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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论语》 中国人对皇帝说：您是我们的父母，有了您我们才能活着，有了您我们才有今天。请您再次龙恩天开，了解我们的不幸，看看我们所不敢向您说的情况，救救我们吧！ 钱德明神父，1774年 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目由行走的动物。 《百科全书》，词条《人》，1751年 第六十三章 老传教士的遗嘱 马戛尔尼在修改他第一份由敦达斯转交国王的报告时，就已经认真重读过钱德明神父的来信，这封信是后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托人于10月3日——即皇帝第一份敕书下达的当天——转交的，好像是专为减轻特使因遭拒绝而受到的打击写的。 当时，勋爵只是把信大致读了一遍，认为那只是神父对他这位受辱使者好心地表示安慰而已。但几经阅读，他理解信里的深刻而准确的分析。要是他知道，神父已在10月9日，即在病榻上写这封信后的第6天离开尘世，他从中获得的是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呀！ 这位可敬的老传教士在信中解释：“对于中国人说来，使节团的任务不过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其逗留的日期均未获准超过这期限。”他补充说：“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许多时间，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他接着说：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下级官吏的牺牲品”。他们的压力只能有两条出路：或“完全放弃贸易”，或通过使节团向中央政府提出“严厉的指责”。然而，在决定组团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之间，肯定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如果马戛尔尼“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来”，那么，他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法国国内的动荡使他们十分“害怕”，于是他们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 斯当东也提出：法国革命会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人权宣言已译成印度斯坦文。它不可能在性情温和的印度有中引起骚动。而中国人的情况就不同：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民众骚动。”他试图在可憎的和珅外再找一个替罪羊吗？对那丢脸的失败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观察员，前面提到过的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排除了这种论点：“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与那个一听到荷兰没有国王便放声大笑的暹罗国王相比，它对民主的概念不会懂得更多。” 垂死人对未来的忠告 神父继续说：“然而，马戛尔尼使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必然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当中国人的思想适应了原先使他们反感的新鲜事物时，那么，这种印象在他们身上引起的不安也将平息下来；到那时，正使的提议就可能得到重新考虑。 钱德明神父建议每年都派船递送一封两位君主间的私人信件，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国王委派一位常驻广州或澳门的代表与总督保持接触；他可以接受朝廷邀请参加节日或新皇帝登基的庆典。这位常务代表将维持有益的联系。尽管敦达斯和马戛尔尼的要求未得到直接的满足，但使团在中国的这种继续存在方式将给他们的努力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持久的报偿。 是否应该排除钱德明神父本人受到中国政府操纵这一可能性呢？传教士们完全是仰仗皇帝每天的恩准才能在中国生活的。他们完全从属于中国的官僚等级体系。他们怎么可能不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照皇帝的意旨办事呢？但他们是要留在中国的，眼看英国人一败涂地地离开中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可以企盼从英国贸易中改善自身的境况和传教的机会、马戛尔尼写道：“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与中国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另外，他的教派将独得传教的好处。在传道这问题上，他们无须惧怕英国人。”’ 关于神父的信，斯当东是这样记叙的：“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 总之，在这封信里，老传教士重复了他在1789年已经写过，而马戛尔尼不愿意相信的那些话：“中国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当他在记下这永恒不变的书实外，再加上一点对开放的希望时，他是否还是对的呢？正使为此绞尽脑汁；老耶稣会教士提议通过广州互换信件和礼品；不多久，马戛尔尼和他的中国对话者就转而赞同这一主意了。 这就引起了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们写的信中表达出的乐观情绪，此信是在他写给敦达斯的第一份报告后的翌日写的：“我坚信，我国的贸易将受益于使团的访问。我们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北方居民的需求和习俗方面的材料，这将使我们能通过广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资，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那时，我们将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做法。我国并没有在那里失去任何发财和通过扩大我国的声望和贸易来加强地位的机会。”多么漂亮的曲言法：在绅士之间，大家都克制地进行陈述。 12月23日，他又给敦达斯写信：“我向总督指出，我第一次阅读皇帝的敕书时认为中国政府对英国持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然而，听了总督本人以及陪我到杭州的那位大人向我说明皇帝对我们的真实感情后，我就完全放心了。”松筠的话还萦绕在他耳际：“尔等见了长总督，一切更可放心”。 “选择明智的做法”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让时间来安排一切吧……“只要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不操之过急，只要小心机智地行事，中国是可以与遥远的国家和谐相处的。”这是钱德明神父最恳切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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