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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英国使团要抵达并穿越北京城：事先，使团已被指定住在位于北京西边六英里外的圆明园。 使团一行是在头天运去的长凳和行军床上过夜的。“因此，我们没怎么休息好。”清晨二点，鼓声一响大家便起床。在中国城市里，人们夜里是用鼓来报时的，就像过去欧洲的喊更人一样。4顶轿子是给英使、乔治爵士、乔治的儿子和“李子先生”乘坐的。至于其他人，“我们乘坐的两轮车，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座椅。没有办法，只得像中国人那样盘腿坐在车板上。” 是不是这种旅途的不舒服使冷漠的英国人变得烦躁起来了？“我们正要出发时，突然为了座位的分配问题我们中间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争吵。中国官员横劝竖劝才把吵架平息下来。”四点钟，车队启动出发。 先头部队由3000名脚夫开路，他们负责搬运600包东西，其中有些包体积非常大，必须有32名搬运工才能搬动。相应数量的官吏负责维持秩序井管理这些脚夫。跟在后面的是25辆四轮马车以及39辆独轮车，上面装着葡萄酒、啤酒及其他欧洲食品、军用物资及其他非易碎物品；最后是8门野战炮。 行李后面才是鞑靼族钦差大臣、朝廷官员以及人数众多的随行人员，他们或坐轿，或骑马，或步行。然后是英使，后面是他的随行人员。他们乘坐的两轮车和“我们的枢车几乎没什么区别”。走在最后面的是王和乔。 就在车队不断颠簸前进时，英国人又一次想到他们的四轮华丽马车的优越性，并计算着向中国出口这些四轮马车能赚多少钱。 大队人马穿越通州城，一路上只见大批人群聚集在两旁、随着中午的临近，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气温高得让人难受。 马戛尔尼坐在他的轿子里看着石板路，这些石板长20英尺，宽4英尺：这么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是怎么运来的？有一座汉白玉五孔桥很受英使赞赏。温德写道：“通往北京的道路有150英尺宽，路的两侧种有遮云蔽日的参天大树。路中，一些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巨大的旗帜。”英国人终于在9点左右到达北京城，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目标”。 从城墙高处鸣放多发礼炮。“城墙的外侧墙面几乎是垂直的，而内侧墙面则十分倾斜。层层墙砖是以金字塔方式逐级向上砌的。”不过，英国人并不是作为旅游各来观察城墙的。这座方形城墙有什么用呢？诚然，这城墙无论从高度还是从厚度讲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城墙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时口，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些画得逼真的假射口。斯当东不无讽刺地指出：“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 不停的喧闹 进了京城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的海洋——像海潮般地不断涌来。“一批批快乐的人群在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送新媳妇到夫家；一些戴孝的人家在送葬的路上“哭得凄凄惨惨”；一些卫队“打着遮阳伞、旗帜、彩灯”护送官员；一群群骆驼运来鞑靼区的煤炭；一些二轮手拉车和独轮车满载蔬菜……“这里是一片喧闹，从无间歇”。 车队艰难地开道前进：“许多烧炭商、修鞋匠和铁匠摆设的流动摊，屋前搭出的小凉棚下展卖的茶叶、水果、木炭、大米”，“熙熙攘攘的顾客和商人”，使这条宽阔的大道变得很窄，以致走在英使前面的官兵马队几乎无路可走。 各种声音嘈杂不清：叫卖商品的“吆喝声”，剃须匠“弄响钳子的声音”，吵架声。但尤其是在街上挤满了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我们两侧都有兵士保卫：他们挥动鞭子迫使人群后退。”他们十分灵巧，鞭子只打在地上。鞭子的拍打声就足以让人群后退了。 安德逊估计，这“人山人海的观众”与其说是出于尊敬，不如说是出于好奇：“使团一出现，人群中就爆发出阵阵哄笑。使团来此是要使中国人敬畏，要求获得任何国家都未曾能获得的特权。应该承认，我们这一行人的样子却不像。”骄傲的侍从为此感到不快。 看热闹的人群很守纪律，嘲笑完英国人后又变得冷漠了：“玩乐了一阵后，每人便回去各干各的事了。” 北京妇女 女人呢？在天津时未见女子出现。到了北京就看见了！安德逊见到一些女子“相貌很美”，“皮肤白皙”。她们抹粉以使皮肤白净，并在嘴唇中央“抹上很深的口红”。她们的眼睛十分明亮。她们头戴饰有宝石的绒帽或者丝帽，“帽檐上的璎珞几乎下垂到眼睛处”。（今天，北京老年妇女仍戴这种小帽子。）特别是：“她们并不缠脚，而完全是天足。”安德逊不懂：事实上这些女子并非是中国人，而是满族人。北京是征服者鞑靼人的首都。斯当东看见一些漂亮的女骑手。“几名鞑靼女子骑马代步。她们像男子一样，两腿分开跨骑在马背上”：她们是草原女骑士。 安德逊声称曾利用车队行进缓慢的机会和这些漂亮女子搭讪：“我抓住这个机会下车。”他不会中文，但记住一个字Chouau（俏）——“美丽的”。“她们好像很得意，并有礼地把我围起来。她们仔细观看我所穿衣服的款式和布料。”他在走时抓住她们的手，但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她们的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可“他们似乎并不生气”。他由此推论说——结论下得快了点——在中国，妇女比人们所说的更自由，男子的嫉妒心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重。可他一点也没想到他本人只是一个短暂受人嘲讽的对象。 奢侈是死人的特权 把安德逊从打情卖俏中吸引过来的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场面，即“排场豪华、引人注目”的葬礼。送葬队伍8个人一排，一共有64人。他们步履庄严、缓慢。他们用交叉的长竹竿抬一个担架，上面放着棺材。棺材上覆盖一块“饰有绣花和镶边的缎子棺罩”。一些乐师吹奏一首哀伤的乐曲。死者的亲友身穿白色衣服，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后。（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白色是服丧的颜色。）斯当东甚至说得更明白：“不过，礼仪要求的这种白色不能太明亮，因为穿丧服的人为了更加显得哀痛，不应对自己的装束过于讲究。”巴罗认为：“我们最漂亮的棺材如和一个富裕的中国人的棺材相比便会显得很寒碜。” 在中国，除了皇帝以外，只有死人有权显示其富有，因为死人不会引起皇帝的猜疑和不快。奢侈是死人的特权。巴罗强调指出：棺材业“雇用许多工人，并在中国生意兴隆。”英国使团访华50年后，古伯察神父写道：“有钱人总是在死之前就买好自己喜欢的棺材”，并把它放在自己家里。死之前把棺材放在家里，死之后仍把棺材留在家里。关于这一点，温德是这么写的：“在广州，我拜访了一个商人。他父亲的遗体抹了防腐香料后放进红木棺材。他把棺材保存在家里。他为这棺材花了4000两银子。棺材在家里停放已有一年多了”——在等风水先生找到一块能使子孙兴旺的墓地。 “黄墙上的珍贵材料” 斯当东写道，在北京，街道路面宽阔，而房屋低矮。这正好与欧洲道窄楼高的大城市相反。因此，北京的街道“通风、畅快”。 他们走的那条街事先已洒了水，免得尘土飞扬。街上横跨着几座类似凯旋门的木制牌楼。上面写有表示建筑物意义的金字：一位有丰功伟绩的大臣或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甚至一名守住贞节的寡妇。这些建筑物至今仍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特色。 乔治爵士十分欣赏房屋“上面有栏杆围起来的大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些盆景花草。门前挂有角质或丝质的灯笼。”可巴罗却想念欧洲的圆屋顶和钟楼。整齐划一的街道，“排在一条直线上呈直角交叉”，朝街的一面没有窗户，而且属于又矮又小。他觉得这像一座“巨大的营房”：“成千上万矮小呈弓形的房屋让人联想起一排排的帐篷。”如果是奥斯曼或者美国建筑师，他们不会讨厌这几何形的建筑艺术，但一个从房屋建筑都是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城市来的人是会感到失望的。 路上，这些旅行者还瞥见另一个北京：紫禁城。他们沿着紫禁城外的“黄墙”走。“人们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城墙上面是用黄色琉璃瓦盖的。”英国人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不会解释：这种突出城墙高度，并在冬宫屋顶上像金子似闪耀的黄色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 中午，英国人从西门出北京。他们又在城外走了若干里路，终于在艰难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位于海甸村附近的住地。不过，他们奉命呆在住处的走廊里，站着等已去谈判住宿问题的马戛尔尼归来。他们等了又等，慢慢变得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去找英使，发现他正因房子窄小而在和中国官员争吵。 不过，英国人必须让步：大家实在太累了，没劲争论。天文学家因为精疲力尽便上床睡了。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句：“使团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从朴次茅斯港上船算起已有11个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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