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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结束数年后，大批印第安人声称美国士兵当时都十分恐慌，扔掉了武器。事实上，好多士兵确实放下了枪支或将它们扔在一边，因为子弹卡壳了。这是由于软铜壳子弹不同于硬壳子弹，在炸药爆炸时，可能变了形粘在枪中。此外，骑兵们时常把散放的弹药装在马鞍袋里，这就容易使它们毁损。这是雷奥的一个士兵和军械军官交谈时提及的扔枪的另一个原因。这些军官随后就给上司写信，说卡斯特部队使用的弹约带是废弃的皮革制作的。铜弹壳“长了铜锈或其它毁损物质，以至士兵们很难把子弹推进枪膛。除此之外，铜锈和污物锈在一起，又粘附在枪管边，防碍了撞针的使用……” 不管出自何种原因，都得花一定的时间才能把变形的或粘结在枪管中的弹壳去掉。遇到这种情况，有时骑兵们只好扔掉它们。在印第安人看来，他们则是慌作一团。士兵们确实慌了手脚，而且也十分恼怒！ 1876年7月11日，雷奥给S·V贝内将军写信说，一个身份不详的印第安侦察员刚好隐藏在离战场不远处，他能够清楚地看见骑兵们摆弄手中的枪支。在几具尸体旁还发现了卷刃、断刃的匕首，这进一步证实第七骑兵团不止在同一个敌人作战。 显然，那些人并未失去理智，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吓慌了。按一般推测，卡斯特的军团由身着蓝制服、风风火火、嚼烟草、玛瑙眼睛的狂妄自大的骑兵组成。他们可以靠吃艾灌草，小饼干，喝咖啡为生，他们能够在大决战的战场上疾驰而绝不手软。但是第七兵团也包括一些未经过战争洗礼的新兵，他们的人数大约占30％，其中许多人甚至从未用卡宾枪进行过一次实弹射击。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是在边界区长大的密苏里人，他把这类骑兵称做“讨印第安人喜欢的人”。说他们就像滑溜的南瓜，在马背上还坐不稳呢。可是，他们却十分忠诚。大多数天真的士兵认为，在老练的‘（铁屁股”发起攻击之后，那帮狂呼乱叫的印第安暴民将比“红海”退得还快，但事实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信赖的勇猛无畏的指挥官却试图组织防御战。于是，这些新兵便都像长耳朵的大野兔一样跑跳到艾灌丛中。 美尼考尼焦人的一个首领“红马”轻蔑地嘲弄了这些白人，说他们许多人都投降了。 一个叫“左手”的阿拉伯霍人骑马跑到一个士兵跟前，那士兵乖乖地把枪交出来。“左手”轻而易举地取走枪，随后，跑来一个苏人，胆怯的士兵只能一动不动地束手待毙。 据说，当白人向印第安人提出请求时，所报出的名字通常都是“约翰”。骑兵呜咽般地发出的这个词语，仿佛能保住其性命。 约翰！约翰！啊，约翰！ 这惊恐的哀求声回荡了一百年！ 印第安人讲述了卡斯特的骑兵中许多胆怯的事例，但却没有说及雷奥军中类似的情况。雷奥的手下从峡谷中狂奔出去，慌忙跳入河中，然后又争先恐后地喊叫着爬上悬崖时，也必定是够惊恐的了。但他们中却没有人因此而朝自己开枪或愚蠢地交出武器！ 大多数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包括安克帕帕战时首领“乌鸦王”，都坚持认为所有的士兵，卡斯特的下属也在内，一直勇敢地战斗到最后。奥格拉拉首领“贱狗”在1881年的政府官员会议上说：“他们如晴空霹雳般朝我们袭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无畏的战士……没有任何白人或印第安人能向卡斯特的士兵那样勇敢地进行战斗……” 也许确实如此，但我们应当记住，数年之后，这些印第安人给白人记者和政治家讲述的都是他们认为白人想要听的话。他们认定，不管是否正确，要是自己说错了话会受惩罚的。因此，聪明的作法就是夸赞卡斯特和他的骑兵。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知道，明智的犯人是不会也不应当惹看守生气的。最令白人气恼的莫过于证明白人在小比格奥自杀，胆怯。1906年，另一个夏安人向“木腿”挑战，要他告诉白人（仅为狄克逊医生）卡斯特是自杀的。“木腿”拒绝了。“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另一些印第安人也试图提及自杀的士兵，但白人听众立刻十分恼怒，说他们是撒谎者。所以，我认为还是守口如瓶为佳。” 这种吓人的惩罚至少持续了有两代人之久了。直至1926年，“坐牛”的异兄弟还因担心被吊死而拒绝出席50周年纪念会。数年后，夏安人给他们喜欢并信任的马奎斯博士展示了他们1876年以来一直私藏着的枪支。 白人自己用证言证实了卡斯特的精锐兵团，以难以想象的最外行的方式崩溃。特里一吉本部队的军队探研了整个战场，雷奥一本廷部队的幸存者也费力地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了分析。默尔其·莫莱上尉说，除卡尔洪的L连外，山岭上哪里也找不出任何抵御的迹象。德鲁迪奥也看出消耗的子弹很少。华莱士中尉注意到仅有很少一些子弹壳。在卡尔洪的士兵战斗过的地方仅有25—30个弹壳。也就是说没有大明显的战斗过的迹象。 卡尔洪始终不渝地信守了诺言。1871年4月23日，他给卡斯特写信说：“刚刚接到我被任命为第七骑兵团的中尉的任职令，它使我从未这样清楚地想到，有多少次在陷入困境中时，你给予我的最慷慨的恩惠，我将尽我的一切来证实我的所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本廷认为可以看出没有组织防御线，“你可以拿一把玉米，撒在地上……”他说，为了弄清这场战斗是怎么打的，他仔细探查了战场，并得出一个结论：当时一片混乱。 卡斯特的问题也参杂着一些别的事实，他最有经验的几个军官——两名少校、四名上尉，由于被临时分派到别处而没有同军团在一起，另一些正着手安排即将到来的100周年庆祝活动。他原想把他们召集回来参加战斗，显然他觉得应该有信得过的军官协同作战，但华盛顿方面的高级指挥部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然所发生的一切只能凭战场上的某些迹象，以及后来印第安人的讲述来推断。不用怀疑，如同卡尔洪分队的人们进行了英勇明智的战斗，另一些人则因恐惧而屈服了。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的E连就可能是这样。据分析认为，E连的大部分马匹被印第安人的狂呼乱叫和他们挥动的毯子给惊跑了，下马的骑兵顺坡跑下去，滚落到发现尸体的峡谷中。 一些军事家可能做了不同的分析，说也许是“跛子怀特曼”率领的夏安人发动的袭击把史密斯的士兵逼到了峡谷和冲沟中，到那儿后他们才发现是条绝路。 史密斯中尉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士兵？或者他为何被士兵们丢下？这些永远也难以做出决断。 那些冲沟上方是崎岖不平的山坡，间或点缀着小仙人掌和艾灌丛。不管怎么说，人们也不会认为一个世纪前这儿会覆盖着大片森林地，就是说，要是这些骑兵丢了马的话，他们必定绝望地感到自已被暴露，必定会朝自己认为有掩护的地方跑去，瞬间，他们滚下冲沟，落入陷阱。他们能做的只是紧贴在沟沿或蜷缩在灌木丛中，恐惧地朝上望着，等待着，少数几个人还想朝坡上爬，那儿有他们的靴子印和拇指抓空的痕迹，但未能延伸到坡上。 一个叫“铁鹰”的安克帕帕人认为，那些骑兵是罕见的笨蛋，他就在这个冲沟上方，用箭射穿了一个想要爬上马的士兵。 平原上大部分印第安人都能用箭射穿一头野牛。一个肥胖高大的格鲁斯·万特里人声称，他年轻时可以把箭从野牛的这边射进，再从另一头出去。另一些格鲁斯·万特里人也提到过有个斗士曾用一支箭连穿了三头野牛——箭杆穿过第一头牛并钻进第二头牛，箭头则扎在撞上来的第三头牛上。 1884年，弗罗·克拉克上尉记述道：“当我告诉你有威力的自动左轮手枪的子弹都无法从一头野牛体内穿过时，你便会很好地理解一个弓手的力气了。我曾见过一个弓手把箭射到500码之外，并常能见到他们射穿一英寸厚木板的能力。” 道奇上校却认为箭并非总是强有力的杀伤工具，称它们是近距离武器，而且，虽然一支箭可飞越200码远，但其杀伤力却很快减弱。“许多传说都描述了印第安人具有箭穿野牛的能力。一个作者声称，他自己能够用箭射穿一英寸厚的木板。我仅能凭我从许多部落获得的情况证明，我从未见过这种技艺。” 对于箭支发射的速度，则没有什么争议。乔治·卡特林见过一个曼杜母人的神奇的射箭速度：第一支箭还未落地，第八支箭便已飞出。于是，道奇这个持怀疑论者认为，一个印第安人可能左手抓有10支箭，并在第一支箭击入目标前，放出其余几支箭。每支箭在20—30码处都有杀伤力。因为一个箭袋中装有很多箭，这就不难理解有经验的边民除雨天外尽可能避免同印第安人斗殴。因为弓弦是用动物腱做的，受潮后便失去弹性。 “铁鹰”在多远处用箭射穿了那可怜的士兵无人知晓，他以斯巴达人的刚勇简述道：“我看见一个骑马的士兵，便射箭穿透了他。” 这位绝望的士兵惊叫着抓住马鞍角，“铁鹰”策马同他并行。用箭射穿了他的脖颈，他便栽下马去，“铁鹰”跳下马打死了他。后来他说：“那士兵死后，我仍继续猛打他，每打一下我都喊一声‘Hownh！’我已发狂了，我想起了妇女和孩子们……”白人是到小比格奥来找死的，他们如愿以偿了，他说。 “铁鹰”被他看见的一件事逗乐了：两个肥胖的印第安老太太在剥一个装死的士兵的衣服，当她俩脱去此人的军服后，便开始割他的生殖器，那人突然跳起来，抓住其中一个女人把她抢了起来，另一个女人忙朝他乱刺。“铁鹰”认为这太好笑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白人男子和两个肥胖的印第安老太婆起舞。 正如“铁鹰”所想，不管史密斯中尉的士兵是因恐惧而丧失理智，还是因判断失误而进了那条干河沟，它确实是小比格奥一件不可思议的神秘事情。在那儿共发现了28或29具尸体，显然大多数都死于石头和棍棒的砸打。可是，对这也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多尔曾受命于雷奥掩埋E连的士兵，他说，尸体排列得很整齐，脸向下，每个人的肋部都有弹伤，他们不是被棍棒打死的。 号兵马蒂尼也见到了那些尸体，他说，在一个军士身上散落着许多撒碎了的纸币。离开林肯堡之前，任何人（包括这名军士）都未领津贴。直至军队离开卑斯麦那寻欢作乐的场所，全速行进了一天之后，士兵们才得到津贴。士兵在下岗后，享有应得的恩惠，可以恣意放纵，当然，这也就使许多人患了性病，而且出现了大批逃兵。所以，同其他人一样，这位富裕的军士便把津贴包了起来，其中可能还有一些途中打牌赢来的额外收入。他的这些财运全被丢在了蒙大拿这小小的山沟里。至于究竟有多少美钞被撒碎、被夺走或被风吹散就不得而知了。 据一个叫“棕颜料”的苏人说：“士兵们丢了命也丢了财，而我们却得到了一切，但我们只知道银子，不知道纸币也是钱财。我们的孩子把它当玩物，用它们折小棚屋，用100元钱钞制成玩具披肩，有些纸币上还沾着血。” 1876年，“流浪的巫人”还是个淘气的小男孩。他说他去搜士兵口袋，用得到的绿色纸币制成泥污的矮种马的马鞍毯。对此，列兵查理·温得尔菲也提供了详细的证言。他说，1877年春，当他的连队去探查一个荒凉的印第安人营地时，看见一匹污脏的小矮种马上贴有一张5元美钞。 白人士兵的纸币并非全都被荒废，夏安人斗士们用纸币做扣型装饰品，或在上面开些孔，做头饰物或项链，有的还用它们装饰马勒。两个老练的青年夏安斗士说，他们收寻装钱的褡裢，并把那些褡裢藏在一个水湾附近。“森林里的约翰·斯坦兹”说：“他们骑马走到一些岩石旁，勒住马，把钱袋推下去，钱也许还在那儿。”他还补充说自己也曾去寻找那些褡裢。 一个夏安人从一个骑兵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小圆玩艺。它是用白色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玻璃下边还有黑色标记，因为它能发出声音，此人便认为它是活的，是这个士兵的符咒，从而对收留这玩艺感到恐惧不安。次日清晨，它死了，他便把它扔掉，扔得远远的。 另一个夏安人也发现了类似的这种东西，它除了不会发出声音外，玻璃下还有个小小的颤动的箭头，要是把它静置一边的话，那箭头便指向这条峡谷，谣传说士兵们就在那个方位，于是他们认定，这玩艺是用于寻找士兵的。 其他印第安人得到了望远镜，这对他们来说倒不陌生。此外，便是大批旗帜，手套，子弹，枪支和帽子。一些老头则拿走了许多麦克莱兰式马鞍。 一个印第安斗士说，他得到了咖啡。 我得到了烟草。 我拿了把锋利的刀子。 跟随“长毛”的五个伙伴把大批有用的东西留在山坡上，许多东西被埋了起来。印第安女人把戒指和各类小饰物埋掉。因为她们害怕这些奇怪的玩艺。“棕颜料”说：“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原未曾想做的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知道白人非常强壮，他们会惩罚我们。” 卡斯特的五个连队以纵队形式向北移动，按地域两人或四人并肩一排。由墨尔斯·基厄菲和詹姆斯·卡尔洪指挥，排在最后的互连和L连在包围圈被封住之前是有可能撤出来的。因为这些人的尸体大都在离其他人几百码的南部。似乎在把这支军队封锁住的圈子边有过一个突破口。可能有那么一会儿功夫，片刻功夫——基厄菲和卡尔洪有过选择：跟随自己的指挥官，肯定被杀；或者撤退。若是全力以赴，是可以撤到雷奥的山顶的。 要是这两人确实有能撤出的机会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的。 卡斯特连的亨利·哈林顿中尉可能已撤出了包围圈，因为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印第安人说，一个骑了匹栗色马的人猛地拨转马头朝骑兵来的方向疾驰而去，两个夏安人和一个苏人紧紧追赶了好久，击中了他双肩之间，并杀了他。这人可能是哈林顿。他或者是确实逃脱了，或者是受了重伤，死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 亨利·哈林顿是一个曾经产生过不祥预感的人。据说，他曾看见自已被绑在一棵大树上，被野蛮人围着。他把这个幻觉绘成草图，并寄给东部的一个朋友。可以理解，他克制自己，没把图寄给妻子，但她也许早就知道了此事。有两年她突然失踪了。后来，人们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她。她显然遭受了健忘症的折磨。‘哈林顿的女儿被赫伯特·胡佛任命为西点邮局的女局长。她说，一场肺炎，使她母亲的头脑清醒过来，但她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仍旧想不起来。“我多次听印第安人说他们在那个战场上见过一位身穿黑衣的妇女”。 1921年戈弗雷给历史学家布里莫斯图尔写信，说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特里转移到河下游的玫瑰花苞河口。据说在那儿的河南岸有第七骑兵团的一匹死马，戈弗雷过去查看，只见马的前额被子弹击中。马还带着笼头，备有马鞍，并有褡裢和第七骑兵团的干粮袋，袋里满满地装着燕麦。褡裢已经空了。原曾告诉他说还有一支卡宾枪，但此时也不见了。戈弗雷不能查找出其它踪迹，也没推测出这是否就是哈林顿那匹马，或许这不过是匹逃跑士兵的坐犄，因为，这儿曾是部队开往小比格奥时经过的地方，当时确有几名士兵不辞而别。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战争结束几年后，两个夏安人在卡斯特遇难的山岭东部15英里处发现了一具骷髅。这是一名骑兵的残骸，很可能是被印第安人剥光衣服后抛下任他死去的。但那天晚上他苏醒过来，蹒跚地朝东而去。也可以把他设想为那位失踪的中尉。 1928年夏天，一个叫“高尚的巫人岩”的“乌鸦”人在该战场东南方发现了一具骷髅，脖子脊柱处嵌有一个细长的铁箭头。这具曾被覆盖，或未被覆盖的尸骸，静静地躺在一条于河谷中，一年年任凭风吹雨淋，雪埋霜冻，就这样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但除很少一些衣物碎片和四处散落的腐烂的皮刀鞘和枪支残片外，几乎就是些白骨了。附近的19粒空弹壳，一个弹夹表明，此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进行过顽强的搏斗。哈林顿中尉原穿一条白帆布裤，一件蓝上衣，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残破布片显示出属于他的衣服。由于没有确信的身份识别标志，尸骨便以“不详”的标记埋在战地公墓。不管他是谁，他已几乎逃脱了该战场。 据说哈林顿的表或是被找到，或是从一个印第安人手中被买下。除此之外，再没有他的什么遗物了。 毫无疑问，另一个骑兵，要是他头脑冷静的话，也是完全可以逃脱的。几个印第安人看见他跳上一匹马，突然从一条冲沟中跳出去逃走了，他们尾随着他。照例，对这些追击者的确切名字有些争议。一说是两名奥格拉拉人，两个安克帕帕人，一个布鲁人。另一说是两名夏安人“老熊”和“夜晚屠杀”，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苏人，这些无关紧要。这个士兵有一匹快马，并把追击者甩在了身后，所以他们便停止追击，只有一个苏人还在追击，而他又有着难以言传的理由——既无弓箭又无来复枪。这个斗士正打算放弃时，那逃脱的士兵突然回头看了一眼，猛地拔出手枪，但他并未朝赤手空拳的追赶者射击，而是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这个斗士便把士兵的马逮住，骑了好几年。他不知道自己把那个惊恐的士兵追了多远，但他认为也许是六英里路。士兵的尸骨未被找到，他佩戴着“V”型臂章，自然排除了是哈林顿上尉的可能。 “乌鸦”部落女子“漂亮盾”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的人民都能在远离小比格奥的地方发现士兵和印第安人的尸体。“我记得在这场大仗后的第二年夏天，我的人发现了四具穿蓝制服的尸体，其中一个是军官，这是在一‘中弯熊’的‘大肩膀’那儿发现的…… 汤姆·李福吉常常在该战场附近宿营，称它为“避暑胜地”。他给马奎博斯士讲述了离玫瑰花苞谷25英里处见到的那些尸骨。那里到处散落着弹药带、武器和腐烂的军服。李福吉说，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曾有大批士兵逃出了陷阱。在一件腐烂了的蓝色上装旁，他曾发现一个青年女子的微型像片，他把它捡起来，但没有上交，其它拾物也未做上交，也没想过要上交。“我和士兵们在一起时，不时发现一些东西。但我们很少仔细查看，很少对它们产生疑问；惊讶或推测，我们只是继续走自己的路。” 所以声称在该战场上坚持到最后，并能脱险的生还（一些历史学家不加渲染地说，声称的幸存者比卡斯特原有的人还多）的数百人中，提及最多的便是年轻的“乌鸦”人侦察员“卷毛”了。对他奇迹般脱险的说法各家不一。如挖取死马的内脏啦；藏在一个洞中啦；躲在一条冲水沟里啦；把头发也梳成苏人式样啦；夺了一个仇恨白人的死印第安人的毯子啦；穿过枪弹的包围啦等等。“卷毛”确实同卡斯特一起去了小比格奥，也确实生还了，但他并未一直同G、A、C连在一起，他也没想这么做。李人和“乌鸦”人是被雇来寻找苏人的，仅此而已，并没有让他们受雇参战。当然，也有几个人和雷奥一起在峡谷里参加了战斗。 “卷毛”究竟和那些遭厄运的人共同行进了多远，无人确切地知晓，好像是当他发现事态不妙时就设法溜走了。米切·鲍耶可能劝他离开。据说，鲍耶对他说要是他能巧胜苏人的话，“去找那边的士兵（特里的部队），告诉他们我们全被杀光，那个人（卡斯特）抵挡不住的，他正打算把我们马上带进村庄……我们毕竟是没有机会了。” 从这个朝死亡行军的部队撤下后不久，“卷毛”遇见了李人侦察员“黑狐狸”，并告诉他第七骑兵团沿途丢失了大量的给养。他们俩便顺原路返回，大概想用那些拾到的给养补充自己。“卷毛”接着又告诉“黑狐狸”，说自己想回家去。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然而斯图尔特教授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事情进展情况，他认为那两个印第安人在早些时候就抢走了丢弃的食品。“黑狐狸”后来也突然失踪了，“卷毛”便又折回去从远处观望战况。当他确信士兵们就要死光、自己再逗留下去就是傻瓜时才离去。 不管怎么说，人们第二次见到他时，是在特里建的后方医院的黄石河对岸。他用手势语打探了格雷·比尔德或“无屁股骨”（吉本），得知吉本已经向河上游开拔，卷毛这才骑马走开了。 在大、小比格奥河的交汇处附近，“远西”号被拴在一棵三角叶杨上。汉森在他于1909年撰写的《远西号船长格兰特·马什传》中描述道，这里河水透亮、清澈的水里到处游动着狗鱼、鲇鱼和大马哈鱼。几个船员砍了些粗柳枝，用钓鱼来打发一个清晨的时光。10点过后没多久，马什上尉在舵手、工程师和两名美国军官的陪同下，很快把船摇开，选择了靠近一丛浓密的柳树的鱼群处。过去的两三天，他曾看见南方的地平线上飘起一股浓烟，他们认为这是卡斯特和特里在焚烧那个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此刻这股浓烟已散尽，战争也已结束，苏人被击溃，再不用担心什么了。但他们仍呆在极靠近柳树丛的地方，苏人很容易从这儿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近。他们正谈论这些时，柳树突然颤动了，一个骑马的斗士出现在面前，钓鱼的人们立刻跳了起来。但这个印第安人把枪举起呈求和姿势，接着，他们看见他剃光的头顶上那一绺竖直的头发，表明来人是“乌鸦”人。 在另一种记载里，把“卷毛”举枪说成是大众化的举起双手，接着他跳下矮种马，开始在沙地上画图。他可能还朝船那边挥挥手，要支铅笔，以便能画得更清楚些。 也有人说，他伏在甲板上，画了两个同心圆，说明士兵们被包围的情形；并用一只手抓住自己那络头发，用另一只手绕了一周，装作突然扭断的样子，以解释发生的事情。此外，在示范了把自己的头皮剥掉的动作后，他又把所谓揭掉的头皮挂在带子上，在船上跳起头皮舞来。暂且撇开上述情形，有一点质疑的是他从柳树丛中露面，试图传达一个信息时的情况。当时在场的威士忌酒商科尔曼说他看见“卷毛”做了个睡觉的手势，说明死了。后来几个军官把他围住，科尔曼便没看见“卷毛”做的其它手势。 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乔治·摩根可能对“卷毛”说的一切做了解释。虽然甲板上的人仍然有些怀疑，但他们总算弄明白了他带来的消息。 “卷毛”没说自己亲临了战场，但他传奇的逃脱则渐渐变成了一条豆茎。据说，开头他否认这一事实，但不管他说什么，人们都不信，于是他便不再对此加以否定了。许多年后，他知道白人喜欢听这样的叙述，便也一口承认下来，说自己同这位将军一同落入陷阱，不过他用一条毯子蒙在头上，急跑狂奔地逃了出来。极少数历史学家接受了毯子”这一故事。后来，接受采访的李人说，“卷毛”登上“远西”号时，身着黑色衬衫，裹着腰布，脚蹬一双鹿皮靴。曾在该船旅行的理发师詹姆斯·西佩斯于1909年告诉沃尔特·坎普，当“卷毛”从柳树丛中冒出来时，有一块苏人毯子，他的头发并不是“乌鸦”人常梳的式样，他还带着三匹矮种马。不过时过30载，时间是可以让人重新书写、编排过去的历史的。 1886年在小比格奥举行了一次重聚集会，听起来简直是场盛会。人们（至少是穿蓝制服的）在卡斯特堡受到隆重迎候之后，开始在河边扎营。帐篷里设置了各种庆祝期间的享用品，包括威士忌。有些军官喝得酩酊大醉，一周之内，大部分时间都是徘徊于峡谷间和爬山越岭。 许多部落首领也汇集在此，大家相互寒喧问候，用手势语和旧时的敌人交谈，如：戈弗雷，本廷，埃德加塞和麦独孤。由于“坐牛”正同巴弗罗·比尔在东部旅行做他的狂写签名表演，所以未能参加。“苦胆”就成了一名贵兵，升以傲慢、轻蔑的态度驳回了有关“卷毛”逃跑的神话。此事使他感到厌恶。在把他介绍给“卷毛”时，他说：“哦，你说你亲临了那场战斗，并从战场脱逃。你那时是个胆小鬼，早在战争打响之前先逃跑了，要不那样的话，你今天也不会来这儿了。” “卷毛”没吭声。 “苦胆”转身没理他。 在聚会的另一次谈话中，“苦胆”向这位可怜的“乌鸦”人问道：“你的翅膀呢？” “翅膀？”“卷毛”大声喊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苦胆”说：“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把白人包围之后，除了鸟外，任何人都插翅难飞。” 照例，还有一种不可少的说法，说卡斯特也逃跑了，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林肯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棺材还被开了个洞，有人向里边窥视——仅仅是为了弄实里边是否有遗体。从Ruidoso到克洛维斯的古墨西哥，美国人会告诉你，比利（基德）在被帕特·加勒特击毙在马克斯维尔的床上好久之后，还有人看见过他；约翰·肯尼迪从来就没有死去，只不过是被秘密地运送到一个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容貌被毁得可怕极了。阿纳托尔·法朗士评论说，人们确实在依据这些传奇勾画设想的现实。为了要证明英雄是永生的，我们就得这样证明！ 于是，据说，许多人认定，不可能找到这位年轻的将军的尸体，因为他没有被杀死。一些人说，他被夏安人逮住，由于他们崇拜他的勇敢，对他精心医护，在他恢复健康之后，便隐名埋姓，回到文明人中了。其余人认为他从东边突破，朝玫瑰花苞湾跑去，逃走了。据传说，认识他的人曾经偶然遇见过他，那是数年之后，在奥尔良的一条街上。 特里将军与雷奥少校带领着这些幸存者沿小比格奥河谷下游朝“远西”号动身前，查看了这个村庄。也给他们看了被砸得稀烂的黑白混血儿文塞亚的遗骸和“血刀”的头颅。他们看见大量的印第安人家庭用物，推测说，这些印第安人必定十分惊恐地离开了这个村庄——一个错误结论！通常在这些部落中，如果有一个亲属死在棚屋里，那么这个棚屋就得被毁掉，或被丢弃。此外，不但要把死人的物品拆散扔掉，还要把丧失亲人的亲友们的物品拆毁扔掉。这一习惯使许多人变得赤贫。有时，会在地面上丢弃下许多有用的东西，甚至一些精美物品。因此，虽然仅有几名斗士死亡，却给人以歇斯底里仓慌逃散的印象。 雷奥注意到一个“恐怖的发现物”，三根棚屋杆构成一个三角形：“……每根杆子上倒扣着一只野营水壶，而三根杆子下部的草地上，是三颗人头。我认出他们是我们部队的人。这些头被用某种非常锋利的刀具从胸部割取下来，肌肉割得非常平滑。他们以吓人的失去视力的肉像，面面相对着。” G连一个下士的头，如同一只可怕的复活节彩蛋，藏在另一只烧水的壶里。 奈佩军士查看了三个“装满印第安人尸体”的埋葬棚屋，尸体用毯子与袍子包裹着。他划开一个包裹，发现了一长串头皮，其中有四个女人头皮，“上面有一臂长的头发，两个头皮的头发呈红色——一个奇观！我们把它们砍落……”他认为，这些棚屋里至少有75具尸体，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当特里一吉本部队通过这片营地时，查理·罗中尉查看了棚屋，也许是“在晨光中闪现的白色的相同棚屋”。罗走入这些棚屋中，发现里边挂着黑毯子。那些尸体都放置在矮矮的离地约1英尺高的尸架上。每个尸体都戴一顶战帽，穿着镶嵌密集珠子的衬衣，绑着里腿，穿着鹿皮鞋。他记不清楚有多少具，但绝不不会超过12具。 埃格尔莱中尉仅看了两个棚屋，一个棚屋里有五具，另一个有六具，他们全都被装里得十分华丽堂皇，并按站立姿式绑在一根根棚屋杆上。棚屋外边躺着11匹被屠杀的印第安矮种马，每匹马的头部都朝着中心地——棚屋。埃格尔莱没有说他们是苏人还是夏安人。但他们必定是苏人的尸体，因为夏安人习惯于把死者用狗拉雪撬拉到远处，再把他们藏在冲沟里用石头里盖好，防止狼与郊狼把它们吃掉。 李侦察员在潜行通过这些废墟时，发现一排达科他人躺在一块毯子上，脚朝着一面鼓，这面鼓被过多的礼仪砍坏了，他们还看见一些躺着露在野牛皮与帆布外边的尸体。这些斗士都穿着埋葬服：鹿皮衬衫，佩戴着念珠与耳饰。然而，特里的士兵们早就发现了他们，并盗走了所有的东西。这位李人看见一具苏人的尸体，也穿着华丽的埋葬衬衫。士兵们用绿色油漆给他涂抹。尸体的额头上画有一个红色秘密社团的符号。“红鹰”认出了这个苏人，是“闲谈”凯，政府曾经雇佣他在林肯堡当侦察员。 科尔曼军士也在四处察看，看到了“各种烹饪用具与机械乐器”。他比任何人更加生动地总结了这些观感： 该村庄的坐落处就是那个血染的战场。它在离大比格奥24英里处。那是一条美丽的峡谷，长4英里，宽1.5英里。蜿蜒曲折的河流如同一条巨蟒卧在谷间，河流中散落着许多小岛，岛上覆盖着浓密翠绿的树木，清澈的水流如同刚刚从山上冲刷下来那么明净。啊，多么令人痛惜啊，这样一个美丽的场所，却被这帮嗜血的恶魔占据…… 沃尔特·克利福特上尉指挥着吉本的第七兵步团E连，他似乎做了明暗对照法的深思，如同埃德加·阿伦·波的诗行那样，沃尔特·克利福特以他的苦心著作，表达了热病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忧伤之感。 当太阳缓缓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时，懒散倦怠的微风也渐渐平息了。如同擦亮的银盘般巨大的圆月，在我们头顶上慢慢地移动着。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出不远处有个黑色物体，走近时发现是一匹骑兵的死马，赤裸的骑者躺在它旁边。他们都胀得几乎要爆炸了。马腿直挺挺地伸着，月光下，“睡熟”的骑者的皮肤竞同剖光的大理石一般闪现……我半惊恐地赶紧来到河岸边，聆听呜咽般泪泪的水声，此刻河水正带着它们令人心碎的故事急急地朝远处寂静的东方流去。哀痛的音乐甚至比远处的寂静更凄苦难捺。还有被污染了的空气，人们被迫脸朝河岸躺着以避开极度的毒气——它们正随着每一次呼吸透过衣服，塞满肺部。在这被死亡侵袭的土地上，哪怕你只是呆一会儿，也会永远难忘。让我们埋掉眼前的战士，重新组合起来，加快脚步，去追捕残杀我们的刽子手…… 特里将军没有丝毫要去追赶那些印第安人的打算，只想知道他们要去向何方，所以命令走在一个骑兵连前头的爱德华·鲍尔上尉去探路。鲍尔顺着朝大比格奥山丛南迁的村落前行了大约12英里，路迹在此处分为两叉。两条分叉路前面的空中都冒着烟雾；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在撤退时点燃了大草原。鲍尔上尉朝东路折去，靠近河岸时，他发现了件出乎意料的事：一条朝北的大路，一直通向眼下被丢弃的营地场地。这说明卡斯特在玫瑰花苞探查到的许多路迹仅仅是通向汇集地的部分路迹。卡斯特手下的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被玫瑰花苞湾沿途大量路迹所困扰，而未对其它部分引起警戒。 瓦纳中尉也找到了一条没有标志的十分狭窄的小径，他认为卡斯特在把军团分开后就是沿着这条小径走的。沿途，瓦纳来到一个山坡，坡上到处散布着印第安人的符咒袋。真是个奇怪的巧合，据悉，战斗的前夜，“坐牛”过了这条河，爬上这座山坡。在那儿，他唱了100首歌，抽了烟，并为即将发生的事做了祈祷。他用许多鹿皮烟草袋装满烟草和柳树皮，然后把这些祭品绑在一根根棍子上，再把棍子插进土里。好似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就骑马顺着这条由“坐牛”安排好的神秘之路长驱直入。 卡斯特和他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可能是在6月28日被埋掉或掩藏起来的。麦克莱安德在日记中记述道，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掩埋尸体，帮助留在悬崖上的伤员下山，以及制作担架。 大约黄昏6点30分，他们动身前往小比格奥河口。但扛着担架穿行于崎岖的山道十分困难，半夜时分，他们才走了不到五英里路。高级军官开始想另一些办法。吉本建议制作木筏，因为沿岸有大量的干三角叶杨树枝。在选好制作木筏的木料后，便取消了扛担架的命令，大概是特里下的命令，因为当时只有他的职位比吉本高。接着，便用选好的幼树枝和棚屋杆做长方形框架。受伤的马匹都被击毙，马皮被剥了下来，割成条，成网格状绑在木头框架中间，上面再铺些毯子和袍子。 伤员中有个勇敢的军士叫迈克尔·麦登，他去河中取水时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没多久，彼得·汤普森军士也做了同样的冒险。他说，他吃惊地来到一个纹丝不动地坐在地上的人身边，“我好奇地想知道他是谁，便走近他，看见他拿着两只布满弹眼的水壶，一只手中端着枪，双眼紧盯着对岸的森林，观望敌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样坐的原因，他身边有一滩血，是从受重伤的大腿上流出来的，他已无法再向前移动了……”汤普森带着自己的小桶，继续朝小比格奥河跑去，迅速地跃过河岸，又踩着溅起的水；花爬上河岸。“我凭自己的本领避开乱飞的子弹”他告诉我们，尽管他没有说是怎样的本领。子弹嗖嗖地落入水中，而他和他的水桶因有神奇本领的保护而安然无恙。麦登军士记述说，“我以极大的兴趣”观看着这一切。 归途中，汤普森要给麦登喝水，但遭到拒绝，这使他极为诧异。他知道，人在大量失血后，会受到难以言表的干渴之苦。“勇敢地挺住！”他给麦登说了句打气的话后便继续上山了。你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小比格奥河边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血泊里的麦登最多不过是虚弱地作出感谢性的答复罢了；但汤普森说，麦登非常愉快地回答了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取到水而且幸免于难，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印第安人知道雷奥等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最终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的。事实确实是这样，取水人只有挨藏在河西岸的一排红种人优秀射手的枪子儿。可是实际上只有两次伤亡：M连的詹姆斯·特纳被杀；麦登受重伤。 当夜，威廉·纽金特也提了几把壶去取水，一到河边，他便把壶放下，低头猛喝起来，但立刻感到前额被猛击了一下。他抬手摸到了滑腻的鲜血，原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一把水壶的软木塞，软木塞飞起来后弹在他双目间的额头上，这是他同印第安人交战六年以来第一次受伤。 一个援救班把麦登背回山上。他大腿的骨头两处粉碎，波特医生决定给他截肢，但没有麻药。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都重复了同一个故事：麦登是靠喝威士忌抵御剧痛的。他们说，截肢时，麦登咂着嘴唇，要求医生再给自己喝口酒，并在术后看了那条被截去的伤腿。手术时，列兵威廉·怀特刚好在场，他认为没有发生什么动人的事情，“我帮着把伤员抬到一边，此人得截去一部分肉体。他十分苍白、虚弱，十分安静，但又十分严肃……没有任何喝过威士忌的迹象。”然而，麦登也确实谈及了此事，他是带着爱尔兰口音讲述的。当列兵戈登问他当时感觉如何时，他说。心情糟透了，他已同第七骑兵团驰骋了不少岁月。……我们的确也辉煌了那么一阵子，可现在，我成了个可怜人，成了个该死的缺腿丘八！” 麦登所受的折磨并未就此结束，1877年“局长办事处”的备忘录中记述道，当特里的车马来到“远西”号时，“驮着这截肢男子的担架的骡子跪倒了，伤员也滚落下来……”没有人知道那骡子怎么失了前蹄，所关切的只是那伤员“没有受伤”。 1909年麦登给沃特·坎普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一些其它的艰难的骑乘细节。当这匹骡子恭敬地下跪时，麦登砰地一声落在一棵仙人掌上，但不同于常人，他既没有昏厥，也没有死亡。这顽强不屈的残缺人开始咒骂起来。虽说，那时来能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但他感人的语言确实还是风行一时，据说，他的牢骚话是：“大量的生命之花依旧在发光、发热。”要是麦登被放置在印第安的马拉雪撬上，他就不会砰地一声被摔下来，或从担架上滚落出去，同样，其他在手抬或骡子驮载的担架上的伤员也就免去许多折磨，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效仿那些红皮肤人。至少，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想到过要那样做。一个马拉雪撬极易制作：两根棚屋杆交叉搭在印第安小矮种马的肩隆处或其腹肋的挽具上，再把野牛皮搭在两杆之间即可。许多印第安人告诉白人，躺在马拉雪撬上该有多么舒服，它们只是稍有一些轻轻的震动，但大都被长长的杆子缓解了。兰尔德·麦肯奇是一个比他大多数战友更富有洞察力的人，他于1890年记述道：马拉雪撬能发挥有益的效果，一方面因为它不颠簸，另一方面因为乘坐者的头部高于身子。这第一种说法必定是真实的，第二种说法则也许正确。 特里的人已见过成百上干的马拉雪撬，他们应该会仿做，可他们并未如此，理由也许是同样的。约翰·富兰克林的探险家们宁可饿死在Arcfic，也未去设想同未开化的人那样生活。所以，可怜的、该死的麦登砰地倒在仙人掌上，而且，除其余那些经过同样痛苦的人外，谁也无法体会他受了多大的折磨。 担架，不管是手抬还是骡子驮载，不但不稳定、不舒适，而且十分愚蠢、不讲效率。怀特说，首先，抬担架者不得不每隔50码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其次，抬担架的人数还得双倍增加。每个担架得由四个排轮流换抬。这样，“在那次行进中，700多名士兵中就有400多轮流地担负步行抬运伤员的任务。“怀特也许做了夸大，也许计算不准。克利福德上尉就自己当时所在职位对此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说，有21名骑兵不得不上了担架，其余伤员还可以骑马。这是说，纵队并不像怀特说的那么脆弱，不过，要是苏人或夏安的勇士们再次血洗这条峡谷的话，所有的“黄眼”白人士兵可能都会完蛋。 他们就这样以笨拙、不成体统的窘态挪到大比格奥一块源上，好一阵，无人能找到一条下塬的路，接着，他们在一条冲沟里点起数个火堆。一时间，整个纵队屈尊为中世纪式虚饰的人了。 “远西”号一切就绪，甲板上锅炉和船尾间成了医院。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鲜草，再盖上油布，形成一块巨大的垫子。6月30日日出之前，伤员被扶上船，没多久，“远西”号猛地犁开层层水浪向下游驶去。 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也被带上船，但未受到医药护理。对此，《阿里卡洛记事》做了简要报导，仿佛这是被预料到的。一个叫“鹅”的李人的一只手被子弹击伤，肿得像个葫芦，可人们却都熟视无睹。他在船上期间，没有一个穿蓝制服的查看他的伤势，也没有谁在这大垫子上给他留一席一位：“‘幼鹰’安置了‘鹅’，也不过是在靠船舱附近而已。 从战场到大比格奥的航程中，列兵科尔曼的日记做了最生动的叙述，描述了“这个令人伤感”的场景。 我们有一个“乌鸦”侦察员，他杀了七个苏人，还剥掉了他们的头皮。他五次受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船上便复愈了。他骑着马和大家一起走着，从未抱怨。另一件糟糕的事是K连的爱尔兰人蒙·麦登，他的腿受了枪伤，是我们在悬崖上为伤员找水时被击中的，虽然他躺在担架上，但还是掉下来两次，可他从未发过一句牢骚。我们30日凌晨两点到了船上，把伤员安置好，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也紧靠在一起安顿下来，拍打了襄毯后躺下入睡了，没管什么“坐牛”或他的嗜血的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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