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794年12月，马戛尔尼在一封未公开的信里曾对他的使团作过乐观的结论：使团“使英国商人摆脱了一位丑恶贪婪的总督的专制统治，让他们受到另一位真诚友好的总督的保护……它为两国的友谊、为互相协商与直接接触奠定了基础”。 “直接接触”从长远看难道不是使中国人认识错误的最好方法吗？1795年2月，当荷兰人愤怒地离开北京时，马戛尔尼建议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为驻华公使。不幸的是乔治爵士瘫痪了，这计划无法实现。不久乔治爵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接过了火炬，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期间，英国听从了钱德明神父的意见，设法同天朝保持关系。乾隆的最后一份诏书 1795年12月底，“锡伦彻斯特”号在黄埔停泊。船上装着许多礼品和信件：有国王给皇上的，有马戛尔尼给总督的，有东印度公司给海关监督的。但英国人不走运：总督已不是长麟，他拒收给他前任的信件和礼品；海关监督回答自己无权同外国人商谈。1793年秋天在位的人，在信件来往的时间里就已离开了舞台。 国王给皇上的信却一直送到了北京。乾隆在1796年2月初写了回信： “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 乾隆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承认英国人没有损及中国的利益，但又强调这对战争的结局没有影响——中国并不需要英国人： “彼时曾接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这是老皇上所签发的最后一份诏书：他第二天就按1794年秋天在一份庄严的诏书里所宣布的那样逊位了： “明岁正届六十年……朕则春秋二十有五，始即位诞膺大宝，迄今八旬开四，康强逢吉，五代同堂……朕于感荷之余，弥深兢业……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上天垂象，理修省……日月薄蚀，缠度本属有定，数千百年后皆可推算而得……但元旦上元，适值日月亏蚀，实为昊穹示儆之景……明年元旦……不御殿，不受朝贺。” 国家的迷信：在中国的舞台上换了演员。但他们演的还是同一出戏。而对蛮族来说，在这出戏里也有一个下跪的角色可演。 嘉庆是乾隆五子，他仪表出众，性情温顺，所以博得了父皇的欢心。但从乾隆禅位至1799年老皇上驾崩，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了值得炫耀的权力。是否从这时起嘉庆就对礼节有了一种病态的爱好呢？或这只是因为缺乏权威而使用的保护自己的武器呢？宫廷生活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 帝国遭受了种种危机。沿海盗贼横行。白莲教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天理教农足起义。闻所未闻的是起义者甚至在宫中找到内应，1813年攻入宫中威胁到皇帝的生命安全。 更为闻所未闻的是英吉利蛮族竟说要在中国土地上站稳脚跟。以阻止法国人———他们刚侵占了葡萄牙－－占领澳门为理由，海军司令德鲁里率当加拉舰队在1808年9月在华人与葡人居民一片嘲骂声中占领了该城。北京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组织了封锁，发出了最后通牒。澳门窒息了：英国人退出了该城。一次无谓的行动吗？比无谓要来得更坏：中国人认为英国人丢了面子；实际上他们使中国人害怕。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广州的商业也受到大大小小的冲突的影响，进行得很不顺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处在骄傲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在事实上是这样，在思想上更是这样。 胜者的使团 而战胜了拿破仑后，英国人具有振兴商业的手段和需要。他们想再一次试试高峰外交的运气，23年的战争不就证明了马戛尔尼奉命去证实的一点：他们的国家是西方第一强国吗？英国内阁向北京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他们得到的回答表明对方毫不在意：“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怎样才能打破把马戛尔尼拒之门外的那种傲慢的孤立状态呢？英国决定派一个新使团，由贵族院议员、蒙得利尔战役胜利者的侄子和继承人威廉·皮德·阿美士德率领。他不如马戛尔尼经验丰富；但可让最有能力的专家托马斯·斯当东当他的副手，后者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种种奥秘。再说他已在那里取得了成就！他已是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东印度公司执行机构——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从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设法为小时自己从事的流了产的事业报仇。 中国人怕他。当北京获悉他将担任副使，就强硬地提出让他留在广州。他回答说他的国王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中国人接受了，但从此他们就提高了警惕。 然而，斯当东同意东印度公司的谨慎态度。同马戛尔尼时一样，它也没有在使团中起突出的作用。年初，一份详尽的报告就寄到了伦敦：“自从1813年的弑君阴谋以来，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如果某项活动只要略为带点儿指责，就肯定会失败。”要在广州与北京之间固定的联系吗？往北再开放第二个港口吗？斯当东在一个按语里写道：“这两点前一个使团提出时已遭拒绝，这次处理时应该特别小心。”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他的旅程只有马戛尔尼的一半，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斯当东和使团里的其他“广州人”会合。“几天之后，矫揉造作而语气傲慢的”允许向北直隶湾启航的命令下达了。 叩头或不叩头？ 7月28日他们到达北直隶。马上就提出了叩头（在日用英语里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问题。阿美士德勋爵并无成见、他的顾问却意见分歧。使团的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斯当东则持相反的意见。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他坚持要把他的主张记入给勋爵的一份报告里：“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荷兰的经验不正说明了接受这种羞辱也还是无济于事吗？” 英国的内阁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派人去北京是为了设法获得某种东西；叩不叩头则要看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则建议到广州后再定：既然要让人更尊重英国的荣誉，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玷污它。 阿美士德之所以决定拒绝叩头，是因为他很快发觉他的使命是一场力量的较量。陪随使团的中国官员8月4日一上“阿尔赛斯特”号战舰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苏楞额，1793年在广州当过海关监督。无论提什么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甚至得不到答复。他们对摄政王的信非常反感，把它退回给使臣，因为信竟以“陛下，我的兄弟……”开头。 阿美士德紧抓住马戛尔尼的先例不放。而中国官员发誓说他们亲眼见到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嘉庆的一道诏书上也这样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 在天津，一张供桌上铺着黄绸，点着香。中国人在前面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着，慢慢地脱帽鞠躬。这奇怪的礼节后举行宴请，英国人也得盘腿而坐。中国官员不加掩饰地表示蛮族不会这样坐：不能让他们带着野蛮的样子去见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随从答应下跪。马上中国官员请他表演一番。他拒绝了。斯当东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议让当扈从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侄子来表演。 过了天津，又从另一方面来施加压力：使臣的随从人员太多了。然而这次只有75人，而马戛尔尼却有95人。但禁令是皇上自己下的。托马斯·斯当东报告说：“上谕是用朱笔批的。”中国官员提出遣返乐师。但已不可能！因为船又出海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又提出了叩头的问题。中国官员说：皇上不容许任何违巨礼仪的行为。阿美士德又采取了马戛尔尼的办法，提出由一位同他级别一样的中国官员在摄政王的像前叩头，同时他也向嘉庆叩头；或者让未来准备派到英国的中国使节向摄政王陛下叩头，中国人怒不可遏。阿美士德勋爵最后回答他可以下跪三次，每次俯首三次——这是托马斯见到他的主人在1793年所施的“得体的礼”。阿美士德拒绝作进一步的让步。 在使团行进的路上，中国人又纠缠不休。有一次下起倾盆大雨，他们竟不让英国人坐轿子，说是“京城近在咫尺，坐轿子会损害皇上的尊严”。三位俄国传教士要求会见使团，他们也被撵走了。接着，他们又揭发东印度公司的两位专员斯当东和埃利斯，说他们是“商人”，没有资格觐见皇上。最后，又传出一条谣言：正在起草的一份诏书，说要驱逐使团。一位中国官员拿出一份宫内文件的抄本，肯定马戛尔尼勋爵行了叩头礼。 而嘉庆自己在8月25日的圣旨里却说：“朕以远国小巨，未娴仪度，可以矜恕。”而只要“尽可能做好”就行。他手下的人极力巴结。正是由于这种热情，天朝的行政权力才摆脱了它的主子的控制。 皇上最后把自己的皇舅国公和世泰派来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见英使臣时态度冷淡，不请他坐下；在谈到马戛尔尼所施的礼节时反驳说：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事在嘉庆年间不再适用。国公怒气冲冲地说：三跪九叩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去。“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 暴行 队伍在8月28至29日的夜里到达北京：一切都未事先商定。英国人又脏又累，困惑不解。 中国人让他们直接去紫禁城，几乎已是午夜了。英使要求把他们先带回住处。中国人闪烁其词：国公将要来。阴谋的迹象：在这不适当的时间，高级官员和亲王身穿朝服都来了。戏剧性的情节：“接见提前了；它将马上进行；只有使臣、两位专员和翻译马礼逊可进去。”和世泰突然来到；他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 那时发生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争吵，一群中国官员扑向来者强把他们拉去见皇上。有人推他们；有人硬拽着他们的胳膊往前拉；到处喊成一片。阿美士德抵挡着，借口疲劳、衣冠不整、时间太晚，抗议对使节动武；他说他拒绝叩头，最后要求大家走开。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龙颜大怒，要他立刻离京。就在当夜，使团就不得不走上归途。 无法说的是一个蛮族的使臣竟拒绝叩头。连使臣会有这种念头这一点也说不出口。官方的说法找了另一个把他们赶走的理由。这份诏书是为档案馆写的，供后世了解情况： 朕传旨开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奏称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今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准是怕英国人报复才这样做。应该纠正违背礼仪的事。只有无知的夷人才会犯错误。现在把他驱逐出去，但皇恩浩荡，并没有给他们别的惩罚。 相反，国公却受到了处分，是他让皇上遭到了羞辱。随同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按习惯做法，谁出了不好的建议就要付出代价：仆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这是事后让英国人感到满足的做法。 撤出中国 去的路途很艰苦；归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况、中国人经常不知趣、陪同人员公然表示出敌意。甚至发现有人下令让乞丐坐在队伍经过的路上。埃利斯说这些人“到处乱钻，脏不可耐，处于半野蛮状态，身上带臭蒜味，挤着坐在又脏又破的床单上。” 他们走的几乎是马戛尔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陆路。他们比1793年更感到中国人态度傲慢并无法表现自己国家的强盛。微笑政策被斥骂政策所替代。这次“撤出中国”整整花了4个月零8天。 皇帝给摄政王的信在广州按习惯的隆重方式交给了使团，但并没有开辟新的前景：“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然而同1794年一样，因为担心产生不良后果，中国人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性法规。埃利斯写道：在黄埔，“阿尔赛斯特号船员高呼三声乌拉，这使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在澳门，奇怪的是两广总督让他的部队跨过了隔离半岛的工事，中国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来欢送勋爵动身。 另一个安慰的举动来自特别委员会，就是说来自主张保持尊严的斯当东：“阁下受到的待遇和对方中止谈判的蛮横态度令我们也感受到侮辱。但我们要为后来发出的上谕向大人表示祝贺。这些谕旨表现了后悔之意，一位专制君主能这样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结尾处又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这样的语言，我们在23年后鸦片战争前又将在同一位托马斯·斯当东的嘴里听到。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