平而真诚的两只紧握的手。还有些人可能佩戴英国大奖章。这是以美国革命时期乔治三世的名义送给苏人的首领的。当然，它们都成了重要的传家宝，据悉，到1867年还有几枚被部落首领保存着。在“坐牛”越过国际边界线进入加拿大时，加拿大骑警队的巡警J·M沃尔什会见了他。当被问及来加拿大的原因时，“坐牛”捧着一枚或几枚这些古老的徽章说：、“我们是英国印第安人，我们的祖先生长在英国国土上。”所以，从这些人们对那些偶像的虔诚程度，我们可推测出，也许有六七枚乔治的银肖像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对于被围困在一个弯曲的大圆圈里的卡斯特的骑兵这一奇观，可能犹如在给一些观众表演蛇头女妖美社莎缠绕她的头发。它不可能以其它方式结束，因为伟大的神灵同印第安人一同驰骋在疆场上。“苦胆”就亲眼看见了这个骑在一匹漆黑的印第安矮种马上的“伟大的神灵”。 这场战斗持续了多久？没人知道。但时间肯定会不太长。绝对不会有被训练成打持久性防御战的骑兵！声称是见证人的詹姆斯·罗曼诺说，卡斯特将军征召了几个幸存者跟着他，并设法突破了那帮野蛮人的包围圈。可当他发现只有一个“乌鸦”侦察员逃出后，便勒住了马缰。那个侦察员明白，此时回去等于送死，就抓住了卡斯特的马勒。无所畏惧的将军大笑起来，“他用牙咬住马缰，双手各握一支左轮手枪，狂叫着，朝硝烟弥漫，子弹纷飞的山岭中狂奔回去……” 卡斯特确实带了两只左轮手枪，但嘴里咬着马缰却仍能发出狂烈的叫声就可能是罗曼诺言过其实的夸张了。为此，他可能会内疚。从各方面分析，这一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夏安老头（无疑曾去过战场）于1877年告诉弗兰克·林德曼说，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太阳的影子移动了有一个棚屋杆那么宽。 一个棚屋杆有多粗？三英寸，四英寸，五英寸。 太阳偏离这么点距离花费了多少时间？15分钟。20分钟。 那个夏安老头剥去了些嫩树枝的皮，把它们戳进一个土堆里，反复整理排列它们。显然，他想记住卡斯特人马的调动情况。那些枝条终于停到了他记忆中的地方。但他立刻把它们全挖出来，林德曼记述道：“他恶狠狠地把它们扔在一边，轻蔑地‘叫’了一声，还吹了吹空空的手掌。” 马奎斯博士认为林德曼并不理解那个夏安人所说的一切。这场战斗持续了好长一阵子，老斗士不慌不忙的举动便足以证实了这一点。重新排列组合那些树枝并不意味着他要加强他的记忆，而是指士兵们在变换作战方位；粗暴地扔掉树枝意为他们在撤离，不再勇敢地作战，吹手掌或吐手指尖表示士兵们已撕打起来——相互残杀了。 “苦胆”说，战斗进行了大约半小时之久。那些穿蓝制服的人们都下了马，干是，印第安人便开始对他们施暴。即便他们骑在马上，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美国人的马已又累又饿，就连在作战时也在啃草吃。 最后的抵抗大概是被一帮视死如归的年轻的敢死队斗士击溃的。参战的苏人的名字未被留下来，夏安人留下人名的也仅有“小旋风”，“近手”，“切胃”，“喧闹的生活”等总共20人。战斗前一晚，族人为他们举行了荣耀的舞蹈庆祝，说明对穿蓝制服的仇人要下手袭击了。次日清早，他们在老者的陪同下在村庄中行进。老者叫村里人都来观看这些年轻人，因为这将是决死一别，他们是最后加入战斗的一支敢死队。当这些青年斗士被领着离开村落时，传令官们立刻骑马围上去，告诉他们要做好徒手搏斗的准备。他们终于从河边上朝指定的现已成为博物馆的地方开去。据说，他们一些直捣史密斯中尉的灰马E连，而其余人则朝斜坡上的卡斯特冲去。几个恐惧的白人士兵试图沿山脊逃走。 同卡斯特一起战死的有五六十人，有几个人松开了马僵，这一做法的原因已被争执了一个世纪。另一些人则把马击毙，形成一个堡垒，这可从战场上十分对称的直径10至15米的一个马尸圈看出。本廷证明，他在察看战场时看到了“一个死马的弧形圈”。 C、E、F、I与L连跟随了将军。他们五个人一组杂乱地躺着，队尾连队首的结构已被击散。他们的战斗组变得越来越小，成四人，三人：两人，乃至一人。所以尸体散落在沿山岭100码长的山侧。依旧可看出，开始时，他们是五个连队。综上所述，当你从该博物馆的地形图上审视这个战场时可看出，他们是按松散的V形部署的。卡斯特在北方的顶点，确切地说，是稍偏西北。 因为随他死去的大多数人都是耶茨上尉的F连的，许多历史学家便推测，他是在同耶茨一同行进时指挥的战斗。然而，人们又发现参战军官们几乎有一半都在这一群体里。他们是C连的要人汤姆·卡斯特，E连的阿尔杰农·史密斯。这使人困惑不解，因为他们理应同各自的连队呆在一起。就此也众说不一。 查理·库尔曼认为，耶茨、史密斯和汤姆曾被召集在一起，听取卡斯特最后的命令。 马奎斯博士推测说，将军在战斗开始不久便阵亡了，因而耶茨就被推举为指挥官，其次便是墨尔斯·基厄菲。但他不久也遇难了。由此可推测，汤姆便充任了指挥官。这一顺序解释了汤姆在场的原因。至于史密斯中尉，他也许是在自己的连队溃散后跑出来寻找总部的。上述应当符合逻辑。但如马奎斯所指出的，没人知道将军何时被杀。 本廷的解释最为简单：混乱之中已溃不成军。 战斗时间更是说法不一。在蒙大拿，最多不可能晚于中午，尽管士兵表上的时间已是半晌午。因为直到1894年，美国还没有地方时，每个新拓区、村庄或堡垒都以一个大城市的时间来核对自己的表。林肯堡使用的是芝加哥时间。 第七兵团因何会被击败，几乎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推论。马奎斯认为，除了没有经验的骑兵，华盛顿的错误导向性报告外，就是他所称的“最基本的理由”。美国人深信，由于印第安人极想要施虐，他们最想得到的便莫过于借此机会捕人，特别是白人！他坚持认为，这是基于某一事实的信念，蓄意地夸大，为的是煽动民族仇恨，而这些民族仇恨便成了白人继续进犯、侵占西部土地的借口，成了红种人野蛮屠杀的理由。“卡斯特手下的每一个士兵都过多地接受了这种熏陶。在他们心目中，印第安人就是凶暴的恶魔。在严酷的战斗，产酷的时刻，他们自己则成了这种教导的牺牲品。” 要是马奎斯的结论正确的话，要是在这个世纪中我们爆炸性时代的士兵们的头脑也同样单纯（任何事都不意味着别的什么）的话，那么所有涉及的事物都超越理智思考的界限了。 按夏安人备忘录的记述，最后一位穿蓝制服的阵亡者是个身材高大、长着卷曲小胡子的军官。其他白人好像都死了，而这个魁梧的男子正试着左肘撑地坐起身来。他右手握着把手枪，向四下怒目而视。那些原想砍碎他尸体的印第安女人、男孩和老头们都吓得退到一边，他们以为他的灵魂又返生了。但一个苏人斗士夺下他的手枪，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那些退缩的人才又有了勇气，涌上前来，狂暴地刺戳他的尸体。人们仅知道他是个上尉，夏安人说，他佩戴着两道金属杠。也许这就是墨尔斯·基厄菲，虽然对他的描述不太确切。 一个叫“水人”的阿拉伯霍人也叙述了尸体动弹的情况。一见到这种情况印第安妇女就都吓得跑开了。“水人”说他不知道那些女人做了些什么，使尸体动弹起来，他也没去察看。 对死者或行将死去之人进行肢解与毁容的事，像是发生在史前。这就如同冰期时代的一个洞穴礼仪。但当人们研究历史时，就必须小心谨慎。埃德加·斯图尔特指出，以一个人种的标准去牵强地衡量另一个人种是错误的。此外，我们知道，文明时代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复还旧石器时代的习性。正如G·威尔斯所说的那样，要是你使人遭受极度的恐惧，或极度愤怒的话，你面前就会出现一个眼中充血的洞穴人。例如1855年9月3日，在对普拉特河北边的布鲁村发动侵略后，哈尼将军的士兵们开始收集死去了的印第安妇女的阴毛。一个叫“卷毛”的14岁苏人看见了许多被割下的女人生殖器，我们由此可想象它对这个后来成了“红云”的男孩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接着，就是对伟大的阿帕契首领“红袖”的惩处。约瑟夫将军对警卫员说：“你们懂吗？我要他死去，或活到明早。”侦察员们理解此话的含义。夜深之后，他们便在营火上烤热刺刀，烫这个俘虏的双脚。裹着毯子的“红袖”告诉他们，说自己不是个供取闹的孩子，于是他们便平端起老式步枪将他击毙。每个警卫队员又用手枪补了两枪，仅仅是为了确认把他打死。然后，他们汇报说，这个俘虏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了。第二天，约翰·T·赖特显然是想要这个首领的头皮，便向军营厨师威廉·莱利尔要一把刀。莱利尔给了他一把猎刀，赖特终于遂了心愿，他把浓重的黑发缠绕在血淋淋的头皮上，塞进口袋里。后来，又由身份不详的士兵将“红袖”的头割下来，煮过后送给史密森纳。不久，它就被颅相学家O·S·福勒先生要走了。 反复无常的莫道卡·杰克首领，则被更随便地做了处理。他在被绞死埋葬之后，又被挖出来，经防腐处理，在狂欢节展出，参观费仅一角钱。 人们究竟能列举出多少这样的事例，则得靠翻阅那陈旧的记录所花的时间决定了。17世纪中，罗伯特·卡瓦利埃，西尔·迪·拉·萨雷到了美洲荒原的内地——Fi克雷夫科尔废墟附近。他们在那儿见到一块木板，一个法国逃亡者说道： 我们都是残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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