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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往往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有些好像是偶然的、个人的、某些特殊利益或外界因素导致的事情，实际上却有着远为深刻的根源和更为重大的意义。 吉兰，1823年 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谁输了就倒霉！在这场争斗中，必然会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这种兄弟残杀的斗争是对一切道德的基础——团结——的接连不断地犯罪。 米哈伊尔·巴枯宁，1870年 占领领土主要是指从那些和我们人种不同，鼻子比我们扁平的人那里掠夺土地；当我们仔细考虑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 第八十一章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 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托马斯·斯当东，1810 马戛尔尼避开了法国的大炮。回英国后，他就得面临骄傲好胜的个性使他更为害怕的东西：严厉的批评。它的秘密未能保守住。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都在热情地注视着这一史无前例的冒险。使团失败的消息在船队之前就已在英国不胫而走。直至1794年6月，伦敦的报刊还在发表落后了9至10个月的有利于使团的消息。《绅士报》得意地描写着使团受到的豪华与热情的接待。但是，马戛尔尼1793年11月通过马金托什从杭州带的快件1794年7月到了伦敦。另外，有一些来自广州的商船也到了，它们带来的消息在欧洲迅速传开。是官方渠道走漏了风声，还是半官方渠道无法控制造成的呢？英国是一个新闻自由和有透明度的国家，英国从报刊上零零星星地什么都能知道：由叩头引起的摩擦，不让传教士自由会见英国人，从北京仓促动身，大使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就是《绅士报》也用大标题突出了使团的惨败。 舆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一位风流的读者在这份报上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向可悲的清朝提出的建议中是否有英国妇女可以在我们的海外办事处居住，或者我们驻中国的办事人员应该发誓坚守贞洁呢？欧洲妇女应该不再买中国的丝绸、磁器和茶叶，直至满清皇帝撤销使她们不幸的禁令为止。”这是有关女士们名誉的大事。抵制还用抵制治。这就是以商业报复形式出现的《莉西斯特拉塔》。 有一种观点给尖锐批评马戛尔尼定下了调子：“使团的准备工作最多也只能吸引一位印度王子或非洲小国王。”可能这位记者仍然还相信“中国的优越”：“如果真想让中国赞叹不已，应该准备得更为充分些。”虽然大家指责政府和使节，但更多的是批评中国。爱国的反应甚嚣尘上。但这种反应又是模棱两可的：大家责怪政府使民族遭到了无法接受的污辱。 “记事”很快就发表了，但这之前伦敦沙龙里所讲的故事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大受影响。哲学家的吹嘘筑起的烟幕从20年以来越来越淡了，现在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殆尽。马戛尔尼的远征应该产生强烈的印象，并应通过一切和平的手段说明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由于这次使命失败，它将使人看清真相，并为下一世纪的武装对抗开拓了道路。 烟幕后的真相 越来越邪的流言使官方人士处境困难。他们既无法把一切秘而不言，又无法把一切公诸于众。在日记中，马戛尔尼经常写得十分明确——但他不想把它发表。他也不想发表他的《报告》，尽管没有一个国家有人写过比这更有真知灼见的有关中国的感想。他知道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把他打倒在地：这既是一种诊断，又是一个预言。 他取得了圣·詹姆斯宫廷的同意，请斯当东公布一种既可信又保留英国面子的说法。这样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一官方历史并不想隐瞒失败的事实，而只想消除人们的怀疑：英国外交官并没有犯错误致使中国人那样无礼。它也想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英国遭到了羞辱而毫无反应：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要说他撒谎还不如说他隐蔽了某些事实，并仍然不时地让古老的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 另外一个审慎的措施是：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英国人改变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来看待中国了。这同耶稣会教士的处境相同：英国人在整个18世纪作了不少努力，这次远征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使节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外交上的考虑使他让自己的副手在介绍中华帝国时描绘的景象不能全部离开原先的神话，但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来消除这种神话，这样，英国使团所反映的对中国的看法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段。 当然，使团所揭露的事实并不完全是个晴天霹雳。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并不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耶稣会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孟德斯鸠就不愿随波逐流，陷入这种盲目的崇拜。勒让蒂伊从1731年起发表了《环球记游》，他一下子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海军上将安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主张炮舰政策：这发生在1743年，即鸦片战争之前整整一个世纪。 但在中国的西方人质太多了，有传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业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让公众舆论（或公布的舆论）小心谨慎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的个人信件或私下评论把不应说的在广州发生的事——已遭到或担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诉了伦敦。尽管如此，公司考虑的是不要妨碍正常的经商活动；它怕得罪中国人，失去它在那里仅有的一点利益。 那里的个人没有个性 有位法国人，因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了他的不耐烦情绪。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已在广州住了4年。他写道：“现在是中国改变直至今日的观点，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时候了。”不，中国并不想马上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而是英国，然后是西方在马戛尔尼出使之后将改变对它的看法。 从此，中国的形象黯淡了。可以举黑格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变化。我们知道他除了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外，还读过斯当东的《记实》。他承认正是从《记实》中——只是从《记实》中——才得出了对中国的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歌德既未读过斯当东的著作，也未读过黑格尔的书，所以仍然在说蠢话。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一本酷似自己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的中国小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十分纯洁、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谒见了皇上；讲的是一对十分贞洁的恋人，他们被迫在一间屋里过夜，但却能接受不亲……这就是道德和礼仪。全然由于严格的节制中华帝国才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并将还要长期地存在下去。”但在迷恋中国方面歌德已经显得落后了。 无官职者不慌不忙地进行破坏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官方说的事实并不能总占上风：出版商和记者可以帮助别的证人表示看法。使团里的这些无官职者起到了让中国这颗星星在乌托邦的天空里黯然失色的作用。 安德逊的代笔者孔博为了迎合读者的看法以及保证书的成功，就系统地描绘了一幅崇拜中国的图画，并对英国社会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几处无情的描写却使这篇有倾向性的作品露出了破绽。有一处描写中国人把英国人扔到海里的臭了的肉捞起来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揭穿了中华帝国繁荣的谎话。另一处是一位对本国的海军感到自豪的英国人的想法，他谴责“对陈规陋习的顶礼膜拜”及“对机械工艺的无知”，这些都是“造船技术不发达”的原因。这些太令人反感。这些用鞭子开道的士兵令人反感。中国人做饭的肮脏环境令人反感。英国人走过时他们就哄堂大笑，这也令人反感。这就是那个“幼稚的”民族，那个在未来的几十年大家一致同意给以“教训”的民族…… 赫脱南得意地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制革艺术，他们也不会远洋航行；他们的游船缺乏“舒适的设备”；“他们的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最后，世上的最大的君主，“今日统治中国的这位善良老人就同其他君主一样也受他的佞臣所骗”。无与伦比的政治制度在哪里呢？消失了，随同技术，随同舒适感一起消失了…… 中国使霍姆斯这位不会拐弯抹角的士兵感到震惊。会是这些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吗？他们见到一门臼炮空放时也要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对你表示尊重，但不让你独自在城里走出一步：难以想象的多疑！他们又是多么无知呀！“中国人无法相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的民族存在。” 安德逊、赫脱南、霍姆斯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见证人，但他们让人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见证人，在他们之后耶稣会士与“哲学家”们建造起来的大厦就塌陷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落后衰败同高级文明的声誉不相符的国家。 10年之后的巴罗 使团回国后10年，当巴罗发表他的野心勃勃的报告时，中英间的局势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维持到乾隆死时的英中关系在嘉庆统冶时大为疏远，当时中华帝国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震撼。巴罗并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为同拿破仑的法国在打仗，他需要吹嘘英国的优越。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批评中国的那部分内容。《爱丁堡评论》这份十分严肃的杂志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她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悖理的罪行。他们无法接受精密科学和自然哲学，并对最必不可少的工艺技术一窍不通。他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胆怯、肮脏并残酷”。最后，中国人“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没命地赌博”。他们的语言呢？“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像家禽那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而不会像人那样说话”。总之，“巴罗先生的伟大功绩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评论的直率”。 小斯当东长大了 应由使节的扈从来完成这种令人心碎的修正，并用他的无与伦比的汉语知识来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团的使命结束后，他继续关心着中国问题。他在准备报复。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岁时发现了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总抱怨中国官员断案时随心所欲，这本西方人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法典可能是中国官员断案时的依据。他将用10年时间来翻译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册。《评论季刊》的书评把此书的翻译出版看成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 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马斯·斯当东成为一位熟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专家。遣使会教士里什内在1810年给他写信说：“您经验丰富、又经过无数的斗争，所以肯定了解中国官员的种种权术；您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怕的对手。”这位神父了解他：托马斯同中国的关系是对立双方的关系。这是文化领域里的宣战。 托马斯勋爵在他译著的前言中说得非常直截了当：“马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 小斯当东的教训没有被人忽视。严肃的杂志纷纷作出了它们的结论，《爱丁堡评论》当时写道：“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明白无误的见证。作者在他的精辟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的书中传播的那些别致的观点完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在欧洲人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缺乏。” “不进则退” 这道鸿沟不但区分了乌托邦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而且隔开了真实的中国和欧洲。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马戛尔尼在使团返英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从中国回来15年之后，他的观点尽管没有公开，但已在报刊上到处可见。 那份著名的苏格兰杂志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可以成为最奇怪的研究课题，这将超过迄今为止最好的游记而引起我们深入思考。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这并不能只归因于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喜欢出来对制定规章的过分热情之上；而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中国，“个人的荣誉感并不存在”。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严重的谴责”。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在马戛尔尼访华后，大家了解的中国的情况反过来损及了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尔泰曾经严肃地表示过：“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的文人所说的语言四千年以来都没有变过。”在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目光中看来这纯属开玩笑，让它继续下去则同他们正在宣传的并且还要大声地在全世界宣传下去的对自由和进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应该毁掉迦太基” 安德逊的那句毁灭性的句子不断地引起了反响：“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把前去告诉中国皇帝英国人应是宇宙主宰的英国外交官当作盗贼！这是多么冒失的行为呀！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把英国人的优越感打下去了。马戛尔尼在出使前写道：“使中国人留下强烈印象并非难事。”事情失败了，必须另想别法。 英国人富有爱国心，中国人是否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想象的一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从未赞赏过法国或德国修辞学的言过其词，伤害了他们自尊心的是那个遥远的民族竟然把他们的使者当作附庸和野蛮人。这个民族，一定要把它彻底剥夺，就像对加来城的有产者那样。 英国人的性格在这点上亘古不变！戴高乐将军坚定不移地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一位感到理屈词穷的英国人在1967年某天就像遇到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那样对我说：“可是……他会使我们丢脸的！” 英国人擅长记仇，并为一点小事就记仇。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如此。他们特别具有一种令人钦佩的集体坚韧性，这使他们可以追求长远的目标，他们可以把孔夫子的这一教导据为己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808年与1816年是对华关系的两个艰难阶段，但他们都要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决定真正地投入行动。 开始时他们听从了钱德明神父临终前用拉封丹的一句诗所表达的忠告：耐心地等待那漫长的时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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