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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使团的主要人员动身去南方。他们得到了一份厚礼：准许他们穿过杭州城。 小斯当东用最清新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这次旅行：“今天一早，我们一长列队伍与士兵一起出发，穿过城市来到钱塘江边。第一次为我们打起了华盖。杭州是一座很大很美的城市。我们从几座雕刻奇特的凯旋门下穿过。” 兴高采烈的托马斯以为——当然他的同胞们也不例外——这些凯旋门是为欢迎使团而搭的。然而，这些显然是他已经在北京见过的“牌楼”。牌楼大多数是木结构的，但也有像这里一样用石头砌成的。 见习侍童对“又大又漂亮”的店铺赞赏不已。它们的铺面悬挂着“珍贵的皮毛”。 两军对峙 出城时，“使团的队伍受到礼炮、乐队和数百名士兵的列队欢送”。安德逊看到的士兵人数是托马斯看到的10倍：“一支由几千名戴着头盔的士兵组成的队伍，排列成十分整齐的队形，站在路边。” “为了便于登船，并使这场面更为壮观”，架设了“用藤条串联起来的一排车搭成的码头”。它直通停泊在河中心的船只，因为靠河岸处的水不够深，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这一场面。看热闹的人有的站在水中拉的车上，有的三、四个人一起骑在水牛背上，这些驯良的水牛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安德逊指出：“中国人大量使用水牛来做拖运的工作，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这点只在南方适用；现在，我们已到了南方。 检阅军队给英国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对此有所评述。“无数的旌旗把中国军人的漂亮制服衬托得更为军容壮丽。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炮就表示炮兵。他们的炮比我们至今在中国看到过的威力要大得多。使团成员从两座雄伟的凯旋门下经过时，受到这支炮兵队伍的鸣炮致礼”。马戛尔巳则认为这些炮“不易操作”，炮口上铁的厚度同炮的口径差不多相等。 一小队英国士兵齐步成纵队行进，在河边的中国士兵向使团下跪致礼。他们在河边，身穿军礼服倒显得十分威武。然而，马戛尔尼喜欢想象他们是在欣赏仁慈陛下的士兵的豪迈步伐和无可指责的动作。英国人在打量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打量英国人。 在外交官的背后，露出了军人的面目。外交官明白他已输掉一仗。而军人的目光则在估量赢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尽管这场战争在半个世纪后才会爆发。 南方从这里开始 5点左右登船结束。由带席篷帆船组成的船队启航了。即使这些船载荷量很大，但航行时吃水并不深。 镇江是扬子江和大运河的会合点，过了镇江，这一行旅游者才算真正到了南方。这是另一个中国。中国南北方的差异比我们南北的差异还要大。中国的南方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鱼类；在这片土地上集聚着人类财富，人们的生活也更讲究排场。 “11月15日，早晨醒来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景色之中。”小斯当东大声说。马戛尔尼是这样形容的：“美丽和动人的景色。”托马斯对沿途风光的描写：“一边是耕作过的广阔平原，另一边高山贴岸耸立，满是悬崖峭壁，就像是从江中升起的一样。河深很少超过4英尺。布满卵石的河床覆盖着暗绿色的苔藓。我们的船常常触着河底。” 赫脱南估计这次浅水航行的风险。桨常常碰在峭壁上，船颠簸得很厉害，他直担心要“遇难”。每条船由二十来人拉纤，“如果不是迷人的景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那么船夫和水手此起彼伏的喊声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噪音是表现中国生气的一个独特方面。 中国的南北要道真是这样不方便吗？并非如此。现在正是因为船队离开了这条要道。如果船队选择北京——广州的直达航线，那就不必绕道杭州：它就要沿长江而上250公里，而不是横渡长江走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它朝东航行是为了去舟山群岛、英国人要搭“狮子”号回去时，朝廷已确定了这条航线。后来朝廷认为勋爵完全听任摆布乘“印度斯坦”号，因此还坚持这条路线。现在只好抄一条“近道”了。马戛尔尼骄傲地记道：至今还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这块中国内地。马可·波罗没有到过福州以南的地方；传教士和外国使臣则被迫走御道。继热河之后，这又是一个“第一”。 我们已经来到与开罗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农作物散发出带有异国情调的沁人心脾的香味。沿途看到“稻田、甘蔗种植园、橙树、袖子树、石榴树、栗子树、蔬菜、茶树、樟脑树和竹子”。 小斯当东对乌柏树入了迷：“任何一种植物都没能引起这样大的好奇心。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一棵树居然能提供给我们只习惯于在动物界获取的物质。这是这个特殊地区的主要的优势之一。”这种树的叶子是红色的，它的白色果实里的籽含有一种可用来制造蜡烛的肥皂般的粉状物。“中国的蜡烛比较粗短。烛芯是木制的。火苗很亮且一直很均匀。”儿子惊叹不已，老子补充解释：“把种子捣碎后放在水中煮沸，从中提取油脂。用这种物质制作的蜡烛比用动物脂肪制作的更坚硬，而且不散发出气味”。而用这种方法生产所需的成本大大低于欧洲。 在使用煤气和电灯前，这是中国在技术上领先的一个项目，但这种地位很快就被超越了。 最早的桔子树 11月16日，特使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拜会总督。过了杭州，两位大人还陪同使团使他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出于长麟的特别照顾：“总督对他们很了解，他知道我们相处得很熟；为了使我们旅途更愉快，便让两人一直陪送我们到广州”。这纯粹是勋爵在情感上的异想天开。我们从皇家档案中查实：在10月15日，朝廷就决定派这两位官员一直到他们上船回国才算完成陪同任务。 托马斯惊呼道：“啊，原来中国也有桔子树！”他像克里米亚的一位葡萄合作社的经理一样大惊小怪。后者曾对我说：“怎么，在法国你们现在也酿制香槟酒了？”然而，他的家庭教师赫脱南先生却知道这种水果在德语中称为“中国苹果”（Apfelsine），它是“通过葡萄牙人传入欧洲的。里斯本可能保存着第一株橙树”。像我们莱茵河彼岸的邻居一样，我们把希腊人说是在金苹果园里成熟的这些“金苹果”——桔子（mandarine）还给了中国。 赫脱南甚至明确指出，中国的桔子分三等。上品是供“达官贵人”的，这种桔子的皮是深红色的，容易剥开，汁液最多。第二等供应“各类头目”，皮呈黄色，味道略逊于前者。三等品则是“下层苦力”吃的，也就是在欧洲我们所吃的那种桔子。等级制度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像马可·波罗以后的许许多多旅行家一样，家庭教师按捺不住要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人想象中的还要高超：这种优越性现在波及到他自身了。差异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秘密外交的内幕 11月17日是他们一起旅行的第三天，马戛尔尼和长麟作了一次严肃的交谈。有多少次勋爵已感到终于要谈到正题了……特使的叙述可谓是一份典型的外交报告。 新任两广总督回拜马戛尔尼。谈话自然地涉及中英两国的贸易问题：“在广州，从他那里能得到什么帮助？”他要求特使写份书面说明，以便“从容不迫地反复阅读，完全掌握问题的质，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同意北京应该改变英国商人的态度。 诚然，他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以及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使他有大的行动自由，但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行动要触犯某些既得益。朝廷中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大臣敌视英国：“尤其是他的前任福康安，看到他采取与自己相悖的态度可能会不高兴。”总督楚，和珅拒绝使团的要求使马戛尔尼多么失望，但他劝说马戛尼切勿贸然行事，以至使朝廷“不敢有任何宽容的表示”，使他可能进行的有利于英国人的尝试“失去信誉”。 像与松筠谈话时一样，马戛尔尼毫不迟疑就“坦率地表示深感失望”。他受到“冷淡”甚至是“敌视”的对待，但他尚在信中提及此事，“那是考虑到松筠和长麟”。他们“对使团颇有好感”，并一再肯定地说，皇上对使团亦有好感。因而，尽管北京发生了这一切，他仍有权期望“长麟支持他的要求”。这是他禀告英国宫廷的主要内容。下面就是长麟不要“用他的行来否认”马戛尔尼所说的内容。 勋爵终于感到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这样的交谈值得从陆路绕个圈子。“总督走了不一会儿，就给我和使团的全体先生送来茶叶、扇子和香料作为礼品。”托马斯补充说：“还有丝绸礼品”。 令人生畏的对手 长麟借口缺乏经验，引导马戛尔尼“开头炮”。他确定了自己善意的界限。谈到朝廷表现出的不利迹象，他能理解英国人采取报复的态度，但他强调指出，这种态度势必将妨碍任何积极的发展。马戛尔尼不会知道，无论是以前的松筠还是现在的新任总督，他们得到的重要指示恰恰是：在必要时用武力来防备英国的任何暴力行为。长麟的机智就在于他审慎地把朝廷的忧虑让马戛尔尼知道，把这种忧虑和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商业利益作了权衡：这样他就把威胁回敬英国人。真是手段高明之极。 马戛尔尼尽量不正面回答。他不对英国人的表现作保证，而是逼长麟作出抉择：该由总督通过实际行动使他能向英王陛下写一份他所希望的有利报告。 特使甚至不屑于要求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是他本人应该提供一份书面文件，松筠早已使他明白他不会得到这份文件，并劝他不要立足于讲话或文件），而要立足于明确实际的现实。 而长麟这位手中掌握欧洲贸易命运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最实际的现实，总之，是他可以捕捉到的唯一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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