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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白河溯流而上的航行变得单调乏味，因为唯一构成地势起伏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盐堆。因此，大家在8月11日到达天津时十分高兴。天津是第一大城市吗？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里人口集中。英国人过去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哪怕是在伦敦和巴黎也都没见过。天津位于三条河流的汇合处，“中国北方所有海运和内河航运的交叉点”。然而，英国人眼里的天津好像是广阔的市郊：犹如泰晤士河流经的莱姆豪斯，而不是威斯敏斯特；塞纳河流经的雅韦尔市，而不是巴黎圣母院。“那里的房子即使和伦敦最贫困区的房子也都无法相比。整个城市都显得贫穷和破烂。”今天，天津给人的印象也还是这样，城市缺乏生气，即使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似乎也感到乏味。 像马穆鲁克一样 “无数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一见到我们便像潮水一般拥向河岸。”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么稠密的人群。“老百姓拥挤着，一直走到河中心。妇女们一点也不怕把她们的小脚浸湿了。” 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都长得一样：“真怪，那么多青铜色的人头拥挤在一起，就像在一组贺加斯的油画里所画的那样！只不过人的面貌缺少英国画家擅长表现的各种变化。” 巴罗很欣赏中国官方喧闹、多彩的豪华排场。锣声、钹声和喇叭声响彻云霄；河岸边搭起了一个戏台，台上有一些演员在高音乐器的伴奏下唱戏；各式各样的楼台亭阁用绸带和丝质帷幔装点得格外漂亮。他喜欢“人民群众那种无穷无尽的快乐”，但他头脑也很清醒：“埃勒菲-培到伦敦时所吸引的英国人不到这些中国人的一半；我们把马穆鲁克当作野蛮人，而中国人更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用手指指点点——人群以各种方式来否定一切奇形怪状的东西。除中国人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民族更符合弗洛伊德对群居天性的定义：“人在孤独一人时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个群体则排斥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 这种豪华排场，这种人山人海的场面，只不过是给中国人自己安排的，“西洋人”则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并且也是人质。在马戛尔尼的日记里已可看到这种担忧，因为在许许多多面带微笑、殷切友好的主人中突然出现一个铁板着脸的人。在中国官员迎接船队顺利抵达的码头上，站在总督身边的正是那个曾拒绝上“狮子”号的钦差大臣徵瑞。 天文学家对这情景作了仔细观察：“船一抛锚，绅士们大概早已作好准备，个个穿好节日盛装。大家被带到临时搭的牌楼下。一些中国公务员用鞭子无情地抽打人群，让他们后退。马戛尔尼勋爵、乔治爵士和翻译在台上左侧入座，面对坐在台上右侧的总督和钦差大臣。台下一边坐着英国绅士们，另一边坐着中国官吏。牌楼是用包了红色丝绸的竹子作柱子，染色棉布围成的，地上铺了地毯。” 英国绅士们再次应邀出席宴会。钦差大臣露骨的敌视和总督的彬彬有礼形成明显的对照。最后双方还是就英国使团以后的日程达成了协议。使团用一周时间沿河航行到通州，然后用一天时间从通州取陆路到12英里外的北京。使团很可能要在首都呆好几天，因为需要卸礼品和行李，并召集去热河的挑夫和马车。 这时，马戛尔尼又再次向中方表示要把礼品中最好的一部分留在北京。钦差大臣不同意，他刚接到皇帝谕旨：“所有一切贡物着交徵瑞一并押送前来。”马戛尔尼再次向他指出，把这些礼品运到热河有可能受到无法修补的损坏，“没有任何理由能强迫他赠送损坏了的礼品，因为这样做无论对英王陛下还是对皇帝陛下都是不体面的。”幸好总督看来理解马戛尔尼的解释。因此，最后决定还是采取最初的安排，但马戛尔尼勋爵仍对“钦差大臣那令人恼火的性格感到很害怕”。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徵瑞是遵循中国的逻辑办事。一个进贡的使团应该把全部贡品送到皇帝脚下。英国人把最珍贵的礼品留在北京就自己贬低了自己。钦差大臣之所以让步，那是因为他想：“这些夷人真是疯了！”这是两种文明之间本质上的误解。 脱帽还是叩首？ 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和别的地方举止严肃的陪同官吏相反，天津官吏好奇心强。他们毫无拘束地仔细察看英国人的一切东西：衣服、书籍和家具。请法国读者来判断斯当东所作的比较是否正确：“如果必须把他们和欧洲人相比较的话，那么他们像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绅士们：举止潇洒，对人一见如故——但是，内心却是孤芳自赏，并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好像斯当东无意中看过总督的奏折似的：“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士，钦睹上国之光。” 从清朝档案看，事实上，这些表面上轻松的朝臣对英国人的行为十分震惊。这精美的晚宴不是总督而是皇上恩赐的，这些英国人不问问就吃，胃口极好。中国人本以为他们也会像中国人那样在菜上来时跪倒在地。 钦差大臣和总督在给热河的奏折中悄悄地提了一笔：贡使“向上免冠叩首”。这后两字是表示磕头的固定说法。但不拜倒怎么“叩首”呢？这两名大文豪把西方式的脱帽和中国式的头捣地两种不同概念揉合成一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表示虔诚的隐喻来说明马戛尔尼是恭恭敬敬的。 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此脱身，只说：“遵旨”前去指挥永定河防汛工程了。 徵瑞则比较啰嗦。他在报告中谈了贡使如何装腔作势，“狮子”号船舱里挂着皇帝画像，但他没有见过。他还谈到英国人希望把贡品留在北京，在听说要去热河觐见皇帝时表示不安和吃惊。最后，他说贡使错用的头衔已从贡品单上都划掉了，而且哪里都没有传出去，云云。 冒险通信 斯当东极其重视一个年轻中国人悄悄来船队的事情。这位年轻人在游艇周围转了很长时间。他写道：“一名年轻人被带到船上，他穿着整洁，举止谦虚谨慎。这名新近改信基督教的教徒表示他忠诚于把他从偶像崇拜中解脱出来的传教士，现冒着生命危险来完成一件使命。他给英使带来一些信件，这既没有得到出发地官方的批准，也没有得到所在地官方的许可。” 斯当东从这新信徒偷偷送信那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发现，即使中国人之间也没有通信的自由，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就更没有通信自由了。在中国，没有公共的邮政局。“只有皇帝个人可以通过驿站收寄信件。有时，作为特殊照顾，私人信件也允许由驿夫传递。中国政府就是这样猜疑不安，它垄断向公众提供或封锁消息的权利。” 这些信是用法文写的，写信的是一个法国传教士，名叫梁栋材。他曾是耶稣会传教士，47岁，住在中国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第一封信是3个月以前写的。该信既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也向马戛尔尼发出警告。无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信被送达的过程看，这信都让人捉摸不透。梁栋材神父请求马戛尔尼同意让他在北京安排接见的一切物质准备工作，同时又要马戛尔尼装出没有接到他的信的样子。这位神父写这封信是因为在5月误听传闻，以为使团已经抵达天津。“阁下，我已作了一切努力为使团进行最好的宣传。我要立即告诉阁下的是在阁下到达北京之前，切勿将他的使命的秘密和主要动机告诉任何人。如果阁下收到我的信后，要我做什么事的话，我将不胜荣幸，一定全力为阁下效劳。” 如果这提议出自英使之笔，那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初来乍到的欧洲人写信给一名已中国化的欧洲人，请他给予帮助，那是十分自然的。反之，则不然：因为大家都只知道这名神父是为皇帝做事的，所以他无权给任何其他人提供服务。 第二封信是几天前写的，信中让英使提防一个名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传教士。虽然大家都知道后者敌视英国人——或者正是由于他敌视英国人而闻名，他将在热河作英使的翻译。“如果有关英国使团的事务像我希望的那样是在北京处理的话，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因这个葡萄牙人的冒失话而可能给人产生的不良印象。可是皇帝和朝廷官员现在都在热河，中国政府不叫我，我就无法跟随阁下去热河。因此，我对这个葡萄牙人的行为深感不安。”一句话，梁栋材神父毛遂自荐，要取代索德超。 难道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在搞他个人的权术吗？马戛尔尼暂时不给他任何答复。不过他一到北京就要对这消息进行核实：尽管索德超神父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法文，但他的确已被朝廷指定为英国使团的正式翻译。 马戛尔尼要求允许他从在宫内任职的欧洲传教士中选一名会讲中文的担任管家。王和乔告诉他，朝廷很可能会同意这要求。英使还不知道，“对中国人说来，对任何性质的要求都不直接加以拒绝，否则就显得缺乏教养。因此，他们总是先对提出的要求表示赞同。”后来，马戛尔尼因为有了教训便懂得了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做法从不赞同：“他们脑子里没有丝毫履行诺言的概念。因此，他们对一切要求都答应，但又根本不愿兑现所作的承诺。” 连续演戏 使团其他成员没有像马戛尔尼那么操心，他们兴趣更多的是观看为他们安排的演出。演员在许多飘带和五彩丝质旗子簇拥下舞弄着剑、枪和矛，同时还表演惊险的筋斗，引起观众阵阵喝彩。戏中的女角都由男演员扮演，“因为中国人不让女人演戏”。有人告诉他们，演女角的都是些两性人。 乐队的乐器都是吹奏乐器，很像喇叭、打猎用的号子和苏格兰风笛。乐队演奏的音乐很不和谐，英国人的耳朵无法忍受。“不过，总的说来，由于新鲜和演奏方式特别，我们还是很满意的。”今天，如果您去看“京戏”，您将会有同样的印象。 读马戛尔尼的日记，读者会以为这戏是专门为英国人演的。不过，总会有一个见证人说出真相的。天文学家就透露说，这场“乏味的”演出早在英国使团到达之前就已开始。当使团的船队重新启航时，演出仍在继续进行——观众对英国人的走毫不在意。中国人看戏真是全神贯注。 船队就这样启航了。天文学家对排立在河岸上的中国兵士的服装指责甚多：他们头戴沉重的头盔，加上额下结扣的皮帽带，很容易被勒死。他们的弓箭就像在伦敦展示古代打仗用的那种弓箭。他们仅有的少数火枪已经破旧不堪。 霍姆斯觉得很开心：中国兵士人人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扇子。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他们衣服上“有许多铜质或铁质的小薄片，使人觉得他们像英国那种布满铜针的保险柜”。 斯当东听说这些一点也不威武的兵士并不是职业军人。他作为来自一个对征兵这种办法始终不满意的国家的高级公职人员，自然对这儿的招兵方式发生兴趣。“仪式一结束，士兵就都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直到下一次需要他们时再来。在这期间，他们就去种地或者做工。”这种情况有点像瑞士。 不幸落水，无人营救 正当演出仍在继续时，使团上船了。欢送使团的礼炮轰鸣，这些礼炮实际上是“一头理在地里的空心木炮：塞满火药后向空中发射”。安德逊指出：“船队启航时周围是不计其数的船和人，这种景象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真害怕船与船相撞。” 事情比他担心的还要糟。一艘陈旧的帆船由于船尾上看热闹的人太多而倾翻，大约有40人跌落水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抓住抛给他们的绳子而得救。中国人的好奇心超过了他们的人道心理。观看英国使团的兴趣超过对他们同胞生命的关心。” “见死不救”？一名现在的中国人对这种行为是这么看的：“有些英雄真有点怪，为救一个小孩可以跳到水里。一个结了婚的男子是不会这么干的。人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自己。”对工作刻苦耐劳，对新鲜事物兴致勃勃，对他人不管死活：中国的大众至今还是这样。 拉纤人的节奏 从此，船队靠人拉纤，日夜兼程在白河航行。英国乘客感到十分诧异：”“中华帝国的所有河流上都有以拉纤为职业的中国人。每个纤夫身上都套有一根木条，木条的两侧拴着两根绳，同帆船的桅和船头连在一起。”“他们把木条横跨在胸前，指挥者等大家准备好了就发出信号。” 就这样，纤夫们像牲口似地按着有节奏的号子一步步前进。中国的“号子”是这样喊的：“Hoy－alla－boa。”“这个号子在中国是通用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可看到这种中国式的拉纤。 安德逊对这些不幸的人十分同情：“有时我看见泥浆水一直没到他们的肩部，他们不得不互相纤曳而行才能拉动后面的船。”天文学家赞赏纤夫们在顶逆流，从齐腰深的泥浆水中脱身，甚至游泳横渡白河支流时所表现出来的灵巧。“出于一种自然要履行义务的良好愿望，他们拉纤时始终高高兴兴的。”不只如此：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还看到一些农民逃避苦役。的确，如果他们无法逃脱时，他们宁愿显得高兴也不愿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 从8月11日离开天津到8月16日抵达通州，一共连续航行5天没有上岸。这里的蝉声震耳欲聋——从北方到南方，人们在夏天至今仍能听到刺耳的蝉鸣声。蚊子飞来飞去盯人。在这些潮湿的平原地区，蚊子至今尚未绝迹。马戛尔尼以农艺家的目光仔细观察各种庄稼：玉米、高粱、谷子、水稻、黄瓜、果树。他听说经常发生的旱灾和蝗灾造成饥荒。“那时强盗盛行。但当局不加镇压，因为这些偷盗是迫于饥饿，年成一好就自然消失了。” 许许多多的船只始终成为缓解住房紧缺的替代办法，“每只船的甲板上有10间或12间房间，每间住一户”。 在观看运往首都的货物时，英国人发现一种“很难猜出其用途”的“商品”：“这是一些干燥、棕色的饼状物，很像我们一磅重的面包。这种饼的成份是拌合、晒干了的粪便。人们把饼状粪便运到首都市场，京郊的菜农买了后放在尿里溶化，用来肥田。”这成了外国人常常提到的话题。 安德逊还写了一件事，但未作更多评论：“晚上，我们船上的两个中国人脱了衣服后，从衣服上找到许多虱子。他们吃虱子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 中国官员跳舞 日子过得比较单调。因此，中国陪同极力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些。乔是一位愉快的伴侣，他在喝茶时做出惊人之举：“他又跳舞又唱歌。在我们一名画家托马斯·希基的笛子陪奏下，他一边轻声哼唱，一边用扇子在茶杯上打拍子。”50年后，古伯察神父证实说：“有修养的中国人讲究礼貌，待人细微周到。’”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讲究礼貌这一点似乎是不需思考就固有的。 为了使英国人高兴，乔甚至还不怕笑话，学说英国话。天文学家承认乔说“Very well”或“How do you do？”时毫无困难，但说“broth”——“汤”时就怎么也不行。可又有谁发英语中的“th”和“r”两个音时从未碰到过困难呢？ 单调的风景终于结束，英国人看见皇帝外出巡视时住的行宫。“屋顶上盖的是茅草，有时甚至就是草皮，墙是柳条加泥土糊的”破房子同这座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屋顶的豪华建筑相比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只有国家才敢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在这方面如其它许多方面一样，皇帝的中国和共产党中国没有太多的区别：任何个人的富足都是可疑的，或至少在共产党中国建国后的最初30年是如此。 斯当东很快发现，这里和到处是城堡的欧洲乡村明显不同：“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是公家所有，或者里面住的是高级官员。继承祖辈巨额遗产而又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只能偷偷地享用其财富。” 的确，盖房子即表明一种永恒性。可在中国，持久不变的地位是没有的。荣誉和官职都由国家给予或撤销；而苍天收回对天子的任命时就引起了改朝换代。德日进后来说：“中国人所创造的巨型建筑物（宫殿、门楼、城墙……）都是泥土做的，其唯一牢固的成分（玉、青铜、瓷器）只能当小摆设用。”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天气太热，有些食品因此变了质。有关人员立即受到惩罚。马戛尔尼对这件事始终感到惊愕不解。根据王和乔的命令，负责食物供应的官员被摘掉顶戴，就是贬黜；而仆人则被施以杖刑。 马戛尔尼在两位陪同官员面前为他们说情。“他们满口答应，但我们很容易发觉，他们是不会给任何宽容的。”他知道中国人总是说行，但实际上总还是按老规矩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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