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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由陪同带领的游览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在游览结束时，钦差大臣又出现了——这使马戛尔尼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钦差大臣“突然又得宠了”。徵瑞是鞑靼人，他一定是利用在朝廷里的关系了，这使我们的朋友王和乔不得不对他十分敬重；他们再也不敢想为我们说好话就为我们说好话了”。 马戛尔尼是外交生活里一种传统现象的牺牲品。他把陪同者的地位想象得比实际高。中堂对王和乔的情况毫不了解……中国人也犯了一个相应的错误：“查英吉利国贡单内称，”一封8月6日的朝廷信件写道，“正贡使品级尊崇。据云此系国王之舅，又云国王之下，唯此人为最贵。”天朝把欧洲国家宫里对贵族的尊称“我亲爱的王舅、令人尊敬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了完全是字面上的理解。 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英方，各种信息常常由于幻想、猜疑、隐瞒、沉默而被歪曲——双方互不理解。“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孔子的话有道理，那么1793年英中两国的事务是没有任何一点点成功希望的……蒙田也知道误解的真正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这种观点被第二天，即8月24日发生的事再次证明是正确的：斯当东又回到圆明园，陪他前往的有巴罗、丁维提、蒂博和珀蒂皮埃尔以及其他“工匠和技师”。斯当东是去组织大家安装所有不运往热河的礼品的。 幸亏他去了圆明园，因为圆明园的中国人员正开始拆箱。中国人认为，这些贡品是给皇帝的，当时就已经属于皇帝了，而英国使团是靠这些贡品才获准登陆的。“李子先生”勇敢地对钦差大臣的这种理解表示反对，从而挑起了一场用词的争论：并不是贡使——贡品。如是贡品，那么东西一运到就成了皇上的了。而是送礼——礼品因此，送礼的人可自由确定送礼的时间。一个名称就足以改变这次使命的性质。 这里涉及的赌注比较小：由谁来负责这些精密仪器的安装？工部尚书金简“结束了这次论争，说送礼这个词是适宜的”。安装这些仪器毕竟是麻烦事：还不如待安装好了再接管。 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 我们还是看看在圆明园的巴罗和天文学家吧。使团的其他成员在去热河前正准备在北京住下来。圆明园是观察天气恶化的气象站。 人们动手开箱了。礼品包装得很好：尽管经过如此长途的运输，又经过那么多次的搬运，几乎没有一件礼品被损坏。 地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一侧；天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另一侧。分枝吊灯自然应悬挂在天花板上。在大殿的一端安放天体运行仪。另一端则安放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以及弗雷泽天文仪。“无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人们都无法想象在同一个场所集中如此精美的物品。” 的确如此，这真像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未来英国馆。这是一次“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尤其是英国在所谓的技艺方面，即应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成就。英国人把重点放在他们了解的中国人感兴趣的方面：瓷器和天文学。 关于瓷器，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赌博。不过，韦奇伍德对瓷器工艺作了相当的改进，已经不是简单模仿中国人了。这次打赌成功了。马戛尔尼发现，大多数来圆明园参观礼品的高官权臣在观看时装作无动于衷；不过，马戛尔尼补允说：“他们对我们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韦奇伍德特别推出一件巴尔贝里尼的复制品，这是一种著名的古代玻璃器皿，底色是蓝色，浮突出来的人物则是用白色玻璃制作的。正是这种古代器皿启发了韦奇伍德，制造出仍然叫做巴尔贝里尼的瓷器。 韦奇伍德公司抓住了这次马戛尔尼提供给他的机会来推销它的产品：这是一种新式的推销技术，到了19世纪，这种推销技术获得了成功。 科学的导演 天文仪器比较复杂，要把天体运行议重新组装好至少需要18天。西方人得到当地工人的帮助、皇帝特别命令他们来学习装配程序。看来，他们对这个任务是完全胜任的。天文学家还提到了他的技师们不得不承认败北的一件事：中国人成功地用一块烙铁切割用金刚钻未能割开的凸形玻璃板。 相反，天文学家不喜欢圆明园里差役乱哄哄的围观以及太监们见他干不成功时所发的阵阵哄笑。英国人安装仪器进展缓慢，这使人对他们的本事产生怀疑。“一些中国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干得很卖力，不过进展不大’。” 丁维提宁可不让任何人观看这些费力的准备工作。“对无知者，永远应该使其大吃一惊。如果天体运行仪一下子突然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效果就会好得多。”天文学家是一名好导演，他知道排练是不该让公众看的。 再说，被剥夺了去热河的机会，并被迫充当工人角色的丁维提和巴罗怎么会不感到受贬呢？内阁档案里把他们俩排在接受礼品人员名单的末尾。工匠和商人难道不是处在最低层——排在农民之下吗？ 皇帝的自动装置 仪器的安装工作进展缓慢，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原先，当英国人声称在仪器安装好、展览完后必须原封不动地留在大殿里，皇帝本来就已经很生气。既然这些仪器在英国安装后又拆装，那么也应该可以在中国安装后再拆装。 皇帝认为——他的看法没错——英国人企图表明没他们不行。“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的确，无论徵瑞还是金简都不敢在他们明显不懂的这一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乾隆指责徵瑞任人摆布。“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职，故天真幼稚。”因为“他未曾见过广州和澳门西洋人的钟表及其他机械装置”。 中国人很早就爱好精密机械装置。从13世纪起，第一个蒙古皇帝忽必烈就曾厚礼款待过一个被他的骑兵在东欧俘获的法国金银匠，此人名叫纪尧姆·布歇。他之所以受到厚待，是因为他给皇帝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自动装置：一棵长满银叶、结满银果的大树，树下有能喷射马奶的4只银狮，树上有一个吹喇叭的安琪儿。 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但现在他感到玩腻了——而这个粗俗的徵瑞才刚开眼界。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朝廷特别喜欢带人物的八音盒，皇帝拥有好几套，分别放在他的各个宫殿和行宫。宫廷的天文学家专门为皇帝对这些八音盒进行维修。乾隆对天体运行仪和钟表不加区别，谁会拆卸座钟谁就必然会装配天体运行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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