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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博士设计的断头台” —垂直支柱的高度：4。5米 —支柱之间的距离：37厘米 —一摇动极的高度：85厘米 —销对的重量；7／k斤 —根木的重量：30公斤 —将钢刀固定在根本上的螺钉的重量；3公斤 —断头部分的总重量；40公斤 —铡刀落下的高度：2。25米 —脖子的平均厚度：13厘米 —一执刑时间；土40／100秒 —判断受刑者脖子的时间；士2／呈00秒 —铡刀的速度：土23．4km川。时 一断头机总重量：580公斤 ·这种装置得由好几部分组成。两根平行的橡木支柱，高十法尺．上面由一根横梁连接，侧面和后面由斜撑牢牢地固定。这两极支柱之间的距离为一法尺，支柱厚六法寸。支柱内侧分别有个纵向的、方形的凹槽，槽深一法寸，用来容纳铡刀的耳屏。在横梁上方的支柱上端，分别有一个铜质滑轮。 ·铡刀由灵巧的铁匠制作，经过淬火，十分牢固，用它的隆起部分来切割。这种铡刀宽八法寸，高六法寸。 ·刀背与斧头一样厚。铁匠在刀背上凿了开口以便能通过铁环将重三十斤或三十斤以上的东西固定在上面。 铡刀得从两根支柱的槽内滑下，因此为了能让刀嵌入槽内，刀背的厚度为一法尺，另外还有两个方耳屏，即两个一法寸长的突出部分。 ·绳子相当牢，也足够长，穿过铁环，在上横梁下方将铡刀拉住。 ·木砧高8法寸，厚4法寸，是犯人放脖子的地方。 ·木砧的底部有一宽宽的支撑物，尺寸与两根支柱间的距离一样大小。一根可拆换的销钉穿过支柱，并将水砧固定在底座上。水站的上部只有八法寸宽，上面被挖了一条槽以容纳铡刀隆起的刀刃。因此，两根支柱内侧的槽不能凿得比这条槽低。木砧上部还略成凹形，这样，犯人的脖子可放得舒服些。 ·为了固定性犯人的头，在施刑时不让他抬头，就得有一把马蹄铁做成的钩形刀，刀的边上要十分圆，能将犯人的颈背环绕起来，这样才能割掉头皮。约形刀的末端相当长，为了能用螺钉固定住，就得被凿穿，螺钉穿过木砧上半部分的底部，宽度为四法寸。 ·犯人俯卧着，肘部撑起肚子，脖子放在木砧的凹陷部位。一切都准备就序，站在断头台后的刽子手将连接铡刀的绳子的两端连在一起，并同时放掉．铡刀从高处落下，它本身的重量和速度产生的重量将头在一眨眼间与躯体分离。 ·假如这些细节有错误，最不聪明的建造者也能将它们轻易地纠正过来。 签名：路易。外科学院终身秘书。 职业：行断头刑者 刽子手的存在只是半合法的。没有文章明确他们的职务和属性，他们的才子也没有受到严格的定义。他们不是公务员，而是政府的合同雇员。 ·这种行业的人在法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反映了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行刑者们自行逆选，另外，在继承职务时，有时存在着婚姻关系中一种微妙而复杂的体制。这种体制导致了真正的刽子手世家，有时可以延续五六代人。 ·假如没有家庭血统关系，政府就选择前一位行刑者最老的一位助手。在国民的账簿上没有刽子手。刽子手没有工资．只有保证金。众议员皮埃尔·巴斯主张废除死刑，他努力想在司法部的预算中取消有关执行死刑的经费。这种预算每年为185000法郎。 ·“刽子手历史学家雅克·德拉吕认为，1979年7月1日，总行刑者的年薪为40833法郎，这是减去社会保险金3650．且也法郎后的净工资还得加上各种津贴2100法郎。一级助手每个月拿2Ill．70法郎。这种工资收入是要交税的。 ·至于著名的“奖金”．即各种证词所说的每个“头”6000法郎，雅克·德拉吕认为纯属神话。我们看到一个总行刑者挣的比秘书少，他的助手比清洁工少。这对一个有权去合法地杀死他的同类的人来说是很少的，再说时时都有危险存在。 刽子手的助手中有一个助手的作用特别重要，但他却常常被遗忘，这很不公正。 在盗贼的俚语里，这种助手有个别名叩‘摄影者”。有了他，极刑才没有退化成屠杀。他负责检查犯人是否站直，脖子是否到位，头有没有缩进肩膀里。他站在断头台前。假如需要他“配合”，他就抓住犯人的头发或耳朵（假如犯人是光头），将他拎起。“我们都别动！”找到了正确的角度或者说正确姿势后，他经常这样说，这也成了他的绰号。 ·马塞尔·谢瓦利安提及他当刽子手助手这一段历史时，曾向一位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摄影师的职业真的很危险！是的，将人放到位时很危险。假如奥贝雷切启动铡刀时动作太快，我的手就被割断了！” 大革命前，1670年生效的法令规定115种情况都可能被处死刑。 贵族波斩首，拦路强盗在公开场所被施车轮刑，城君者被四马分尸，制造假币者被用沸水煮死，异端分子用火刑．平民小偷用绞刑。直到大革命前，每年都有300起死刑。 ·1791年．新法典将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种类从115种减至32种。建立了人民陪审团．统一在断头台上行刑。取消了赦免法。 ·1792年，在法国，第一起在断头台上执行的死刑，犯人名叫雅克·尼古拉·佩尔蒂埃。 ·1793年，共和国的每个省都任命一个刽子手。 ·1802年，重新设立了赦免法，作为国家第一要人的特权。首席执政（拿破仑）首当其冲。 ·1810年，颁布了新刑法典。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数从32种上升到39种。 对杀害父母的罪犯，先断其手，再在断头台上处死。同谋或杀入未遂者也将被处死，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的实际人数为78人。 ·1830年，修改后的刑法典将死刑罪行从39种降到36种。 ·1832年，陪审团通过了罪行减免法。取消了一些酷刑，如戴铁颈圈和断手刑等。修改后的刑法规定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为25种。 ·1845年，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为26种。对引起铁路事故导致人员死亡的人也将执行死刑。 ·1848年，取消了政治罪犯的死刑。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为15种。 ·1853年，第二帝国规定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为16种。 ·1870年．撤消了断头平台，从此断头台就放在地上，并规定在本土施刑，刽子手的人数和助手分别为一个和五个，在科西嘉和阿尔及利亚则再增加一个行刑者。 ·1939年，取消了公开新首刑。公众不再被允许观看行刑。根据有关死刑的执行的第16条规定，从此以后，只有以下人员才可去行刑现场： —重罪法庭主席； —一总检察长指定的检察院官员； —一行刑地法庭法官； —法院书记官； —犯人的辩护人； 一司祭； —感化院的院长； —警察分局局长和总检察长征调的警察； —狱医或其他尤总检察长指定的人。 我们注意到刽子手和他的助手不在这份名单上。 ·1950年，对手持武器偷窃也将处死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涉及损害财产的事，而不再只是人的生命。 ·1951年，媒体不再被允许报道行刑情况，只能局限于笔录的内容。 ·1959年，第五共和国诞生了。现行的法典受1810年法典的直接影响，在普通法中规定了30种应受死刑处罚的罪行。 ·1977年9月10日在马赛的博梅特监狱用断头台处死了杀人犯雅杜比·汉密达，这是一个28岁的男子，单身，无业，这也是最后一次死刑。 ·1981年9月IS日，议会通过表决废除了死刑，其中369票赞成，113票反对．5票弃权。9月30日，参议院以161票赞成，126票反对，毫无修改地通过了这一法律。在这两个日子中，上莱茵省的重罪法庭宣判某个在进的让·米歇尔·莫死刑，这是最后一次宣判死刑。 ·废除法在官方公报中发表．亲笔签名的有：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皮埃尔·莫鲁瓦总理和德费尔，巴定泰，埃尔农部长。 路易十六被断头后，他的尸体被运往马德莱娜公墓。余松的马车出了偏差，装有独裁者的尸体的柳条长篮倒款在地。 许多行人马上冲上去，用他们的手帕、领带或纸头去吸受刑者的血。 另一些人品尝了一下，发现则【常”咸。人们还看到有个人把一副骰子没在深红色的粘土中。 在图卢兹，获奖朗斯公爵亨利二世的死刑过后，人们看到许多战士在喝他的血．以获取“一个伟大心灵的品德、力量和魄力”。 自从法国的一条法律规定，从今以后整个国土上就只有一个别子手后，先后出现了8个行刑者，他们依次是： ·让一弗朗索瓦·海顿赖希（1871～1872）。人们觉得他对自己的职责太敏感。他参与了820多次行刑。 ·尼古拉·罗克（1872～1879）。为了郑重其事地办事．这个总刽子手提出戴高帽。 ·路易·德勃莱（1878～1889）。刽子手约瑟夫·德勃莱的）L子。因为他的败行．他有个绰号昨‘瘸腿”。他对259个犯人施了极刑。显然，他“割”了拉瓦肖尔和杀害萨迪卡尔诺总统的凶手卡兹里约的头。 ·阿纳托尔·德勃莱（1899～1939）。前者的儿子。他用圆顶礼帽取代了高帽。他曾说割下一个人的头所用的时间比拚读“断头紧’这个词所用的时间短。450个犯人死于他的刀下，包括朗德吕。 ·亨利·德富尔诺（193～I951）。他娶了前者的侄女，后者本身也是刽子手助手。他用灰毡帽取代了圆顶礼帽。是他，执行了1939年在凡尔赛举行的法国最后一次公开极刑。战争期间，他继续在桑泰监狱把钥刀砍向同胞的头。二战结束时，他保住了他的职务，尤其是断了佩蒂奥博士的头，后者因为谋杀了27人而被判处死刑。 ·安德烈·奥勃雷赤（1951～1976）。前者的侄子。是在政府公报发布职位空缺的消息后，从150名求职者中挑选出来的。奥勃雷赤192旱年起就是别子手助手，因此，在他被任命财，他已参与了365农行刑。以后，他又割下了sl个头颅，其中包括句号公敌”埃米尔·比农松的头和克利斯蒂昂·拉纽西的头。 ·马塞尔·谢瓦利安（1976～1981）。奥勃雷赤的侄女的丈夫．也是1958年以来奥勃雷赤的助手，但作为总刽子手，他只参与了两次行刑，其中一次就是法国的最后一次死刑，即1977年9月10日汉密达·雅杜比的死刑。 ·若昂·巴蒂斯特·雷查尔（1933～1945）。尽管有人不乐意，但真正的断头王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纳粹政权的走狗若昂巴蒂斯特·雷查尔是始于18世纪的一个别子手世家的最后一位行刑者。 他借助器械处死了3010人，其中2948人是被他用断头台处死的。二战结束后，他效力于同盟国。是他在纽伦堡为纳粹死刑犯准备了示众架。他还给美国军队的别子手伍德中土上过几堂课，后者负责用绞刑来处死犯人。后来，他在慕尼黑附近退职，并嗜好养狗。 将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的特权 法令规定，将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要受到一系列十分明确的措施的制约； —得有他自己的单人牢房； —得日夜受到监视； —出了牢房得戴手铐； —得穿特殊的制服； —不得工作； —可无条件地抽烟、读和写； —可以加餐，可以接受他愿意收到的任何数量的包裹； ——赦免的请求被拒绝后才可执行死刑； —肯定不能在星期天、7月五毛日或任何一个宗教的节日里被处死； —假如犯人是个妇人，并宣称已怀孕，那只能在她分娩后才 可将她在断头台上处死； —在实行死刑的最后三十年中，判处死刑后直至用断头告处决的平均时间为6个月； —犯罪时犯人的年龄未满18岁或已超过70岁，则不可在断一小时三十三次斩首 不过，皇家委员会在重申好的死刑应遵循“人道、可靠、体面”三项原则后，承认断头台是一种“快速、可靠”的装置。 但是，引进一种屠杀贵族的手段，而且是法国的，这与该国的沙文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反法情绪形成了对比。 那这种断头装置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完美吗？ 使用方便，又因为本身速度很快，因此显得很宽厚，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到达犯人的颈背时，铡刀的速度是恒定加速度的两倍的平方根乘以落下的高度。假如我们已知横梁落下的高度为2．25米，铡刀重7公斤，横梁30公斤，固定刀和梁的螺钉重3公斤，即共重40公斤，假如摩擦可忽略不计，那铡刀到达犯人的颈背时的速度为每秒6．5米。换句话说是每小时23．4公里。假设阻力是微不足道的，对一个厚度为13厘米的标准脖子来说，刀割的速度为每秒2／100。松开铡刀至割下头颅的时间不到半秒钟。 事实是一旦他们掌握了操作方法，断头台的那些机械刽子手就会创造奇迹。有关夏尔·亨利·桑松，曾有这样一段话：“在巴黎，断头的艺术达到了顶峰。桑松和他的徒弟在断头台上执行处决时动作相当迅速，人们还以为他们向科米（著名的魔术师）请教过，用魔术师的方法变掉人类。他们在十三分钟里杀死了12人。 1909年1月18日，阿纳托尔·德勃莱在加莱海峡的贝突那执行四个罪犯的死刑，受到了断头台四周的大难人群的喝彩。 九分钟割下了四个头。比桑松慢。但在每次极刑后，德勃莱都要清洗断头台，擦亮铡刀。 然而，还可以做得更好。1928年做的一次笔录提供了一个测定时间的例子。 把犯人交给刽子手至铡刀落下，共40秒。速度更快。1956年，法国的刽子手奥勃莱赤的一位助手向《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让·凯尔宣称：“每次奥勒莱赤都测时间：0～7秒，这时我们抓住犯人，让他穿过门和两级台阶，将他按在摇板上，松开铡刀所需的时间。我们是真正最快的一组……” 断头台同时也是一种可用来成批地处决犯人的装置。 1822年刽子手博梅宣称：“有关速度，我们知道，有了这种新型的工具，只需一个断头台，由同一个刽子手在～小时内可处决三十三人。” 速度和可成批处死是断头台的优点。在德国，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断头台于1939～1945年间又被使用了。 这是继法国大革命后第二个断头台时期。 仅仅在慕尼黑的施塔德莱姆监狱，以十至二十人为一批，处死了～于两百多犯人。 1943年9月，在柏林的帕吕敏湖监狱计划在同一天内处死三百人。但刽子手们遇到了困难，也是死刑史上惟一的一次：精疲力竭。刽子手们行走在血泊中，由于精疲力竭，在第一百八十六个头颅落地后，停止了行刑。当局只好把剩下的一百～十四个犯人的死刑推迟到第二天执行。 在法国，被允许现着执行死刑的人（共十来个人）聚集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 接着，为了不吵醒任何人，包括神甫在内的车队静静地朝指定的死刑犯的牢房开会。 通常，为了更静些或为了能将犯人在睡意中抓走，卫兵脱掉他们的鞋子走路。 卫兵粗暴地打开门，急急地走进牢房。战前，他们总是快速扑向犯人，给他穿上紧身衣。40年代末开始，除犯人抵抗，否则他们不动手。一个走到牢房的尽头，另一个走到床边，第三个留在门口。 接着法官、官员和律师走进牢房，向将被断头的犯人宣布他的赦免的要求被拒绝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快。 把犯人装在框子里后。官方人员和卫士重新回到监狱的通道上。 到达事先走好的地方后，他们D啊B人很快地站到一张桌子前，让他写最后一封信。然后，与刑法的程序相一致，一位法官问犯人是否有什么话要说。接着轮到“宗教”，一位司祭接受他的忏悔，假如犯人愿意，还让他领圣体。最后是急急忙忙地“喝最后一杯酒、抽最后一支烟”。卫兵给犯人出示一张表格，即犯人出狱证。因为他是通过行政方式进监狱的，他得以同样的方式出狱。 到此为止，轮到刽子手了。他很快地将犯人的肘绑在背后，用绳子将脚和膝盖捆绑起来，这样犯人的背就弯曲了，头朝前，脖子能更好地放在砧板上。假如有必要，刽子手还将犯人的头发剪短。 然后，刽子手将犯人的衬衫的领子剪下，因为领子挡住了两边的肩膀。在首席助手的帮助下，刽子手将犯人带往一扇伪装的门，门朝着监狱的大院，在夜幕下，断头台就竖立在那儿。 犯人被置于那块85厘米高的摇动板上，板上有个四分之一的圆。犯人的脖子放在铡刀的着落点上，由一种装置阻止它的运动。承颈圆孔随着一声干巴巴的声音突然倒在脖子上。一声轻轻的哨声，接着是沉沉的撞击声，提醒人们铡刀已滑落，并已打在了装置上。从进入死刑房到人头落地，一般需十五到二十分钟。 让刽子手自己来描述这最后的时刻。以下是从奥勃莱赤的日记中摘录的，罗歇·格勒尼埃在他的作品《怪人钟也引用过：“我们一只手抓住犯人的一条手臂，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腿，将他拎起。当他的脚不再接触地面时，我们就像对付～个包裹一样，不用花很大力气…人的一切动作和反应我们都很了解。他的抵抗的能力事先已被剥夺了。 “为了将一个顽抗的人按在摇板上，我们得架着他的手臂。在桑泰监狱，还曾借助过下楼梯时的那股冲劲。再说，下楼梯时，能让两位架着顽抗的犯人的助手的步伐整齐一致。到楼下后，只需有节奏的两步。就在承颈圆孔前，又有了这样的冲劲，犯人自然是被粗暴地放下，并且一直滚到滑板的尽头。要重新纠正脖子的姿势，这种事很少发生。这些细节的整体造就了死刑的速度和可靠性。被绑住后，犯人只能迈小步子行走。通常，我们让他稍稍走快点。但绳子使他很难前进。他就开始碎步跑．为了不摔倒，他很小心。这样小心行走经常能避免他看见断头台，在还没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前，突然来到了摇板前。由于冲力，他栽了跟头，几乎总是他自己把头伸进了承颈圆孔内。我们的头儿启动承颈圆孔，圆孔合拢，很快，他又放下了铡刀。一声撞击，就完成了。” 割下来的头掉进了垫有木屑的大盆中，大盆配有一块垂直的隔板，用来保护面对承颈圆孔的刽子手助手。没有隔板，他就会浑身溅满血。由于疏忽，发生过好几次事故。 颈动脉被割断时，有两股血从中喷出，假如没有上面所述的保护措施，血可喷射到两米多远。脑脊髓液由于突然减压，从被割断了的脊椎中溅出，可喷至三十厘米远。 死刑结束后，法医不需明确死亡原因，就签署埋葬许可证。然后，头被放进了已装有躯体的柳条箱里。 假如同时有许多人被处死，一个箱子里就会放三具尸体。为了不把他们的头和躯体弄错，就得有条不紊地整理。想到犯人的肌肉仍会动上一至二小时，着实让人害怕。 仪式接近尾声。一个刽子手助手把水喷洒在院子里的满是鲜血的路面上，而另一些助手着手卸下断头台。 假如受刑者的家人要求将犯人的尸体交给他们，就由他们尽可能审慎地将其埋葬。相反，则由政府负责埋葬，将他装进棺材，头放在一个肩膀边，葬在公墓里。 极刑过后，行刑的笔录的复印件在监狱的门上张贴二十四小时。除这个笔录外，媒体不得公开与本次极刑有关的任何信息、任何材料。 我们没有忘记《快报｝）、《巴黎竞赛画报》及其五个记者，因为详细描述了1972年11月比费和邦唐的死刑而被判刑。 违法行为有时让人得知“红色弥撒”并非是在这样一种程序要求的尊严中进行的。 ·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最顽抗的人：特罗普曼，1870年。他杀了同一家庭中的人。他差点咬断了别子手的食指。 ·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最顽抗的女人：体内，1833年。她病狂地抵抗以至于她的头滚到了离断头台15米远的地方。 ·最笨拙的刽子手：1831年在阿尔比他让铡刀落下了5次，最后用小刀结束了斩刑。 ·成批极刑：除了大革命动乱时期，要数1944年的那次人数最多，共9个头被一起处死。 ·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最年轻的人：1793年一位13岁的孩子。 ·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最年长的人：1794年一位93岁名。H德尔维利的杂货商。 ·比利时：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共有120人左右。 ·德国：1933年～1945年，德意志法庭宣判了16500个犯人的死刑，或被送上断头台处决，或用斧头新首。同一时期，军事法庭宣判了25000人死刑。 ·奥地利：1838年～1845年，1184人被新首。 法国最后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汉密达·雅杜比的律师波拉克和古达罗在《世界报》上这样写道：“三十个人围在犯人四周。总共持续了约四十分钟。被截掉了一条腿的犯人为了爬上断头台不得不装上假肢（卫兵帮他固定好假肢，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支香烟’被拒绝了。”对于这些话，波拉克律师宣称：“他抽了一支，接着抽了第二支，他还想抽几口茨冈烟——一他最喜欢的香烟。但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男人——我想可能是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回答道：‘啊！不，够了。我们是很容易通融的人，早该想到这点。”’ 在“断头台上处决”是否像它的拥护者一直粗野地支持的那样是最体面、最有结果的死刑呢？或者相反，是否像英国人固执地认为的那样会引起最低层阶级的抗议呢？ 我们知道，1792年4月25日，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的死刑成了一些令人讨厌的游行的借口。这一天，大堆的人群参加了这个“神奇的机器”的剪彩仪式。 然而，人们乘兴而来，参加这伟大的第一次，一方面为它的效率惊讶万分，另一方面因为它的速度而极为失望，更何况警察用一根粗绳将他们挡在了离断头台相当远的地方。人群有节奏地一再唱着一首时髦的歌来表达他们的失望：“把我的木柱子还给我，还给我！” 然而，示众架再也没有被竖起来过。“受难者的身份救了断头台。”吉贝尔·吉·卡朗德罗这样写道，“平民妇女、长裤汉看到著名的头落下十分惊奇。他们惊讶地看到国王、王后、王子、将军及行政长官的头落地。”“断头台的奇迹在于它纯化了看到死亡的愉悦。”他还这样写道。 很难描述人们对断头台的迷恋程度，不计其数的小玩意、小饰品，各种物件、家具、盘子等都由断头台和断头的场面来修饰。 商店把断头台作为招牌，人民幸福地生活着，与断头台很亲近。法院有成百上千的桃花心木的断头台小模型出售。 1793年众议员梅西埃说：“孩子们的父亲、教员或师傅经常会带他的孩子、学生或徒弟去看死刑的执行，借此给他们上道德课。” 断头台脚下，不断地会有病病患者出现，他们侮辱犯人，往他们身上吐唾沫。人们热情高涨，测定行刑时间或为刽子手的尽善尽美的表现喝彩。 还可以看到一些虐待狂跑到断头台旁，来享受受刑者的临终的苦恼，还有许多纯属好奇的人面对犯人的痛苦随意取笑。 该来区分一下不同的断头台了。比如白色的被称为“处女”，漆成红色的叫“被奸污过的”。同样爬到断头台上去也分别被称为“爬到小姐身上”或“爬到女土身上”。每天都可买到“圣·吉约蒂纳彩票的中奖名单”。1794年埃贝尔的极刑，据当时的证词估计，共有四万人参加。 有人认为断头台应与大革命时期的小玩意一起消失，事实并非如此。有段时期，公众对大量的血的确感到厌倦，不再成群结队地去看行刑，只在王朝复辟时期，断头台重又获得了大家的喜爱，这是例外。 从格雷优广场到阿拉戈大道，从卡卢塞尔到革命广场，从圣·安托尼广场到“推翻宝座”广场，从圣·雅克城到罗凯特，单在巴黎，断头台就给予了极大的惩罚。 高音喇叭大声叫喊着，告诉人们下一次死刑的时间、地点等。这又是法国断头史上的一个新的重大时期。 1847年一万两千人参加了隆德和奥利亚的死刑。1870年两万五千多人聚在一起观看特罗普曼的死刑。后者在播坦杀害了许多人，他杀人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小报》重新报道，在该案整个诉讼预审阶段，该报每天出版，共出了五十万期。报刊的主任米约先生在杀人犯被处死刑后邀请了五百多朋友和合作伙伴，举行了一次宴会。宴会上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宣布特罗普曼的犯罪给公司带来了利润，他建议为“纪念这位给报刊带来好处的杀人犯”干杯。 1873年迈克·克拉努瓦的死刑吸引了六万多人到场。 1878年共有三万人观看了巴利利勒比埃的死刑。1891年人们还看到一些好奇者在死刑前三天就占好了位置。 有产阶级也被“红色弥撒”吸引了。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死刑的执行成了丰盛的晚宴、上流社会的晚会和节日之夜的借口，为了观看在断头台上处决一个人，在断头台前，人们往往狂欢到黎明。 1888年，普朗齐尼在巴黎被处决后，有人在图卢兹的赌场上演了六场哑剧，取名叫《普朗齐尼事件或蒙田路的凶杀案人最后两场讲的是犯人的梳洗和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场面。 七月王朝因为这些可耻的行为而动荡不安，后来将断头台从格雷伏广场移到了圣·雅克城，但并没有给它带来更多的体面。 1870年，取消了断头平台和十级台阶，人们看得就不甚清楚了。人们通过媒体提出了抗议，但这并没有阻止人群为刽子手喝彩、鼓掌，侮辱犯人。 1870年，当局决定将断头台放在位于阿拉戈大道的桑泰监狱的高墙边，并要求好奇的人群与之保持相当大的距离。但几十位作家、政界人士从警察局得到了站在断头台边观看的“破格优待证”。 幸亏在外省还能“看到些东西”，于是人们从首都出发去看死刑。死刑场面是如此地受赏识，以至于1899年，在万国博览会期间，科克公司在其郊游项目中安排了观看两次死刑。七辆大客车将游客带去观看了塞利埃和阿尔贝尔托两位杀人犯的死刑。 等到1939年在凡尔赛执行的魏德曼的死刑时，政府才作出反应。那天，人们以高价租了窗口、屋顶、阳台等。地面上，黑压压的人群将死刑的执行变成了真正的主保瞻礼节，他们越过障碍，将手帕浸在受刑者的血中。 在这种过度的混乱前，当局于1939年6月24日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从此以后死刑不再公开执行。 让有教益的做成见鬼去吧。从此，“红色弥撒’将在墙的阴影和寂静中悄悄地进行。假如断头台的速度的确很快，那它是否真的很可靠呢？从理论上讲，是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从“可怕的仪式”中活着走出来过。但事实上，断头台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准确无误，没有任何弱点。断头台的漫长历史中充满了故障和事故，虽不是很悲惨，却很生动。大家都知道一件真实的事：那个刽子手不幸地砍在了犯人的头上，接着他转过身来问官员：“是不是该割得低些？” 1875年，瓦兹法庭宣判了法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死刑，犯人是个名叫布律诺·特的矿工，他被共和国总统赦免。 ·在许多国家，民间的信仰认为喝罪犯的血能治好许多病。雅克·德拉目告诉我们，1865年前，有许多病入和身体虚弱的人在执行死刑的日子里围在断头台边。 ·比利时最后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人凡尔法伊的死刑于1918年执行，法国政府出借了断头台和刽子手。 ·比利时现行刑法典规定，被判死刑的人得被送上断头告公开处决。事实上，在比利时。普通法中的死刑已被废除。·以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的刑法典为基础的刚果现行刑法典规定，死刑犯人将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事实上，1960年以来，所有的死刑犯人都被处以论刑。 1940年在维也纳。当德意志帝国的刽子手若昂·巴帕蒂斯特，雷查尔启动铡刀后，在场的人证明没有听到那种特有的声音，铡刀被挡在了离犯人的脖子十五厘米高的滑稽中。犯人于是大声叫喊这证明他是无辜的。最后，人们终于又把刀升到了支柱的顶部，第二次下滑得十分完美。 居尔·罗萨在描述这著名的轶事时写道：“雷查尔由于疲惫，四肢发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四个星期。”雷查尔的助手也说：“这种事故是我们职业中最可怕的事。”然而，却经常发生。我们甚至看到一个刽子手由于“未能成功地杀死太多的犯人”，于1794年走上了军事法庭。 在许多“工作的事故”中，我们举个别子手助手皮埃尔·罗克的例子。他为了按住权力反抗的犯人的头，被割断了三个手指头。确实，问题一般都出在受刑者。 我们记得夏利埃的头在铡刀落下三次后都没断，只得用刀割断。而杀害杜梅总统的凶手戈尔格沃尔夫的脖子比承颈圆孔还要粗大。经常观看死刑的热罗大师指出由于铡刀重复落下，让木屑都扬了起来。 “为了阻止充斥阿拉戈大道的吼叫声，得有一个助手用活动扳手将犯人击昏。”很久以前，在吕扎尔舍，是刽子手的妻子即女刽子手用刀将犯人的脖子锯断。 1939年在凡尔赛，刽子手起用了三次断头台才将欧六·威德曼处死。这之前不久，在圣·纳泽尔，刽子手助手忘了将受刑者的头提走。当第二个犯人将头放在承颈圆孔里时，他看到了在他前面的地上的头，他惨叫了一声，将头缩进了肩膀。铡刀将他的头从中间断开。 我们发现，断头的艺术随着机械的运用而消失了。刽子手必须有能耐，某些人声称是一种风格。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断的。 正如奥勃雷赤所说——他是内行，他在三百六十二次行刑中是刽子手首席助手，在二十多次行刑中是总刽子手——“没有两次断头是一样的”。 人们是否能肯定被斩首时受刑者的头马上死了呢？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分歧很大，而千万次的斩首也没有真正明确地回答这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古老的故事曾提及了用斧头处决的人的某些动作，这些受刑者预先表示他们要用这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无辜。 但让我们回到断头台这个问题上来。历史上最有名的观察之一是有关1793年7月夏洛特·科尔戴的那颗被割下的头颅。科尔戴是杀害马拉的著名凶手。一个官方的证人在泰然地注视着断头的场面，一点没有受到歇斯底里的气氛的干扰，他宣称：“受刑者的头，已与身躯分开一段时间了，刽子手将它拎在手上，其中一个助手在它脸上打了一下。脸部表现出愤怒的表情，不会产生误会的。” 1962年2月，于连·格林在他的日记里概述了这个问题：“受刑者的痛苦，我们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但割下来的头，与身躯分离后，似乎还活着。活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它还活着，并且很痛苦，因为一切痛苦都在大脑中。只要神经中枢没有被摧毁，让人痛苦的断头台则～直在起作用。” 那么，这是作家的多愁善感还是生理事实呢？许多医学观察似乎证实了第二种假设，认为被割下后的头在某段时间里确实有可能仍有意识。在德国，早在1803年，布雷斯洛的一位医生，文德博士与他的几十个同行一起对一个名叫特雷的犯人的头做了试验。他写道：“伊林和汉尼什两位外科医生陪着我，为了方便我做研究，他们轮流将头拎着……受刑者的脸部表情很安详，眼睛张开着，很亮，嘴闭着……我很快地将手指朝他的眼睛伸过去，我看到这可怜的人的头试着要自卫，他将眼皮合上了……当伊林博士把他的头朝向太阳时，我看到那只被阳光照到的眼睛闭上了……” 他的眼睛张开着，很亮 “为了验证听觉器官是否还在发生作用，我在他的耳边大声叫了两次：‘特雷，特雷……’每叫一声，正在合上的眼睛又张开了，并朝向发出叫声的地方，嘴巴也张开了好几次……我们中有人认为这一切行为都表明是他为说话而做的真正的努力……试验持续了一分三十秒。” 文德的试验更让人相信著名学者萨米埃尔·托马斯·佐默林的断言。他认为假如给割下的头接个肺，那头就会说话。佐默林本人也做过所谓的“给予割下的头的刺激”的实验。他写道：“我用一根套针探查断开的脊髓，受刑者抽搐了一下，闭上了眼睛，用力咬紧牙关，而颌部肌肉往眼睑方向上升……他的脸部表情很令人害怕，几个助手叫了起来‘他活着’，而我也相信了，也叫了一声。” 这一时期，在德国，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试验，被称为“对头的独立生存问题的研究”。 在普鲁斯，每次行刑时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冲向被割下了的头。因此，1804年3月，出台了弗雷德里克·纪尧姆三世的一条法令，禁止“任何对被斩首的人的身体的试验”。 20世纪初，许多科学家在有关断头台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 一些科学家认为，断头台是所有死刑中最人道的，因为没有脑部血管提供的血的压力，人就不会有“知觉”，而对这种压力即使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也足以让人失去知觉。 犯人的知觉在铡刀砍断脖子的血管时就消失了，甚至在器官被切断的有关信息传到意识的中枢中心前已失去了知觉。 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即使血液循环被打乱，脑部的作用仍在进行，因此，当头被割下时，作用仍然在持续。 这种结论是做了许多观察后才得出的，十分令人震惊。这意味着当头与身体分离时，头仍有知觉，而断头台则是一种最可怕的死刑装置。1905年在蒙彼利埃，傅利尤博士和一位名叫朗吉约的犯人在其受刑前达成一致，在叫到他的名字时，被割下的头用低下和抬起眼睑三次作为回答。 博利尤博士在《人类犯罪档案》中写道：“头被放在颈背，因此，就像报上写的那样，我不必用手拿着。我甚至不用碰到它…… “斩首后，犯人的眼皮和嘴唇立即表示了抗议，这样持续了五六秒……我等了几秒钟，抽搐结束了，脸放松了，眼皮在眼球上合拢了一半，这样只看到白色的角膜，完全跟临死的或刚死的人一样。 “然后，我大叫一声：‘朗吉约！’我看到眼皮慢慢地有规律地抬了起来，就像生活中被叫醒的人的眼皮那样，抬得很清楚、很正常。接着朗吉约的眼睛盯着我看，这不是一种暗淡、茫然的眼光，而是一双活生生的眼睛，不容置疑地盯着。几秒钟后，眼睛又慢慢地、有规律地闭上了。 “我又叫一声。眼睛重又慢慢地睁开，没有抽搐，两只眼睛盯着我，目光比第一次更锐利。然后，又闹上了…… “我又试了一次，没有任何反应……一共持续了二十五到三十秒钟。” 博利尤博士从他的实验中得出结论认为，人被断头后，大脑中的各种组成部分都仍然活着。 他写道：“这不是荒诞的故事，我关心的只是生理方面的问题，假如人们承认视觉和听觉仍在发生作用，那么也得承认大脑皮层的活动仍在继续。” 某些科学家“改变了立场”。著名的皮埃德利埃弗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53年在给医学院的报告中重申：“人被斩首后，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尽管肌肉还在收缩，但因为血液不再输送到大脑，几秒钟后大脑就停止了思维的功能。” 几年后，阿尔贝尔·诺对受刑者经过一系列研究后，在《你并没有杀人》一书中，毫不含糊地作了证明：“我们记录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使我们不相信我们面对的是尸体……断头台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活体解剖的工具。” 1978年，世界报》刊登了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的假设： “我们能不能认为，由于颈动脉被割断，动脉的搏动不再使血快速地流向头部，因此滞留在脑部的血只能慢慢地通过颈静脉流出？” 带来氧气的血红细胞呆在脑部的时间比习惯上更长，因此就可以认为由于红血球失去了活力，脑细胞就可以充分地利用保存起来的氧气了吗？对这一假设，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认为“一开始就不像是荒谬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瓦约神父的证词。德瓦约神父曾经是桑泰监狱的神甫，曾观看过三十三次死刑。让·杜拉神父曾在他的作品中引用过德瓦约神父的证词。这些证词是有关一个犯人的，这个犯人在最后一分钟仍拒绝忏悔。这些证词没有任何科学的严谨性，却十分令人害怕：“他被处决后，头掉进了放在断头台前的槽中……在短短的一瞬间，我们看到犯人用祈求的目光盯着我…… “出于本能，我们画了个十字降福他的头。于是，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目光变得柔和了，接着，眼睛没有了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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