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8月23日，钦差大臣徵瑞又来拜访马戛尔尼。陪同钦差的是6名留有络腮胡子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衣着都像中国官员——他们已是中国官员。无论对哪一方，初次见面是多么让人激动啊！站在英国人面前的6名传教士中，有几位曾写过《书简集》。整个欧洲有文化的人都曾读过这部好奇多于教益的《书简集》——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写给欧洲的基督教徒的信以及欧洲基督教徒写往中国的信。马戛尔尼之所以到中国，难道不该感谢这些不知疲劳的说客吗？正是他们向西方灌输了一种神往中国的好奇心。从神父的角度看，他们是否把这些新颖的传教士看成是在皇帝面前争宠的对手呢？不过，无论是贸易上帝还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天子都不关心。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两个欧洲的会合。 最高天主教官员中，有4个是以前的耶稣会士。索德超神父是钦天监监正——梁栋材神父特别要马戛尔尼提防的就是这位葡萄牙人。另一位神父也是葡萄牙人，名叫安国宁，担任钦天监监副。一个是法国人，名叫贺清泰，他是皇帝的官方画师。一个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也是一名画家，名叫潘廷璋。最后是两名钟表机械匠：一个是法国人，天主教遣使会教士，名叫巴茂正，另一个是意大利人，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名叫德天赐。此人后来在巴罗和丁维提负责安置礼品时给他们当翻译。 这些在中国因其科学知识或技能而被接纳的外国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国家不需要国外新带来的东西。难道不是耶稣会士先为明朝铸造大炮来抵抗满人，后来又为满人铸造大炮来消灭忠于明朝的残余分子的吗？既然一些外国学者不停地为天朝帝国的最高荣誉提供无偿服务，那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对英国使团的要求作出哪怕是点滴的让步呢？难道不是英国人把两名期待有幸能为天朝效劳的遣使会士一直带到天津的吗？ 马戛尔尼获悉派往热河工作的传教士在英使来京之际都按中国品位制得到晋升：这是敬重英国使团的一种方式。我们从8月19日一封朝廷信件中得知，索德超和安国宁被提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贺清泰、潘廷璋和德天赐他们3人被提为砗磲顶戴六品官。 索德超的晋升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看看这位钦天监监正的面孔，马戛尔尼相信对此人情况的描绘是真的：此人平庸，除了本国人外，他嫉妒所有其他的欧洲人。但马戛尔尼找到了应付办法。他对那个应该给他当翻译的人先用英语说一遍，然后又用法语说一遍，索德超在窘困的中国人面前一声不吭地站着。索德超在公共场合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这位葡萄牙人为此恼羞成怒。“由于无法掩饰他所受到的侮辱，他当即把他对英国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告诉了旁边一个意大利传教士。他们俩是用拉丁语交谈的，所以他很可能以为我听不懂。不过，即使他一句也不说，他的态度就足以让人猜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正在跟钦差大臣说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时，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对。其他的传教士对他这种行为都显得十分吃惊。” 马戛尔尼最后给了这葡萄牙人一箭：他让一个法国人转告索德超，说由于他本人不懂葡语，不得不谢绝他的效劳，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拉丁语问题 理由是离奇的：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既不用英文，也不用法文，而用拉丁文讲话，“李子”神父才能为他们译成中文。因而他们以不懂葡语为理由回绝索德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时任何有文化的人都会讲西塞罗的语言。 马戛尔尼假装除了法语外不会别的外语，这就给法国人一种事实上的特权。为什么呢？那时，法语确实是国际语言：同盟军首领们在讨论同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时用的语言就是法语……再说，马戛尔尼那时已不怕法国人了。正当英国为澳门而嫉妒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内动乱而退出了远东地区。荷兰公司驻广州代理人文谱兰不是公开说“法国在中国等于零［原文如此］”了吗？ 此外，法国革命切断了传教士和法国的一切联系。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反宗教的共和国是持敌视态度的：由于他们的处境不佳，因此可以争取他们做盟军。 在索德超去热河之前，英国人就绝对不能讲拉丁语。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只字不提这条禁令，但丁维提由于被这条禁令激怒而披露了出来。那时，大多数科学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此怎么能设想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懂拉丁文呢？“人们难以想像为什么不能讲拉丁文。”有一位传教士问吉兰大夫：“Tuloqueris latine，Domine？”这位医生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说：“知识渊博的先生拉丁语不说。”“企图让人相信使团不会拉丁语，这有损于我们的尊严，也不符合事实。”乔治爵士写信到圆明园，不准丁维提博士在葡萄牙人和一个名叫德天赐的意大利人面前说拉丁语。此信落到这个德天赐的手里，德天赐把信交给天文学家时，对信封上写的拉丁文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Fiatresponsio——“请回信”。 最后，这个骗人的把戏还是结束了。使团接受了德天赐作翻译。不过，他只是帮助英国专家和中国工人之间的交谈，而且是用拉丁语即“几天前，他们还说是不懂的这种语言”作为中介。不过，马戛尔尼已经赢了：他保留“李子先生”和小斯当东作翻译。 他们的翻译不够准确，因此马戛尔尼以为他已经摆脱了最令人讨厌的徵瑞。当时王和乔通知大学士金简要来。金简是“皇帝的堂亲”，据说由他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事实上，金简并不顶替脾气暴躁的钦差大臣。他并不是“大学士”，只是工部尚书而已。而所谓的皇帝“堂亲”，事实是他的姊姊曾是乾隆无数妃子中的一个。他甚至还不是满族人，而是朝鲜人。他奉命组织英国使团在京的接待工作，但他是和工部侍郎伊龄阿、钦差大臣徵瑞共同负责的。从此，他们3个人一起领导接待组。不过，档案材料表明，这两位工部官员并不热心于同徵瑞争夺陪同使团的危险任务。 皇帝从热河向这3位大臣提出许多问题。他不相信天文仪器不能运到他那里；他也不相信这些天文仪器给他看过之后就不能再拆开。他在8月16日就命令向圆明园派遣“好手匠人数名帮同该国匠役即在殿内安装，留心学习，以便将来仿照装卸”。徵瑞单独一人给朝廷写奏折，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这奏折没有另外两人的签字；所有这些反常的做法只能引起天子的不满。后来这两位受责备的工部官员也给皇帝写了奏折。皇帝在关于那些应该观察并模仿欧洲人操作的中国工匠的那句话边上用朱笔作了批示。从这批示中可以看出皇帝很不耐烦：“尽心体会必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 御座大殿和艺丐歌剧 同年8月2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圆明园，后来自从西方人焚烧该园后，它被西方人称之为“夏宫”。不过，应称它为“秋冬春三季宫”，因为乾隆在夏季时去热河避暑。圆明园这个中国名称——马戛尔尼只用这个名称——很好地表达了皇帝对宫殿的想法：“最最光明的园林”，中国最好的园林。这座园林是乾隆的杰作——正像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的杰作一样。 马戛尔尼对鲜花、绿树和喷泉交织成的美景十分欣赏。圆明园大得无边无际，园内数以百计的“漂亮的楼台亭阁”由穿越假山的通道和美妙的走廊相连接，但马戛尔尼只看到其中一部分。 这座园林由一些法国人在中国建造，这第一位英国使者在欣赏它时其眼神是多么感人！它后来被另一些英国人和另一些法国人焚毁，但这却使它变得永远像神话里一样奇妙！那座宫殿是典型的路易十四风格。它周围是一些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楼台亭阁，点缀在巨大的花园里。这座仿造凡尔赛宫和申布伦府邸的巨大建筑物可能使乾隆认为西方人再也没什么可带给他的了。因为他早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好主意。有哪个西方君主可夸口说他有一座中国式宫殿？ 不过，英国人如果承认为圆明园陶醉的话，他们会觉得有失身份的：“宫殿外墙绘有许多龙和金色的花朵。从远处看，真令人眼花缭乱；但一走近，人们就发现工艺粗糙，镀金质量很差，于是原有的魅力便烟消云散。” 请马戛尔尼正式参观圆明园要等地从热河回来后才进行。由皇帝确定的日程是根本不能更改的：英使的拜访只局限于察看合适的地方来安放留在北京的那部分礼品。既然是送给皇帝的礼品，那就没有比放在大殿御座两旁更合适的地方了。 大殿建在花岗石的平台上，殿项由两根柱子支撑，并饰有许多作为皇帝象征的五爪金龙——高官权臣只配有四爪的龙。大殿长50米、宽20米，灰色与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铺着地毯。大殿只有一面进光。御座是用红木雕刻做的，面对窗户，御座下面有几级台阶。马戛尔尼发现御座的雕刻手法与英国的一样精细。御座上方有一横匾：上写正、大、光、明、福五个大字。御座两旁是呈扇形的巨大孔雀毛。御座前是祭坛，上面放了一些茶或水果等供品，因为皇帝总是以肉体形式或以精神形式坐在御座上。塞戛伦曾让皇帝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靠缺席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来统治的。由回廊相连的我的270座宫殿里都只有我偶尔留下的足迹。” 3名陪同官员（按照皇帝的旨意，他们一起）在8月25日的奏章中写道：“该贡使率领属下人等拆卸包裹，随赴正大光明殿丹墀下瞻仰殿宇，相顾肃容。询问中设宝座即向上免冠，举掌顶礼。奴才等察具情词，十分恭顺，并瞻仰殿宇辉煌，心钦壮丽。”徵瑞在这么一份奏章上签字可能会感到为难：奏章里并未提及磕头…… 至于那组乐曲，那些“黑头发的人”没有向皇帝汇报，因为他们听不懂。那么，这突然响起的乐声是什么曲子呢？原本沉醉于对建筑物的欣赏中的马戛尔尼被一种熟悉的乐曲声所吸引了：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private joke。 对马戛尔尼说来，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圆明园。后来，阿美士德勋爵从这里被赶走。第三名进入圆明园的勋爵是额尔金，那是在1860年——不过，他当时是率兵来掠夺和焚烧圆明园的。圆明园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只剩下一堆废墟。它成了东西方之间三次接触的见证：首先是负责设计并指导建造这座园林的耶稣会教士；然后是来圆明园却又不理解中国的外交官员；最后是摧毁这座园林的军人。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