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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马戛尔尼的精力都放在使团工作上。困难的迹象越来越多。首先，他又收到格拉蒙神父的来信。信是8月16日发出的，信中含糊地提及在北京流传的各种消息：“我请求阁下不要忽视我愿效劳的建议。在这里办事情同在别处不同，在我们那儿有理、公正的事到了这儿就常常成了无理和恶意的了。” 这位固执的教士的意图是什么呢？是要感谢英国对耶稣会提供了保护？是希望英国使团的成功能改善在华外国人的命运？是相信英国使团在设法促进传教活动？如果是这样，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次700人的远行未带一个Clergyman就足以说明启蒙运动时代的特点了：对自己的国教不予置理，对“罗马”天主教则公开蔑视。这位神父不该如此天真，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传教士的小圈子里斗争激烈。不管怎么说，害怕朝廷报复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那么鬼鬼祟祟。马戛尔尼8月17日收到的信并不比前两封信写得更明白；但信中的这些暗示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 第二天上午，王告诉他车队准备在21日出发，穿越北京，直接去圆明园。到那里后会有一名欧洲传教士为他服务。王没有说这名传教士是哪国人。这个消息证实了梁栋材神父的警告，中国方面准备强加给马戛尔尼一名翻译，可能就是神父告诉他的那个名字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人。无论在皇帝的中国还是人民中国，在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翻译人员并不是以对访问者最方便的方式，而是以对当地政府最恭维的方式进行翻译的。因此，任何中间人、合作者、仆人都得田当局亲自选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那天晚上，王和开单独来拜访马戛尔尼：“鞑靼人”由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不能和他们一起来。马戛尔尼猜测他得的是外交病。 事实上，徵瑞正不安地等着朝廷对他从天津发出的那份十分乐观的奏折的反应。由于情况不明，他宁愿避免和英使接触。中文的指示在8月18日从热河发出，徵瑞可能第二天收到：“扎者在函已悉。该贡使到（热河）后亦须先为学习礼体，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 命令十分明确，剩下的就是贯彻执行。徵瑞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了。 猫耍耗子 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必须让英国人遵守“仪”，“仪”是“习俗”的雅称。英国人开始体会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讲究礼仪。孔夫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而直到今天，儒家学说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十三经》中有三篇是专谈礼的。朝廷六部——相当于西方政府的部——中的礼部，其唯一的工作就是使礼仪在以下方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管理属国使节的活动以及接收贡品，监督“科举制度”等。科举制度是不断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这一磕头事件的突然恶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过早乐观的徵瑞现在懂得他是在拿他的前程在冒险，他便把这个任务推给王和乔，因为他们俩比他更有办法使马戛尔尼就范。马戛尔尼十分不安地发现了他们的企图。 这两个串通好的伙伴是在送英使从“竹棚”回来时开始行动的。“他们告诉我皇帝同意我们关于请一名欧洲传教士陪同的要求，还说我们可以挑选任何一名在北京为皇帝当差的欧洲人。”这是一条好消息，但后来知道这条消息是假的。“他们还说皇帝十分敬重我们。”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开场。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先乐于说一些好听的话，接下来的准是麻烦事。 果然，话题转到礼仪问题。这两位官员解释说磕头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同时又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跪倒在地上，同时求我也跟着学。由于我不同意，他们便要求我的翻译试试。这名翻译虽是中国人，但他回答说他只能根据我的指示行事。他们因为发现我不够灵活而显得十分失望。” 马戛尔尼也感到失望，因为觉得他们说话不够严肃。“他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当我们指出前后有矛盾时，他们也不掩饰，好像那是小事一桩。”他们为人相当文雅，所以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因失败而不悦的神色：“我们的音乐家站在平台上演奏了好几首曲子，他们听后觉得欧洲音乐非常优美动听。” 火炮表演 8月19日，马戛尔尼在“竹棚”附近遇见王和乔以及看来已恢复健康的“鞑靼族钦差大臣”。英使请他们观看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炮已准备好要和其他礼品和行李运走。天文学家说：“这几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七颗炮弹。”钦差大臣评论这些火炮时轻描淡写，说这些炮在中国算不了什么新东西。马戛尔尼对他的话一句也不信，但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这是一场悄悄的实力较量：对中国官员说来，不能流露半点欣赏的神情，他们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这种轻蔑态度像是咒语：英国的优越性与中国制度相悖，因此这种优越性就不可能存在。 在这次火炮表演中，有一件事使中国官员大发脾气。当他们看见在河对岸500米处有人时便惊慌地拚命挥手，大声吆喝，叫他们走开。霍姆斯报道说：“中国人胆子很小，他们一听见炮声就像受惊的羔羊似地逃跑了。”在开炮的时候——当然是放空炮——巴瑞施中尉站在炮口前几米的地方。天文学家富有哲理地总结说：“中国官员对此非常恼怒，人越是无知就越因其无知被败露而生气。” 首次葬礼非常成功 马戛尔尼在8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夜，外病不愈的亨利·伊兹犯痢疾病故。”伊兹是一位铜铁工技匠，他是英国使团在中国第一个去世的成员。痢疾后来还夺去更多成员的生命，特别是在回程中，他们的葬礼就办得草草了事。但对伊兹，葬礼则办得大张旗鼓。安德逊说：这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的宗教葬礼仪式”，——也是为了让中国人看看他们的军礼。 安德逊说：“由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牧师随行，所以由我来念悼词。”假如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六派使团来中国的话，使团里肯定会有一些神父，从而表示基督教与儒教的会合。这些英国人首先是想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使者吧？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新教徒，他们从事“普遍性圣职”：每个新教徒就是本人的神父。 “8月20日9点钟，送葬队伍开始出发。先后秩序是这样的：炮兵分队开道，全部枪口朝下，枪托朝上；接着是抬棺材的男子；后面是两名笛手吹奏哀乐；接着是充当牧师的人；最后是机工、仆人……我们就是这么庄严肃穆地朝墓地走去。”同意英国人把他们的一个成员安葬在那里标志着“一种我们在欧洲某些开明国家所没有见过的宽厚。”——开明的国家，但是——天主教国家。如果在中国土地上安葬意味着和天朝文明永远、彻底的同化呢？意味着永恒的磕头呢？ 送葬仪式获得预期的巨大成功：中国人非常重视葬礼。“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娱节目也永远不可能在欧洲某个城市吸引如此众多的人群。土兵们围着墓穴站立着。悼词念完，棺材盖便重新盖上。炮兵分队排枪齐发三次。”安德逊好奇地看了看身边的墓地：“墓地有许许多多刻有铭文的、用大理石或普通石块砌成的墓：其中有些墓镀金并配有图画和漂亮的雕刻。这个墓地面积很大，但没有围墙。在中国，只有大城市附近才有墓地，其他地方都是随便找地方埋葬的。” 英国人了解到当地的习俗：埋葬地点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只有看风水才能得到回答。棺材是由好几层油漆密封的，在找到一块风水好的墓地——例如，在长满庄稼的田里建一个墓穴——前，往往要安放在屋里好几个月。在中国那些地形不太平坦的地区，墓地往往建在高处或不长庄稼的乱石区。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在种植庄稼和崇拜祖先这两种义务间必须找到某种妥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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