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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用来断头的第一个装置出现在很久以前的古波斯。 研究者在法国埃纳省的利海曾发现过一块很大的火石砧板，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最原始的断头台，用来宰杀动物。 在德国，中世纪时期，经常使用断头机，也叫“楼板”。其实是一种由固定在一块木砧上的半米高的两极支柱组成的窗口。犯人将头伸进两根柱子中间，柱子的内侧挖了两根槽。槽内放了一把厚厚的刀，锋利的一边朝下，铁砧形的一边朝上。刀架在犯人的颈背上，刽子手用一把沉重的大榔头敲在刀上，将犯人的脖子割断。 随之出现了带有滑动的刀片的“断头机”，这种“断头机”是利用刀片本身的重量将脖子割断的。 在德国纽伦堡市政厅有一幅绘于1340年左右的壁画，上面画的就是用这种带有活动的刀片的装置执行死刑。吕内堡议会大厅里有一块15世纪的木牌描绘的也是这么一种杀头的机械。雅克·德拉目在他有关刽子手的著作中告诉我们，法国在13世纪时就有类似的装置，而有个名叫拉乌尔写的有关“圆桌会议”的小说里对这类装置也有描述。这种装置“有一个像犯人示众往上的窟窿一样的闸口．就是承颈圆孔。犯人的脖子伸进去后，有个牢固的关闭装置将他固定，用铁链挂在上面的钢刀从装置上方落下来，将犯人的脖子割断”。 在同一时代，欧洲的许多国家有另外一些“断头砧板”，但原理是一样的。 1902年医学年鉴引用了1233年的一份资料，该资料提到荷兰的一座城市有断头的装置。14世纪初的年鉴也提到“活动的刀”，这种刀曾杀了好几个重要领主的头，其中就有奥里昂老爷和他的儿子。 有文章证明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对拦路抢劫的强盗用一些装置斩首。在热那亚，一些回忆录详述了1507年德梅特里·吉尤斯蒂纳尼被一种名叫“劈削刀”的器械斩首的经过。 在伊朗，16世纪的一些文章提到了一个男人的死刑，那人的头是被一种装置割下的。该装置由几根上端连接在一起的支柱、两个槽和槽中一块滑动的砧板组成。但其实16世纪才出现一些相当完善的装置，这就是未来法国的断头台的前身。 所有装置的构思的原理几乎是一样的：大约三米高的几根支柱，上面有一把可滑动的刀，刀上挂着石块或金属以加重它的分量。上面的横梁将垂直的支柱由顶端连接起来，滑轮固定在横梁上，一根绳子穿过滑轮将刀吊到装置的上方。支柱中间有块砧板，犯人的头发放在砧板上。绳子～旦放掉，刀就落下来将犯人的头与身体分离了。 这种装置，在英国叫“哈里法克斯示众架”，苏格兰叫“断头机”，法国叫“劈削刀”。这后者让人想起木匠的工具，名称虽然一样，却被用做砧板。 另一些装置不太实用，没有木柱环或“承颈圆孔”，只有一个圣·安德烈的小十字架，犯人跪着，将头靠在十字架上。 这些用来断头的装置在整个16世纪都在使用，似乎到了17世纪中叶由于一些神秘的原因才被摒弃，但在故事、绘画和雕塑中都留下了痕迹。 在大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至少有二十五起死刑用的是哈里法克斯示众架。托马斯·亨特神甫因杀了两个孩子而被斩首，在他那可怕的死刑以后，英国大约于1700年放弃了这种杀人装置。 詹姆斯·道格拉斯·莫顿是苏格兰的摄政者，当他在英国约克伯爵的领地看了这种装置后，也叫人造了一个，在他整个摄政期间，他用这一装置处死了许多犯人。1581年他被苏格兰人推翻，这时轮到他自己上“断头机”即“断头台”。直到1685年仍在使用断头机，因为据编年史记载，那年“阿吉尔的阿奇博尔德伯爵在爱丁堡广场将脖子搁在了断头机上”。 1702年米兰人用他们的断头机将波泽里伯爵斩首。意大利人使用“他们的装置”的时间似乎比欧洲其他民族更长，因此17～18世纪的雕塑对此有许多描述。 在法国，1632年图卢兹刽子手在执行蒙英伦斯公爵亨利二世的死刑时就用了断头机，该断头机是在16世纪的战争中见过的，以在意大利使用的那一种为模型的。 皮伊塞古尔描述道：“这是一种‘劈削刀’，当头放在上面后，拉一下绳子，刀就掉下来，将头与躯体分开。” 我们知道，在断头台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种“法国特有的器械”前，断头机在欧洲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甚至一些旅行家证明他们在18世纪的印度尼西亚也看到过断头机。 当吉约坦博士想发明一种能摆脱刽子手的笨手笨脚的举动的断头方式时，他就埋头去看过去的档案。他是在研究16世纪德国雕刻家阿尔贝。迪雷的～幅雕塑时才打定主意要造一个“断头机”。这幅雕塑描绘的是罗马独裁者带蒂斯·芒利尤斯·托尔卡蒂斯用一种断头的器械将他亲生儿子的头砍下。 断头台也经历了三次革新。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使用断头装置时，犯人得头朝前跪着。 而用断头台时，犯人得俯卧着，全身水平伸直，这样就能“断”得最好。 犯人被一个承颈圆孔固定住，这样能避免移动，保证刀刃落在颈背上。 最初的砧板，由于刀刃是垂直的或凹陷的，因此更多的时候是折断或压坏犯人而不是割断其脖子。最终由斜刃刀代替，解决了这一问题。 被砍下来的四万多颗头颅证明了这一“智慧的结晶”的可怕的成功率。 在不同时期有过不一样的称呼，诸如：“令人遗憾的登高”、“国民的剃刀”、“缩短爱国者生命的装置”、“气窗”、“断头台”、“卡佩的绞索’等，近代的有：“老虎窗”、“自行车”、“切纸机”等。这些别名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断头台享有盛名，同时也是因为它令人害怕。 法国的断头台分别源自吉约坦博士和路易博士这两位实践家的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的智慧。 前者要求用一种大而完美的硝板来保证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后者将这一要求付诸行动。 在有关死刑的工业技术的第一次突破中，两者的名字都不能被抹去。 断头台起初被称为“路易佐”和“路易塞特”，后来由于米拉博支持断头台的制作计划，又被叫做“米拉贝尔”，最后，尽管吉约坦博士反对滥用他的名字，断头台最终走名为“吉约蒂纳”。许多证词证明吉约坦博士为此“很恼怒”。另外，由于“发明”带给他的运气令他失望，他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开诊所前，曾从事过医学院的重建工作，差一点把自己也送到断头台上。 拷问、绞刑、车轮刑、四马分尸刑和用剑斩首刑都是专制、蒙昧时代的产物，而断头台对许多人来说体现了司法领域的人道主义原则和风俗的研究的“新思想”，即“智慧的结晶”，达观明理的产物，在权利方面，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秩序。 另外，这种可怕的装置标志着古老的手工制作在向机械化过渡。表明了工业化的死亡和“新时代司法的新发明”。不久又出现了毒气室和电椅，这些也是社会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产物。 让一米歇尔·巴塞特在他有关断头台的著作中写道：“那种特有的、肉感的、几乎是靠灵感的特点即受手工施刑的刽子手的思想支配的特点消失了…… “有了断头台，不再是人在操作，人的思想支配着手，而是机械操作，刽子手成了司法机器的机械师…” 的确，有了断头台，死刑从此变得干脆、明朗、准确、快速，与祖传的死刑决裂了。祖传的死刑需要施刑者有一种相对复杂的能力。不能避免因施行者的道德、身体甚至读职等引起的失误。 ·1792年～1795年期间资料表明，有13800～18613人审判后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其中2794人是在恐怖时代在巴黎被处决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约25000人，他们是未经审判就被断头的。因此，大革命时期共有38000～43000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革命风暴中被推上断头台的有： —前贵族：1278人，其中妇女750人。 —劳动妇女和手工业者：1467人。 —宗教信仰者；350人。 —神甫：1135人。 —各种地位的非贵族男人：13663人。 —孩子：41人。 ·1796年～1810年期间 没有可靠的数据。有的资料说每年平均有419个死刑犯，加上1803年～1809年的120个，共有540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1811年～1825年：4520人 ·1826年～1850年；1029人 ·1851年～1900年：642人 ·1901年～1950年；457人 ·1950年～1977年：65入 —一即在18if年～1977年的165年间，共有6713人在断头台上被处死。18if年～1825年这一时期被施极刑的犯人数目最大，因为那时不存在“可减轻罪行的情节”。1832年引入的“可减轻罪行的情节”救了二分之一犯人的命。我们看到，1950年起，死刑开始不常用了。 ·1792年～1977年期间不包括1796～1810年，法国共有45000～49000人被处决。 9231人因犯死罪到庭。——一检察院依法请求了163起死刑。 —宣告了38起死刑。 —23起被定性，15起被最高法院撤消。 —一执行了7起死刑。 ·年均—一850人死罪，检察院依法要求15入，宣告4人，平均每两年有五人被处死。 ——一大革命时期的数据： ——一贵族占2％。 —一政治犯占8％～18％。 —平民、杀人犯、骗子占80％～90％。 ·1950年～1977年间 让一米歇尔·巴塞特对82个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的研究表明： —一犯人的平均年龄：32岁。 —一50％的犯人不满30岁，15％的犯人在20～24岁之间。 —一20％的犯人是单身或离婚者。 —－70％是体力劳动者。 —5％为手工业者、商人、服务业的职员。 ——一40％以上的犯人出生在外国。 —46个妇女在断头台上被处死。 ．194I～1949年间 —一18位妇女在断头台上被处死，其中9位是在1944～1949年间因与敌人暗中旬结被处死的。有一个名叫玛丽一路易丝·吉罗的妇女因从事人工流产而被处死。1949年后，所有被判死刑的妇女都被赦免。 —最后一个被处死的妇女叫热尔梅娜·戈德弗鲁瓦，她于1949年被推上断头台。 —一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妇女叫玛丽一克莱尔·埃马，她于1973年被豁免。 因为担心断头装置会使公正、人道、进步的原则出头露面，将破坏有关死的唯美主义，断头装置被议会提审。 1789年10月9日，在争论有关刑事法庭的问题时，刚刚成为巴黎众议员的大学解剖学教授兼医生的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登上了国会的讲坛。 在同行眼中，吉约坦是一位正直、慈善的学者，为此，他被任命为负责使“巫术、占律和麦斯麦的动物磁气浩”真相大白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人们怀着敬意听他发表看法，而假如他的这些想法是由别人说出的，那不管这人的地位、身份或犯罪的性质如何，早已可能被判死刑了。 许多人已表露过同样的看法，刑罚的不平等和残忍早已引起了舆论的不满。 两个月后，即1789年12月1日，吉约坦重又发言，并将一份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辩词分发给议会里的同事。 “当法律判处一个犯人死刑时，不管犯罪的性质如何，死刑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 于是他提出了死刑装置，这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断头台。 尽管在吉约坦博士的头脑中有关他的装置的技术概念和机械操作仍未明确，但他拥有所有的理论。 他向同事们吹嘘将来的装置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机械就能割断头，而这种机械的速度之快，‘房多让犯人感到颈背上有一股清凉的气息”。 他用一句著名的句子结束了他的讲话：“先生们，用我的装置，我能将你们的头用一眨眼的工夫就割下而你们却没有痛苦……机械闪电般落下，头飞了起来，血溅了出来，人已死了！ 大多数议员茫然不知所措。 据《箴言报》第二天发表的会议概要，议员们甚至发出了一阵狂笑。 有人说吉约坦众议员之所以对法典上规定的各种酷刑感到愤慨，是因为许多年来车轮刑的受刑者的叫喊声一直让他母亲害怕，甚至让他提前出生。一年后，即1791年五月，吉约坦博士再次来请求，并再次企图让议会同意他的看法。 人们不再讨论“装置问题”，但辩论结束后，“死刑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被接受了，人们不再让犯人的家庭丧失名誉，取消了没收他们的财产的规定。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四个月后，即1791年5月底，议会连续三天成了刑事法庭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辩论舞台。 下一个刑法典计划的准备工作终于提及了诉讼和处罚的问题，其中最明确的是死刑问题。 这次辩论成了死刑拥护者和废除论者之间可怕而热烈的对抗的机会。两派的论据在后两个世纪中一直被沿用。 拥护者认为死刑具有做戒性，能预防重犯；废除论者认为死刑与合法的凶杀没有区别，并使司法部门的不可挽回的错误更加严重。 在废除论者中有个辩护土，他就是罗伯斯庇尔，说了几句有名的话：“人对人来说应该是种神圣的东西…一把永存的法律口授给了人类，但我要祈祷的不是神，而是法律的代言人——立法者，请求他们从法国人的法典中废除流血的法律，因为这会引起司法的凶杀，也是风俗和新宪法所拒绝的。我很愿意证明死刑并不是刑罚中最受斥责的，但死刑更能使犯罪增加而不是预防犯罪。” 很反常的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的四十天中，断头台没有停止过运作，并达到了法国死刑的顶点。正如富基埃一坦维尔所说，1794年6月10日～7月27日这一时期，就有1373个脑袋像“瓦片”一样落下。这发生在恐怖时代。根据最值得信赖的计算，大革命时期全法国共处决了三万至四万个犯人。 让我们重新回到1791年。赞成废除死刑的众议员很多，但遭到了政治形势的批判，而人们也早已在谈论“内部敌人”。因此，大部分废除论者让了步，失去了信心，与对抗者站在了一起。·366·人类死刑大观和国的领土上继续保留死刑。于是．在以后几个月里又有新的争论，这次是争论实施哪种死刑。制宪会议成员都坚持要用痛苦最少、最快的极刑。但是哪一种呢？争论的重点是比较绞刑和斩首刑的优点和缺点。由于作报告的人安贝尔建议将犯人绑在支柱上，然后再用滚轮将其勒死，斩首刑最终占了上风。各种评论解释了“斩首刑’助胜利。 首先这种死法速度快，但主要因为长期以来，绞剂是针对平民的，而斩首刑比较高贵，是针对出身好的人的。 这种选择也源自人民的一些新代表的要求平等的心理。既然都是死刑，那么就应“让绳子见鬼去吧！终止特权万岁，高贵的斩首刑面向所有的人”！ 各种痛苦和污辱的观点不再是主要的内容了。 1791年9月25日颁布的新刑法典及10月6日颁布的附加条款规定： “所有的死刑犯都将被斩首。”并明确“死刑只包括剥夺生命而不能对犯人施加任何酷刑”。 从此，刑事法庭同样要对执行死亡的方式作出判决，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执行死刑的方式。犯人将被用刀、剑还是斧头砍头呢？ 什么都不明确。在一段时间里，政府曾避免死刑的执行，但马上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 许多人都很担心，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用古老的方式斩首总不可避免地出现可怕的场面，这违背了新法律的宗旨：让犯人简单地死亡，没有痛苦，没有预先的酷刑。由于执行死刑时许多方面都很微妙、很冒险，这样的执行会有笨拙和困难之处，必然会成为死前的酷刑。 最担心的无可争议的是正式别子手桑松，他交给司法部长阿德里安·迪波尔一封陈清书，书中他明确表示，因为没有经验，要担心的事其实更精。在列举了一连串反对用剑砍头的证据后，他写道： “怎么能看着最血腥的处决而不变得软弱呢？ “在其他方式的处决中，自己的软弱不让公众看到很容易，因为也没有必要，犯人很坚强，也不害怕。但在用剑斩首时，假如犯人发抖，处决就有可能失败。谁能主宰一个不想或不能站稳的人呢？” 一种用来割断脖子的装置 “假如用剑施刑，出于人道主义的观念，我很荣幸地告诉你们这种极刑将导致的所有事故…… “因此必须将人道主义的观念补充完整，这也正是议会努力寻求一种能将犯人固定的方式，以至能让极刑不再不可靠，从而避免拖延，保证可靠性。 “这样既满足了立法者的意愿，又能避免公众的骚动。” 司法部长把巴黎刽子手的担心和他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巴黎督政府，后者又通知了国民议会。 迪波尔竭力主张“尽快找到和推广一种与新法律相符的死刑方式”。议会在给他的答复中也用了相同的言辞，最终决定，的确“知识渊博的人类应尽早完善死刑艺术”。并且马上要求外科学院就此题材写出一份报告。 这个高贵的学院的终身秘书路易博士自己对这个关键性问题感兴趣了。路易博士是当时最伟大的医生，长期以来，他习惯了法医学和司法的问题。 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写好了观察报告和结论，并把它们交给了议会。 这些都是临床上没有作出过让步就实现的。在声明他的报告是在法律、科学、司法和人道主义的进步的联合要求下才写的以后，这位实践家承认所有的担心都是建立在不让酷刑成为一种可怕的屠宰的基础上。他提及了德·拉利先生的死刑：“他跪着，两眼被蒙了起来。执刑者打在了他的颈背，但这一刀并没能将头割下，也不可能割下。因为这一刀后，身体朝前倒了，又砍了三四刀后，头终于与身躯分离。人们厌恶地看了这次‘劈削’（假如允许发明这个词的话）。” 接着路易博士建议建造一种杀头装置来将吉约坦博士的意愿物质化。他总结道：“脖子的脊椎是许多骨头构成的中心，这些骨头连接在一起形成许多活档头结构，以致找不到任何关节。鉴于脖子的这种结构，一个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刽子手是不可能保证将头快速、完全地与身体分离的。为了保证执刑，应该依靠一些不会变化的机械的方式，这样人们可以控制力量和效果。” 我们知道断头装置的想法并非独创，长期以来在其他地方已有过，尽管是初步的。尤其在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因此，法国人不是发明，而是重新发现了断头台装置。 路易博士也明确了未来装置的主要部件“砧板”。他建议将以前的“断头机”的刀加以革新，用45”倾斜的刀刃代替，这样能割得很干脆。 他写道：“没有人不知道，成直角砍时，断头工具产生的效果很少或几乎没有。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我们发现这些只是多少有点锋利的银刀在要分离的身上滑动。用刀刃成直线状的斧头或铡刀不可能一次成功，而用刀刃突出的刀，与旧式斧头一样，只能垂直地打在颈背的中间，而用这种倾斜的刀刃，在滑动时的作用力是倾斜的，能持续进入到要分离的部分，这样，肯定能达到目的。” 他接着写道：“建造这样一种肯定能成功的装置是令人愉快的。根据新法律的精神和意愿，断头在瞬间完成。这很容易在尸体和活绵羊身上得到验证。” 实践家用一句技术性预言结束了他的报告：“将犯人的头颈用一把钩形刀围住来固定他的头。这不是没有必要，刀角或刀的延长部分将用销钉固定在断头台上。” 议会已于10月1日成立了立法议会，它对这个死刑装置的报告感到震惊，或许也有点羞耻，因此拒绝公开发表。但这样的科学道理给它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因为这是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方式，议会又如释重负，最终还是印制了路易博士的报告。1792年3月20日，议会颁布了法令，规定“所有犯人都将以上述方式及外科学院终身秘书签名鉴定的方式轨首”。接着，议会允许行政机构拨出制造这种死刑装置必需的费用。 直到1981年废除死刑，两个世纪以来，断头台从未被指名道姓地写进法国的刑法典中，它总是用“以上述方式及外科学院终身秘书签名鉴定的方式”一形式来表示。 “断头台”的想法已合法化了，剩下的是要尽早落实。议会把建造样板的责任交给了巴黎的总检察长皮埃尔·路易·罗德雷，后者是在制宪会议时有关金融法和司法的讨论中出名的。 罗德雷先向这一主意的先驱吉约坦博士咨询，发现他太理论化，于是马上去找实践家路易博士，只有他才能将这种装置变成现实。博士让他与官方木匠吉唐取得了联系。后者由于更习惯于制作者式的司法工具，于是陷入了深深的可以理解的困惑之中。路易博士于是按照木匠的意图对装置进行了描述，包括极其明确的制作和安装要领，其中提及了最小的细节，构成了一份描述断头台的报告，从而表明路易博士是断头台真正的发明者。 吉唐对招标细则很在行，只用了24小时就编制好了制作预算表，并于1792年3月31日交给了路易博士，博士又把它递交给了总检察长罗德雷。预算金额为5660斤银，一笔很高的数额。 吉唐诉说这价钱只是断头台的样板的价钱，假如“这第一个装置的费用有点过分，但通过制作这个断头台，有了经验后，一些困难将被克服，那以后制作断头台的费用就会少许多”。他还保证他的装置相当牢固，可至少保用半个世纪。吉唐编制了这个过高的预算表也许是为了推辞掉这份工作，因为木匠同行中强大而古老的传统力量不允许他们去从事酷刑工具的制作。 然而，政府部门通过税务部长克拉维埃尔的发言人拒绝了吉唐的预算表。罗德雷要求路易博士去找个要价合理的“能人”。 博士找的能人是德国人，名叫扎比亚·施密特，当时他是制造羽管琴键的人，也是音乐家。这个人，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艺术家在博士的报告发表后，已给博士写过信，他想给博士提供服务，并向他保证他很荣幸有能力建造一架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断头机器”。 施密特当时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画了几种断头装置的画。路易博士与他取得了联系，他要求施密特放弃他的“个人的研究”，而去研究他自己的那种可能成为现实的装置。 不出～个星期，扎比亚·施密特就出示了他的那个960斤银的预算表，几乎是吉唐所做预算的六分之一。为了做做样子，税务部长克拉维埃尔就总额跟他进行了商谈，最后以812斤银的总价成交。 施密特满怀热忱，用一个星期就做成了样板断头台。与路易博士的说明惟一有变化的是，铡刀滑下来时要经过的那两根支柱的高度增高了，从十法尺变为了十四法尺。我们知道，吉唐在他的预算表中打算把它们做成十八法尺高。 刀刃成45”的铡刀由另一位手工艺者制成，铡刀与横木的重量由六十公斤减至四十公斤。根本是～块用来牢牢地固定铡力的金属，并把它的分量加在了铡刀上。 安装完毕后，可以开始试验了，首先是活绵羊，接着用尸体当试验品。豆792年4月19日，有人说在萨尔佩特尔，有人说在比塞特尔，断头台在计划规定的有关人员前安装。这些人有政府部门成员、路易博士和吉约坦博士、官方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及许多医务人员。 断头台正如期待中的那样，骨头都被很干脆地切断，头与躯体在一瞬间分离。 在这些起决定作用的试验前，没有什么还能阻止正式使用这个“绝妙的机器”。 一个星期不到，即1792年4月25日，断头台竖立在格雷伏广场，用来处决雅克一尼古拉·佩尔蒂埃，因为他盗窃时使用了暴力，因此他获得了一种令人生畏的荣耀，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人。一切都进行得很出色，佩尔蒂埃的死刑成了铡刀未来回回不停滑动的起点。断头台割断了成千上万个脑袋。在两个世纪里，除了恐怖时代被处死的三万五千至四万人外，1792年至废除死刑的1981年间，断头台上共割下了八千至一万个人头。 议会投票通过的条文宣布对所有的死刑犯都施以同一种极刑。执行任务的人出差时得把断头台装在货车上带着走。犯人得耐心等待，各个法庭也一样。 1793年6月13日的法令规定了断头台的数目：每十省一台，即总共八十三台。一个大型的商业市场就这样打开了。 鉴于他的先驱的角色，托比亚·施密特申请到了独家制作断头台的权力。可是尽管他雇用了工人，整理了车间，但仍不具备生产一种半工业化的设备的结构。很快，施密特的产品被控有弱点。他供应的断头台的质量低于招标细则中所描述的，好几台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因此许多竞争者表示愿意提供服务。 特别是其中一个名叫诺误尔·克莱兰的，因为他建议，包括红色油漆，只要五百斤银就可制作出一台完好的断头台，这差点抢了施密特的生意。 总检察长罗德雷委托同一部门的几个公务员对施密特的断头台进行了研究，并递交给他一份有关断头台的优点和缺点的详细报告。 报告的签名者、建筑师吉罗明确表示：“施密特的断头台的本身构思不错，但没有达到我们期待中的完美的程度。” 他说这些缺点是生产时为了赶速度引起的，从而使本该有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出现了问题。 他提出了几个改进措施：“滑槽、滑片和滑轮都是木质的，但前两者应用铜，而后者应用铁……用来挂横梁的绳子被绑在钩子上，约于是被圆头钉子固定的，最好是用牢固的螺钉来固定……” 他还建议给摇板加一个踏板，把绳索放得更高些，这样整个装置会更牢固些。 最后，他认为每架断头台都必须有两根配有铡刀的横梁，“备用的那根可以马上替换发生事故的那一根”。 他用一个提议结束了他的报告：“假如我们付给制造商每台五百斤银，让他做些改进，给我们提供必需的东西，那我们应该相信他会负责的。”的确，托比亚·施密特保住了他的断头台的生意，只是那时给比利时的九架断头台，是法国杜韦一个叫伊韦尔的木匠做的。 托比亚对断头台做了些改进。显然，支柱的垂直槽内放入了铜质滑槽，这样有利于铡刀的滑落。他还为横梁的落下设计了一种半机械化装置。 托比亚·施密特通过建造断头台赢得了真正的财富，但他迷恋上了一个受欧仁·博阿尔纳保护的舞女，并为她破了产。 如此精雕细琢的施密特断头台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一直让人满意。但一些慈善家、发明家和企业家却在不断地企图从他手中夺过断头台市场的专营权。 因此，在恐怖时代，其中有个人建议政府建造配有四把甚至九把铡刀的断头台，以加快行刑的节奏。1794年，在波尔多，一个名叫比尔盖的木匠奉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命，确实建造了第一台有四把钥刀的断头台，但它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第二台是九把铡刀的断头台，由一位名叫吉约的机械师制作。但在比塞特进行的试验并不令人满意。 的确，尽管一把铡刀的断头台性能良好，但用它们来处决犯人仍不够用。枪刑、炮击刑和溺刑数以百计，司空见惯。1794年，蒂罗建议用刺刀行刑以节约弹药。 后来又有人建议用浇铸的断头台代替由一些梁安装成的断头台。更有甚者，建议使用装有小轮的装置，以避免安装和拆卸。 夏洛特·科尔德被处死后，由于提出了人被斩首后意识有可能继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因此慕尼黑的一个教授建议使用一种“真正人类”的行刑机器，能满足道义上的最神圣的愿望。 弗兰茨·冯·保拉·吉·吕蒂泽不是位普通人物，他是化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 对动物的多次试验后，教授建议制造一种增加一把刀的断头台，那把刀将与铡刀一起落下，把大脑的两半球分割开。他写道：“这把额外增加的刀能穿过脊柱，割断脊髓，至少也能割断主动脉，这样能使血出得更快。” 尽管他保证自己承担样机的费用，但可敬的学者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兴趣。 总之，在1870年前，施密特的断头台完全让人满意，没有什么能代替它。1870年，司法部长阿道夫·克雷来厄订购了两台可携带的机器，被称为能加速死亡的“加速器”。也是他叫人将断头台从它的底座上抬下，并以法令形式规定将断头台放在地上。这激起了公愤。编年史作者也愤慨不已，他们用一种值得赞扬的激情来维护人类的尊严：“我们不能像猪一样贴着地面死亡！” 这两台由可恶的、丧失了权力的政府“订购和支付费用”的装置，被看成是“独裁统治时期卑屈的装置”。“为了新自由的纯洁性和神圣”，1871年4月，巴黎公社社员在伏尔泰广场将它们烧毁。但刚被烧毁，这种“断头的机器”又从灰堆里复苏了。1872年初，司法部长又订购了几台新的。 这次是由一个名叫莱昂·贝尔热的木器工人负责制作的，这个人同时也是刽子手助手。 莱昂·贝尔热把研究两台被焚烧了的装置作为起点，大大地改进了断头台。从此，断头台被认为相当完美，以后只是做了些微不足道的改进。 “贝尔热断头台”的出名是因为在两根垂直支柱的内侧使用了弹簧，这样能减缓铡刀落到最下面时的速度。接着，这两根弹簧被橡胶垫圈所替代，保证了铡刀落下时不再生硬，减缓了横梁在滑槽里的下滑速度。从此，改变了断头台那著名的“噪音”。但“1872年系列”的最有名的改进在于铡刀的起动装置。用于刹住和松开的装置被固定在箭头形的金属凸销上，凸销位于横梁的上部，嵌在适合断头台顶端的机械的夹子当中。一根小撬棍操纵着横梁的起动装置，后来一个简单的接或代替了挽棍。横梁启动后，箭头形的凸销松开了，由横梁和铡刀组成的沉重的大铁锤也随之松开。 最后。这个大铁锤也得到了改善，在横梁的两端装配了小轮子，这样横梁就可顺着支柱的精滑下。 从此，这些支柱就竖立在放在地上的厚木板上。一只罩有锌或上过蜡的布的柳条篮放在断头台的旁边，是用来装受刑者的头和身躯的。尽管断头台的技术革新不容置疑，大大改善了断头的方式。但在小小的“官僚”世界也引起一些骚乱。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有一百六十个行刑者，三百至四百个助手。 自从1793年的法令规定一个省～个断头台，每个断头台一个行刑者后，行刑者的人数正式归并为八十三人。 这对刘子手的职业来说，是不断衰落的开始。 大革命时期的动荡以及1810年的法典颁布以后，法律不如以前严厉。 1832年引入了一些“可减免罪行的情节”，废除了一定数量的罪行的死刑后，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的人的数量急剧减少，刽子手的活动也减少了。另外1832年的这条法律给了刽子手们致命的一击，一些刽子手由于死亡或由于个人原因而离职，他们的人数渐渐地减少了一半。 1849年的～条法令规定，有上诉法院的每个省只能有一个总刽子手。 刽子手的人数减少至34人。但是1870年的法令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法令规定解除所有总刽子手和他们的助手的职务。从此以后，司法部门只需～个常驻巴黎的总刽子手。五个刽子手助手。他们有资格在共和国的领土上用一台断头台办事，断头台将随他们通过铁路运送。废除死刑时，法国共有三台断头台，其中两台存放在桑泰监狱，一台被用来在巴黎行刑，另一台是为外省准备的。剩下的一台放在遥远的殖民地，用来对付海外的“坏头”。 断头台被发明时以及一个半世纪以来，它的优点一直都得到了肯定，但令人惊讶的是断头合并未在全世界激起胜利的热情。 不可理解的是断头台的使用只局限在法国本上和它的海外领土。但1796年。比利时的一部分领土被吞并后，该国也曾引进过断头台。意大利北部的法国！临时领土和莱茵河地区的德国也一样。19世纪中时左右，希腊也有过一台新头台。但只有纳粹德国才真正使用这种行刑方式，但他们的断头台没有摇板。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拒绝断头台。美国人早已习惯割下“出身高贵”的头，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感兴趣的。 经过研究后，英国皇家委员会（1949～1952）宣布：“我们确信，断头台导致的肢体的残缺会冒犯我们国家伯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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