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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和钦差大臣就贡使对天津宴会的态度已向朝廷作了谨慎的汇报。这些报告一到热河便使内阁感到困惑不解。那个隐喻按字面被理解为：马戛尔尼“磕了头”。在大沽他在圣旨面前竟会表现很坏，而到天津出席宴会时怎么就会表现得那么好呢？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进步吗？ 和珅立即于8月14日给总督回函，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向闻西洋人国俗不知叩首之礼。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 如果马戛尔尼真先磕了头，事情也就完了。假如他只是低头，那就应该告诉他，他应该遵守一切朝贡者、甚至藩属国王觐见皇帝时都应遵守的礼仪。不久，有人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警告说：“不学此礼，必为各藩部所笑，谈你们夯。”不仅如此，他将完不成英王交给他的使命。“不必隐瞒实情”。 这口气已不再像前一个月那么客气了，当时皇帝想作为例外特殊对待这些远洋来的使者。也不再像一周前那样各人可以按本国的习俗行事。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天主教遣使会档案中记录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发生变化的原因：“开始，磕头礼似乎没有成为很大的难题；中国官员并不强调要磕头。当获悉英国使团的目的时，中国政府的安排就突然改变了，因为英国使团所要的东西并不是可以用一些首饰和甜言蜜语所能买到的，拒绝磕头是一种借口。” 那么英国使团来华的目的告诉中国人了没有呢，乔治三世的信件并没有递交，只有英国人才可能知道马戛尔尼要和乾隆谈什么问题。 那么是否发生泄密呢？可能的。但也可能皇帝对随礼品一起送去的那封信中的不妥措词进行了更多的考虑：他认为这些不妥措词并不可能是出于无知。有一点是肯定的：英国使团访华出现决定性转折是在8月的上半月里，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来变化的确切原因。 和珅14日写的信第二天送到钦差徵瑞的手里。后者马上就意识到他有可能因这事而丢掉他的顶戴。马戛尔尼只得“停止观赏景色”，因为中方陪同官员要拜见他。 徵瑞来了，随同他一块来的还有王和乔。他们比平时礼节性拜访时显得严肃。他们说，皇帝已表示满意。他给英国使团两处住所供挑选：一处是在城里，另一处是在6英里外的乡村，但更加舒适，而且离夏宫即圆明园很近。接待日程也确定下来了：9月中去热河为皇帝祝寿，然后立即回北京。皇帝也将很快回京。因此，不必把所有礼品运到热河了。马戛尔尼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们谈论宫里的规矩。他们在作暗示时那么艺术、机智和巧妙，以致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产生钦佩之意。”他们是从衣服谈起的。中国的衣服比西方的衣服好多了！因为穿中国衣服无论屈膝下跪还是匍伏在地都不受影响。“因此，他们担心我们的松紧袜带和裤扣可能带来麻烦；他们建议我们在去朝见前先脱掉这些东西。” 马戛尔尼请他们放心：他假装深信皇帝更喜欢看他像向英王一样向自己施礼。 这时，三位中国官员便向他介绍磕头礼，好像马戛尔尼不知道似的。马戛尔尼说他打算到北京后交给他们答复的信件。中国官员们便改换了话题。“他们告诉我们皇帝今年秋天不去围猎，而是很快返回北京，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对他们说，皇帝陛下可根据英王的信以及我的活动来判断我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完成我肩负的使命。” 马戛尔尼是否用委婉的方式把他拒绝磕头的想法表达出来了？难道是翻译把意思译拧了？还是钦差大臣由于深信能让外国人悔改，过于乐观而出了差错呢？不管怎么说，徵瑞谎报朝廷，说英国人“亦深以不娴为愧，连日奴才察看该使臣等学习渐能跪叩”。徵瑞知道自己在撒谎，并知道他有可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他悄悄给自己留了一条出路：“惟（该使臣等）善于遗忘。” 人们谈论西藏叛乱 中国官员还谈及另一个不满的话题：西藏。谈话中又涉及服装问题。马戛尔尼听说驻孟加拉的英国军队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了援助。“这条消息使我感到不安，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可能。”欧洲人会在“世界屋脊”同中国军队打仗？只要根据他们的帽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应该加以否认。他否认了。 几天以后，中国人问他，英国人是否愿意帮助他们和西藏叛乱分子作战。马戛尔尼觉察出这是个圈套，便立即回答说，英国属地离战斗地区太远，因此无法进行干预。“因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够支援皇帝的军队，那么也完全可能已经支援了皇帝的敌人。” 由于信件传递缓慢，马戛尔尼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境地。他是1792年9月离开英国的，但当时他一点也不了解6个月前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战争：尼泊尔善战的廓尔喀人在1791年秋向西藏派兵，促使当地百姓叛乱。这个中国保护国的当局向北京求援，乾隆便急忙干预。1792年春，一支由两广总督福康安率领的中国军队击败了廓尔喀人。尼泊尔不得不向中华帝国称臣，西藏人为中国的干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当英国使团离开朴次茅斯港时，伦敦并不了解这个结果。当英国使团1793年6月底抵达澳门时，那儿的英国人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消息是9月8日才得到的。马戛尔尼后来回到广州时才放下心来：后来事实证明他否认英国人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是对的。 在整个世界关系史中，通讯的困难往往造成悲剧性的误解。但就这件事情说，主要是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疏忽，他没有想到派人到巴达维亚给马戛尔尼送封信。 如果英国人没有介入，那么中国人在许多包头布中看到的帽子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中国人故意找茬儿？还是由于海拔太高而看花了眼？或者也许是几个从英国军队中逃跑的印度兵…… 马戛尔尼尽其所能摆脱了困境，但他在大沽时还很高的热情现在已减少了许多。看得出他困惑不安。由于对西藏情况不了解，他的决心受到了动摇。事情已经过去，可只有中国人了解内情。难道是使团的目的暴露所以要破坏这次使命吗？散布这些谣言的正是指挥镇压西藏叛乱的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他有一切理由不信任英国人。 中方问马戛尔尼，他本人是否带了送给皇帝的私人礼品。马戛尔尼本没有想到这点，不过他很机灵，回答说他希望皇帝能接受他送的一辆四轮华丽马车（这是他自己的马车）。他趁机补充说，他还为中国的新年——1794年1月31日——准备了一些礼物。 他想这么说可使中方明白他很愿意在北京至少呆到春节。“许多次的暗示使我认为，出于习惯，他们不允许我们在他们那儿呆很长时间。”他又想到别人悄悄告诉他的消息：皇帝由于放弃秋季狩猎，很快就要返回北京。难道这是为了要和使团作深入的会谈吗？或是更可能为了不让使团久等免得影响他们的归期呢？如果不同意使团超过礼部通常给予贡使40天的逗留期限，又该怎么办呢？ 他很清楚钦差大臣抱有明显的敌意。相反，他认为自己已把王和乔争取了过来。只要钦差大臣一转身，他们就毫不掩饰“他们对这位鞑靼同燎的敌视态度，因为他有同皇帝通信的特权，他们俩害怕钦差大臣的可恶性格”。 马戛尔尼在通州上岸时考虑了一下他目前的处境。他作了许许多多的笔记。使团受到殷切的接待：食品供应非常充足；不断受到军事仪仗队的欢迎，“旗子飘扬，锣鼓喧天，而且夜晚还燃放烟火”。一切东西都是赠送的，从不允许他们付钱。可勋爵开始从这些慷慨大方的接待中发现礼仪的一种效果，这些礼仪正在逐渐捆住他的手脚。 因为英国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每当我们想出去散散步，中方总是不同意。可他们又是那么友好，以致我们如果不是愉快地接受这种约束的话就显得太不懂礼貌了……我们受到严密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哪怕是很平常的行动都受到明目张胆的注意。” 马戛尔尼学得很快。他虽然对写有“贡使”字样的长幡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但他猜想到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难以消除的误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曾这么说过。马戛尔尼坐船去中国是带了一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原则的，他原以为这些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现在开始发现这些原则打不开中国的大门。他觉得自己被一只戴丝质手套的手推进了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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