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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的准备工作和航行秩序的安排都十分顺利。马戛尔尼非常高兴：“中国行政机构是如此完善，如此有权威，以致随时可迅速解决任何困难并做出一切人力所及的事情。”世上最反对官僚制度的社会的特使不禁对最官僚的制度倍加赞赏。 8月8日晚，为了庆祝已取得的成就，马戛尔尼命令他的卫队演奏铜管乐。天文学家发现，这些西洋乐曲“对中国水手没留下什么印象”。 第二天早晨——作为中国方面的回礼——锣和皮鼓声震耳欲聋。这是启航的信号。温德指出：“所有的船上都有这种声音很响的乐器，不习惯的乘客因此从睡梦中惊醒。当船在航行时，锣用来发信号，特别是用来指挥拉纤人的步伐。” 不到一小时，整个船队都启航了，并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溯河而上。到达下一个停泊港天津需要两天时间：80英里蜿蜒曲折的河道。“河流由于弯弯曲曲而景色迷人，”天文学家写道，“不用几个小时，罗盘上的指针就转了整整一圈。”赫脱南说：“每时每刻我们都遇到一些急于看看我们的船夫。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吃惊的神情，很多人放声大笑，用手指头指着我们的长相或衣着上的怪异之处。顷刻间，河岸上人头攒动，挤满了好奇的人群。” 这些长期在海上航行的英国水手仔细观察这数不清的内河驳船：“有些船很大：船身可达160英尺。造得很结实。船形颇似给牲畜饮水的平底饮水槽；船的两头都往上翘，船尾比船头翘得更高；船帆是用席子做的，成扇面形，依靠竹杆把船帆折叠起来。中国人不会使用双滑轮滑车。” 安德逊数了一数，在24英里的航程中一共遇见600艘船，而在两岸停泊的船只至少有这个数的两倍。“根据最保守的计算，我们至少见到50万人。”“迷人的乡间小屋”，“精致的花园”，“一块块整整齐齐的庄稼地”。 两个世界的撞击 给船队增添许多光彩的旗帜中，有几面旗却令人担忧。赫脱南写道：使团乘坐那么多的船只远道而来，中国人见了一定非常得意，因为在长幡上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吏都把礼——“礼物”改为贡——“贡物”。这一个字的改动使英使十分不快。中国官吏称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就叫做贡。 这是一种解释，但没有解释对。再说，马戛尔尼的使命并不是充当临时的使者，只是送表示归顺的贡物来的。他作为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并给皇帝带来了礼物。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他们对英国使团犹如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采用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中国皇帝对此亲自过问。他在热河收到了礼品清单。使乾隆十分生气的是马戛尔尼在中译本中自己给自己封的“荒诞头衔”：钦差，即“君主特使”——查理大帝称之为“missus dominicus”。这正是徵瑞的头衔。皇帝马上在8月6日的谕旨中作出反应：“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 要和礼仪相符，要和过去曾有的、并将永远不变的礼仪相符。“在今后的一切译本中，一律改为贡使或藩使”。 世上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中国皇帝。同样用“钦差”这个词就等于把英王升格为平等的皇帝。马戛尔尼不该以他和派遣他的人的关系来定衔，而应以他的使命来定衔：其使命是表示效忠天朝。 皇帝是世界秩序的中心，也是上天在这世上的唯一代表。他不能设想某个人竟要和他平起平坐。他是最有权威的文人，也是传统习惯的捍卫者。孔夫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难道能让一个不先适应中国的文字与礼仪的夷人接近中国吗？永远不能。 后来，徵瑞奉命在谈话中加进一句话：“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这样，贡使就再也不能以这些奇特的礼品自吹自擂了。 显而易见，他们想要打掉英国人的傲气。有些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如朝鲜贡使，揭露中国皇帝的不良用心：“英吉利进贡物品制造奇巧，西洋人所不能及。”这正是英国人自己的看法。 同马戛尔尼一样，皇帝对一切都作周密安排。这远不只是因为那一方极度敏感所引起的问题，而是两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一方是对宇宙秩序的尊重，另一方则是荣誉感——准备就一个礼仪问题进行较量。分歧的产生并不是像英国人以为的那样由于低级官员不合时宜的干预；也不是像中国人以为的那样由于夷人的无知。其真正原因是：一方觉得自己处在历史的先进地位后就不愿放下架子，而另一方则认为礼仪永恒不变，它是文明的基础。两个世界正是通过礼宾上的困难相互撞击着。 马戛尔尼暂时设法避免发生任何争端，好像他惧怕撞击似的。他装作把旗上的“贡”字看成是用词不准确，但他头脑是清楚的。他在1793年9月3日写的、至今尚未发表的出使报告中解释说，他担心他如就旗上的文字提出指责的话，不仅得不到纠正，甚至会使这次出使半途夭折。 即使你是来自一个海洋国家，当船就在岸边，只要走过跳板便可踏上陆地的时候，你却始终呆在水上，这多让人厌烦。有几个幸运者曾在澳门、舟山或大沽上过岸。大多数英国人只曾离开自己的船登上中国帆船。天文学家决心要把大量信息带回以飨欧洲的学者专家，他记下了8月10日这一天。 首先，他对这条河的纬度“作了第一次测量，这条河的纬度在历史上还从未测量过。”结果是39．10度，和西班牙的托莱多在同一纬度上。接着，丁维提在采集植物标本时发现一种用来染色的植物，便拔了一棵。这种植物以前林耐都未能辨认出来：这又是一个“第一”，丁维提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一个中国人走过来给了他一棵毫无价值的蔬菜，这引起大家的哄笑。“低层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敢这么随便”。由于他的好奇心被中国人的好奇心所压倒，他只得撤退，免得尴尬。 在陆地上自然要比在游艇上更受本地人——看热闹的人或被认为是保护看热闹者的军人——的摆布。“每当一个欧洲人上岸，必有士兵陪在旁边。这表明他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也可能这些中国士兵是奉命来监视的。” 从8月5日起，英国人就吃中国饭了。他们对有些菜赞不绝口，而对另一些菜则不敢问津。“人们以当地方式给我们上炖肉。这炖肉是用切成小方块的肉，加上很多酱油佐料做成的。最讲究的菜肴要算是鱼翅和燕窝了。” 侍从安德逊显得挑剔：“收到食物后，”我们自己动手做，因为中国人太脏。如果不是饿得不行，决不吃中国人做的菜。”不过，他承认中国人善于做米饭。这是中国莱中唯一看起来干净的食物：“他们把米放在冷水中洗，然后用箩淘，再放到开水里。当米粒绽裂后，再经过筛把水滤掉，放进锅里，直到大米变得雪白，裹上一层硬皮为止。这种米饭比我们的面包好吃。”克洛岱尔的看法也是对的：“黄种人不会咬面包，他们用嘴唇嘬，吞吃一种半干半湿的食物。” 吃饭方式也不讨安德逊的喜欢：“他们吃饭用的桌子不超过一英尺高。他们围着桌子，席地而坐。米饭锅放在中间，每人盛一碗，用二根小尖棍子夹煮熟了的蔬菜吃饭。中国人吃饭时那种狼吞虎咽劲是无与伦比的。” 对中国人来说，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每顿饭的时间都非常有规律。“水手三餐饭的时间分别在日出时、11点和晚上7点。”“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慎重其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一名本世纪的中国人说，“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 撒谎与偷窃 事实上，说到对中国人的了解，英国人主要通过伺候他们的中国人。他们靠打手势跟中国人讲话，因为使团唯一的一名翻译给大使占用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一种理论。在我们眼里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孟德斯鸠指责中国商人用三杆秤，其中二杆是不准的：“买时用大秤，卖时用小秤，对警惕性高的人用准的秤。”巴罗则推而广之：“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榨勒索他人钱财。”“在我们的总管看来，偷盗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无论他还是他的同伴同中国商人及农民都从未打过交道。因此，这完全是一些诬陷之词——是从广州的英国人那儿听来的。” 中国人个人与集体之间有一种反差：一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的个人使英国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者反感；但英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组成集体的中国人则守纪律，有力量。眼前我们还在产生这种使中国人不满的新的成见，那就是巨大的“蚂蚁窝”和反常的“蚂蚁”。特写镜头中的中国人引起英国人略带蔑视的微笑，但在全景镜头中，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人必然是一个集体，一个极端有秩序的集体。 船队溯白河而上，看到的是一幅全方位的活动画景。即使在夜里，依然热闹非凡：“白河两岸，无法计数的纸糊彩灯点亮了。灯笼有白的，有蓝的，也有红的。加上挂在船桅上的灯笼以及船舱窗口上的灯，倒映在河面上，真是光彩夺目。” 我们的目击者对这场奇特的声光表演的音响效果补充说：“河岸上站着的每个哨兵都拿着一段空心竹子，他们有规律地用木槌敲打，表示自己并没有睡觉，并且每隔二小时敲打一次，以表示换更的时间：我从士兵们那儿听说，这种做法在所有中国军队里都通行。” 犹如在尼罗河边，我们看到一些金字塔。不过，这些金字塔是盐堆。在天津周围，你还可以看到这种盐难以及把盐装到船上的情景：那一带全是含盐的沼泽地。“巴罗先生估算这些盐有600万磅。在法国，根据盐税统计，每个法国人每年平均消费盐20磅。假如每个中国人盐的平均消费量和法国人相等，那么这些堆成金字塔的盐就足够300万人食用一年的了。”正当中国人用夜景吸引他们的客人时，这些讲实际、会做生意的英国人却在估算消费者人数以及他们将来的商业利润呢。如果这个省的老百姓消费600万磅食盐，那么曼彻斯特的棉布在这里不是可以大量推销吗？ 1793年8月10日，即君主政体垮台一周年之际，巴黎正隆重庆祝理性的胜利。旺代省陷于战火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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