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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住进他们的新住所——在圆明园边缘的一座“别墅”，后来欧洲人把圆明园叫做“夏宫”。“别墅”本身建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园内有一些架有拱桥的小溪。 房间里装饰有图画：斯当东很欣赏风景画，配景规则在画里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不像天文学家那么严厉，在后者看来，这些风景画“说明对配景规则一无所知。远景的人物比近景的房子还大，而且脚离开地面”。不过，两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懂阴影与倒影。乔治爵士补充说：“如果一个湖泊的四周有树和房子，画家就不画树和房子在湖水中的倒影。”啊！西方艺术家是多么为掌握了立体艺术而自豪！ 在斯当东看来，光线的变幻、明暗对比、闪色等这些欧洲的发明标志西方的绝对优势。西方制订了“科学的规则”。同样，它又掌握了“艺术的规则”。这些英国人在中国画面前就像在“十二脉医学”面前一样有一种优越感。欧洲的艺术和科学已经完全成熟，而其他文明的艺术和科学尚处在初级阶段。而王致诚神父却承认，应该改信中国艺术才能懂得中国艺术：“我曾不得不忘却我已学的一切。”启蒙时代的英国人对不同于他们风格的另一种风格无法想像。因此，他们便归罪于中国画家的笨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人是很手巧的。使团最好的画家亚历山大说：“他们非常精细地根据别人给他们的欧洲油画复制品临摹欧洲油画。” 那就是两种文化互不相容的撞击。 愤怒的囚犯 斯当东对后勤工作感到不安：这些房子“过去是给外国使节住的；但很明显，这房早已没人管了”。安德逊说得更加直率：“屋子里到处是蜈蚣、蝎子和蚊子。” 英国人不得不睡他们海上航行时用的吊床和行军床。“这个国家老百姓睡的床都很不舒服。”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的文化有 不同的床。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满足于睡木板床；或者，在冬天时睡砖砌的炕。睡前，从炕下把炕简单烧热。 住地围有高墙，戒备森严，和外界完全隔绝：“不管我们用什么借口，他们都不让我们出去。所以通道都派有官员和兵士把守。这座宫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所体面的监狱而已。” 本松中校是一名杰出的军官，但为人脾气暴躁。他“因为没让他出去而觉得受到极大侮辱。他恼羞成怒，但结果遭到卫兵的粗暴对待”。“英国外交官在世界文明国家里享有最大的特权，现在竟受到如此对待，他们觉得是一种耻辱……”从高贵的爵士到普通的兵士，人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征服者，因此他们永远没想到会受到这种阴险而轻蔑的对待。 无论是霍姆斯、安德逊和其他同级的英国人都不知道马戛尔尼和中国高级官员会谈的进展情况。但是每个派往国外的使团其每一级别的成员都同对方相应级别的官员要作正面的较量。英国和天朝的低级官员之间的这种较量变得激烈起来；英国使团的低级官员毫不怀疑他们没有受到皇帝所希望的那种接待，指控中国官员恶意待人。使团不正是想要在北京为在广州的英国人所受到的歧视鸣不平吗？现在他们已到达北京，可他们就先不得不考虑要求皇帝纠正其下属在首都所犯的错误！ 霍姆斯支持本松出去，而安德逊觉得最好不出去，“勇敢地顺从命令，虽然这些命令非常令人不快。不过，这些命令出自我们来请求照顾的政府，而且可能就是这个国家传统制度的组成部分”。 马戛尔尼一开始就认为这所馆舍是“无法接受的”。诚然，“这座乡间别墅及其花园十分幽静雅致”。但他寻求的并不是来隐居！ 他的希望是住在北京。如果他在中国的逗留期不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长，那至少能让他在中国生活的中心居住吧！他不相信在那里会像在这座皇家园林里那样被严密隔离起来。他在帝国皇权位置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越接近北京，离皇帝的驻地却越远了。 一次骗人的旅行 马戛尔尼从徵瑞8月22日的礼节性拜访起就提出住宿问题。“钦差大臣告诉我，一名负责解决我们问题的大学士正从热河前来，还说第二天就给我派一名或二名欧洲传教士。见他情绪显得比平时好，我便乘机向他谈起我们的住宿问题。”使他十分吃惊的是钦差大臣竟立刻回答说“他认为这不会有问题”。 实际上，一座在北京的馆舍已安排好供英国使团从热河归来时使用，以便使团参观首都美景。和珅曾指示：“派内务府人员量为糊饰打扫以备给住。”这些修缮活尚未开始干。不过，既然马戛尔尼坚持要住，那就用4天时间把馆舍修缮完毕。 在这同一个指示里还安排了一个细致的旅游日程。英使将看到该看的东西，规定以外的一律不准看：“可以允许他游览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湖，他可以在万寿山湖观赏水上游戏。等他来首都听取谕旨时，可允许他观瞻富丽堂皇的宫殿。这些地方都要作好水上游乐的准备工作。最后，皇帝同意英国贡使乘坐龙舟游览昆明湖。湖水必须相当深，你们要派人疏浚昆明湖，务使一切完美无缺。” 政府对一切都作了精细周密的安排。即使波将金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看的村庄也不比这布置得更好了。这是一次事先为欺骗马戛尔尼而安排的旅游。不过，即使这么一次装门面的游览如同深入中国内地一样可使人了解不少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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