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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来说，马戛尔尼使团是历史上最大的。以后又有过三个使团。因为后三个使团原定的目标不高，所以能使我们通过比较更好地弄清马戛尔尼失败的（来自中方和英方的）原因。 勋爵尚未回到朴次茅斯，西方的又一个使团要求北京接见。这个使团来自一个很久以来就在远东有着利益的强国：联省共和国。率领这一使团的伊萨克·蒂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随从。他按着对方的要求磕了头，而使团的失败却没有因此而避免。这反倒说明了马戛尔尼不让步完全有理。 10年之后——奥斯特里茨之战那个秋天——，一个由200人组成的俄国使团取道中亚的草原向中国出发。他们未能超越库伦——属国蒙古的首都。 在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为刚取得的胜利洋洋自得，又一次想打破中国的孤立状态：他们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阿美士德勋爵甚至未见到皇上：他们的副手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即原先马戛尔尼的扈从劝请他不要叩头。他们回广州时样子十分可怜。 在回英国途中，他在圣赫勒那停泊。在该岛，滑铁卢败将教训了一番胜者，怪他们未对同他长期梦寐以求的东方对话。 各团欧洲人都互相来往，只有那些把宇宙分成五方的人还在闭关自守。 给英国人一个教训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安德烈-埃弗拉特·梵·布拉姆梦想在北京朝廷代表荷兰执政府。在广州占主导的看法是：英国使团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它不会办事。梵·布拉姆就想告诉世人怎样做才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应该在礼节和效果方面给傲慢的英国人上一课。他觉得乾隆登基六十年庆典是一个机会。他到处活动、他敦促在广州的西方同僚同他一起向天子致以敬意，其他人不急表态。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他有一些盟友：广州的中国官员正想设法弥补一下马戛尔尼使朝廷遭到的羞辱。 巴达维亚和海牙最终都同意了：一个荷兰使团要去朝贺乾隆。伊萨克·蒂津当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和孟加拉的代表，梵·布拉姆感到不幸的是自己只能作他的副手。 这次出使简直是一场恶梦：它完全是马戛尔尼使团的漫画式的重现。但它还是通过两者的不同说明了在中国人眼里一个外国使团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衬托出马戛尔尼使团所取得的某些成功。 广州的中国官员要使臣放弃任何要求。长麟和苏楞额让荷兰人答应只限于向皇上朝贺：使团尚未上路就已失败了。1794年10月中旬两广总督召见蒂津：皇上将在1795年1月21日春节之前接见蒂津。 1794年11月22日，荷兰使团离开广州；除了蒂津与梵·布拉姆还有7人，其中包括德·吉涅骑士。这个法国人在广州已住了10年，对中国人十分了解。他将担任翻译。他在这次事件后写了一本用词尖刻的书，正好对美化一切的梵·布拉姆的报告起了平衡的作用。 应该加速进行：只有50天时间，却要从陆路从南到北穿越整个中国，沿途的住所都极不舒适。地方当局很不客气、经常吃变质的食物、轿子上的油纸被好奇的百姓撕破，……为了行李还得争吵不休：中国人建议托运，荷兰人却坚持要随身携带，他们怕朝廷召见时礼品未到。 冬天寒风刺骨，路很难走，住处又没火，雨水穿透了轿子。一过长江就飘起了广州的中国人未见过的雪花。一路上事故不断，有一处要坐木筏过河，人呀、马呀、加上行李乱成一团：“我们的行李抵达对岸时都弄湿了，一部分还都坏了。有时轿夫把使臣撂在路上自己先去吃饭。后来梵·布拉姆的轿子坏了，只好坐手推车行完了全程。我们用49天时间走完了600古里，抵达北京时已精疲力尽，饥不择食。”这同当年接待马戛尔尼用5艘官船这种尊敬态度适成对比。荷兰人想证明谦恭的态度强似傲慢的态度：这次表演一开始就显得不妙。 对着鲟鱼叩头 1月11日，他们到的第二天，一位中国官员就来送给使臣一条皇上赏赐的“300斤重的鲟鱼”。对着皇上的赏赐，蒂津和他的副手“像别人要求的那样叩了头”。翻译吉涅则写得更为确切：“行了九叩之礼。”梵·布拉姆听信了伴同的奉承话并反复地说：“在皇上和内阁大学士的眼里，我们的地位远高于英国人。” 来人告诉他们召见将在第二天进行。“我们提出了许多反对的理由，但毫无用处。使臣最后还是答应了，那些中国官员对我们表示十分亲热。他们向使臣示范应如何施礼，使臣跟着他们学：叩了许多次头。” 凌晨3时，荷兰人被命令取下了他们的剑，然后同蒙古和高丽的使臣混在一起，在凛冽的寒夜中久久地等待着。“中国官员用鞭子乱抽：高丽人挨得最多。” 宫门打开时，中国人让各国使臣下跪。乾隆坐着轿子出来了，对高丽的人瞅了一眼，然后让轿夫在蒂津前停了下来。“他的第二位内阁大学士福长安走在轿子的左边，他从使臣阁下手里接过了镀金的盒子，把它传给了皇上。这时我们都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皇上问蒂津荷兰君主可好，接着就往前走了。 吉涅尖刻挖苦地作了这样的总结：“皇上在宫殿外面的院子里接见了大使；除了对他说的两三句话以及送给他吃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外，尽管他离皇上才几步远并可以被看见，但皇上却一直没有再注意到他。” 当晚，中国人来搬走了献给皇上的钟表。天气十分之冷，梵·布拉姆向他要些煤和几件家具，他们一切都答应，但什么都不干。第二天，荷兰人又进到宫里，他们被带到一间既冷又充满了烟昧的屋子里，梵·布拉姆看到大臣们的居处也同样简陋，算也聊以自慰。怎么能想象“这些房子组成了皇宫”呢！他揭露了引起这许多失望的罪魁祸首：“这情景同传教士们寄往欧洲的谈到中国首都和皇帝宫殿的有人说明的报告无法相符。但我描写的是我现在见到而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 马戛尔尼的马车 福长安向荷兰人问了问他们是否感到冷，然后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没有谈到任何政治问题。荷兰人事先答应过这点。1月15日皇上让人给他们送了些葡萄干，梵·布拉姆又得三跪九叩表示感谢。答应的煤终于运到了！但根本不可能见到传教士，难道这就是“远比英国人更受到尊敬”吗？18个月之前，开始并没有禁止神父们同英国使团接触，只是在打发使团走时才这样做的。“有人秘密地给我送来了我的朋友梁栋材的一封信，”梵·布拉姆在1月18日记道，“他向我表示极想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让来者带去了回信。我们总希望能同他们联系。”这种希望也落空了。 没有必要派的使团：因为在同一天，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欧洲，荷兰的执政在法国国民公会的军队进攻下正在逃往英国。这些荷兰人则成了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使者——当然他们只是在7个月后才得知这事。 吉涅给罗神父写了一封信，梵·布拉姆答应把它交给遇到的第一位传教士。18日这位法国人被召到和珅处：一大群中国官员问他为什么来北京，问信的内容是什么。吉涅极力为自己辩解，说罗神父是他从欧洲到中国来时的旅伴，他们是好朋友。这类情况（同许多其他的事一样）在最近也可能发生。 荷兰人在中国京城逗留的时间比马戛尔尼长——有一个月多一点。一个月里除了参加几次庆典，耐心地等待好几个钟头“看御驾经过”并叩头致敬外就无所事事了。尽管他们说“没有任何欧洲人能像他们那样深入皇宫，”中国的新年并未能使他们的愁眉舒展，他们凌晨2时就被叫起来等待皇上经过，但到3时却被告知皇上不来了。 在他们驻京期间，只有一件事让他们感到高兴：发现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马车被弃置在宫里的一个角落上。对英国马车的忽视使他们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一些安慰。 2月4日，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在无数人的面前，他们受到了最后的接见。本来就令人丢脸的大礼又加上了当众的凌辱：中国官员很注意大使和梵·布拉姆先生叩头的次数。后者站起来早了一点，他们又强迫他重新开始。并用鞭子进行威胁。 梵·布拉姆最后终于见到了罗神父：“中国官员睁大眼睛看我们是否给他递纸条。”神父解释说：如果使团直接从欧洲而不是从广州来，他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同传教士联系。“中国人怕了解中国的人”。到20世纪仍然这样。 2月15日，我们带着极难得到的皇帝诏书离开了北京。 “朕仰承昊载，寅绍丕基。临御六十年来，四海永清，万方向化，德威远播，褆福毕臻。……王其祗受，益笃忠贞，保又尔邦，永副朕眷。” 诏书未能抵达：“执政”已让位于巴达维共和国。 两个使团，两次失败：第一个使团失败时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第二个使团却遭到了羞辱。梵·布拉姆在总结他的旅行时远比他在开始旅行时头脑清醒：“这个民族有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人为的需要，而我们如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便会痛苦不堪。你认为中国人见到了每年来自欧洲的技术操作就会醒悟过来？这些珍品都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事。” 吉涅认为两个使团都一样有害：“马戛尔尼虽拒绝低头极大地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一个自以为高于他人的民族的自尊心。”相反，荷兰人答应叩头“像是弥补了英国人的凌辱”。但他们受到的欢迎“同应该受到的并不相符”。所以“在中国人取得经验并懂得自己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存在下来乃是因为他们国家遥远，在他们懂得对自己过高评价完全是空中楼阁之前派使团去中国本身就是个错误。总有一天那些蔑视外国人，把他们纯粹看成是商人的中国人会承认：被他们如此侮辱的洋人竟那么可怕。而外国一旦同中国交手，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地处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从武力上来说竟如此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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