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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归程中，阿美士德在圣赫勒拿岛停泊。同马戛尔尼一样，但在两次遣使期间，岛上多了一位不朽的人。 1817年3月，拿破仑就得知使团将要到达。这一消息在他身上又产生了早就存在的对东方的幻想，中国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生性对一切都好奇，8年以前，即1809年，就决定要出版一本中－法－拉丁文词汇。他委托编写这本词典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在广州的观察员、刚出版了《北京之行》一书的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 他也没有忘了1811年勒努阿尔·德·桑德－克鲁瓦给他的一篇文章。作者在4年的旅行途中到过广州，在那里遇见了托马斯·斯当东。在文中他建议派一个使团到北京，以“重振法国革命前在那里享有的威信”。使团应“让中国人了解陛下的丰功伟绩；提出不让英国人在中国经商；因为中国政府蔑视经商的民族，使团要由军人和学者组成，这样便能受到较好的接待。”桑德－克鲁瓦说明：俄国使团未被接见乃是因为他们在礼仪上有不恰当的要求。法国使团应经西伯利亚到达北京：考虑到大陆封锁，沙皇不会拒绝他们通过。第二年夏天，不是一个使团，而是帝国的大军进入了俄国。 拿破仑猜到英使会要求见见自己这头被俘的老鹰。他用了3个月来准备这次访问。他读了——或重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纪实。 阿美士德写道：“我很想去长林波拿巴的寓所表示我的敬意。”根据英国习惯，他一直称囚徒为波拿巴；当他用“皇帝”一词时，总是出自拿破它的伙伴嘴里并加上了着重号，像是要强调用得不合时宜。 两位奇人见面了。阿美士德对一位震撼了欧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仑则对某天会让世界震撼的国家感到好奇。 囚徒很快就会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在接见阿美士德之前，拿破仑已经对中国有了某种看法；他不断地对他的流放伙伴谈起：他梦想天朝压压英国的傲气，替他报仇。从滑铁卢以来才过去了两年零十天——这天是1817年6月28日。拿破仑在寻找纳方西斯之路。而英国人对被他们打垮的这位科西嘉将军的全球性复仇愿望是否在乎呢？ 法国皇帝与中国皇帝，并肩战斗 从1817年3月起，拿破仑就怪英国内阁未让阿美士德服从所去国家的习俗——“要么就干脆不派他去那里。”“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指责奥米拉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为了使他的推理更为明确，拿破仑甚至用了粗俗的说法：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并同奥米拉一起哈哈大笑。 当他们由衷地开心了一阵后，拿破仑又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在阿美士德抵达前3个月他就这样说了。 复多勃里昂说：“拿破仑在阿美士德勋爵从中国出使回来时答应接见他……波拿巴不露声色；他的头部就像一尊大理石的雕像，上面的白色因为时间的久远而略微有些发黄。这种表面的平静使人认为他的才华之光已荡然无存。他话说得很慢。有时他目光灼灼，但这种光彩稍纵即逝。” 我们有许多真正的见证而不必拘泥于这位所谓证人的叙述，哪怕他十分有名。《墓畔回忆录》没有说到，但英国的旅游者记录的都是：法国皇帝已被废黜，却像全盛时的中国皇帝一样注意礼仪，勋爵不得不承认被拿破仑接见同被嘉庆接见一样困难， 他先是遇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圣赫勒拿岛的总督赫德森·罗韦说要陪他同住。拿破仑派人告诉他：要是这样，他就不接见英使。皇帝宁愿放弃一次他期待已久的会见而不愿让这位他恨之入骨的看守闯入他的住宅。赫德森·罗韦希望阿美士德出自对他的尊重会放弃这次接见。事实并非如此。 这次会见的安排十分细致。阿美士德说：“6月29日星期天，我在拓殖府接待了来访的贝特朗伯爵。他告诉我皇帝脸部有病还没有好，但他很想在我动身之前见到我（如果这可能的话）。我可以第二天派人去‘长林’，那时可以作出最后的答复。”“果真星期一来了回答。贝特朗伯爵邀请我和随同我的各位先生第二天三、四点钟之间去见皇帝。” 在会谈时，阿美士德观察了关押囚徒的环境。他很惊讶拿破仑会有这么大的地方。足足可以跑马12英里，而且没有任何英国官员的监督。“波拿巴抱怨他被幽禁而无法活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啊！如果广州的英国商人和官员能享受同样的自由，他们就会把旅居地视为天堂！那就毫无必要派一个使团来为他们争取这些条件了。 使团的医生克拉克·阿贝尔写道：“接待仪式很庄重。一位穿着拿破仑家制服的男仆像当年显赫时那样站在门前，像是反映逝去的荣耀的幻影。我们由贝特朗领着，受到蒙托隆的欢迎；阿美士德勋爵马上被领进去见波拿巴。一小时后，轮到埃利斯进去；又过了半小时，使臣的全体随从人员也进去了。” “我们在他身边围成圆圈，他走来走去，根据我们的专长和在使团中的地位一个个地询问。显然他想取悦大家，而且相当成功。但如果在离开该岛前不知道他事先已让人把使团成员的情况提供他研究的话，我们长时间都会认为他是想在我们每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说话艺术。” 阿美士德勋爵单独会见时没有任何别人参加，除了他本人外也没有人介绍过。下面是他说的情况： “我面前就是这位非凡的人。他上身穿一件绿色礼服，下面是一条白裤子，腿上是丝绸的袜子和带结的鞋子。胳膊下夹着一顶三角帽。胸前佩戴着荣誉军团的勋章。以前我见过有画把他画得有些虚胖；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有些肥胖，脖子很短；但四肢很匀称，我认为他还能经常进行锻炼。他的目光冷酷敏锐，他说话就活跃起来。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 拿破仑教训英国人 谈到中国时，皇帝没有批评阿美士德的做法：“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并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后来他问我在中国旅行的情况。关于他自己在岛上的命运，他不愿使我们为难，我已经要就使命的失败向政府作出汇报，如再要我额外带口信就太过分了……接着他让人请埃利斯进来……其余的随从人员很快也进入了大厅……他对每人都说话，包括我的侄儿杰弗。他觉得他脸蛋漂亮（原文为法语），问了问他从中国旅行后带些什么东西回家。 阿美士德原来准备拿破仑会教训他不该拒绝叩头。确实，提供他情况的英国人——从奥米拉开始，还有了解一切的赫德森·罗韦——非常清楚地把这点告诉了他。为什么拿破仑没有对英使说这早已在他的亲信面前重复了多次的话呢？可能是他认为英使已因为使命失败而蒙受了耻辱，所以不愿再使他丢脸。他很了解人，他不怀疑阿美士德已经几乎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他说的话。这样加上一种体贴的姿态，反倒给英使就国际关系中的教养问题上了一课。 拿破仑对这问题十分重视，在阿美士德勋爵走了几星期之后，他还向奥米拉充分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问题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 拿破仑除了从阿美士德说自己外还能从谁处了解到这些详情呢？阿美士德事后是否就同他的副手托马斯·斯当东分道扬镳了呢？但也许他只是自己想当然地去理解英使的话。5年之后，阿美士德给托马斯·斯当东写信说：“我在任何时候，即使在内心深处也没有为听从了您的意见而后悔。您不可能为您预言的实现而比我更为满意了。” 拿破仑把他的批评提高为理论：“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 他用专断的语气总结说：“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 拿破仑说话的口气就像天子的圣旨。他仔细阅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记实，认真地听了阿美士德的介绍。但他对叩头的看法准确吗？只是礼节要求的屈屈膝盖？他忘了它意味着只有一位皇帝，其他君主都是他的诸侯：对这些诸侯，中央王国的达官贵人是毋需叩头的。当然，在传统的中国，叩头是常行的礼节：士兵见了军官，商人见了县令，儿子见了父亲，一家人在死者面前都要叩头。这只仅仅表示尊敬而已。直至今日，尽管“解放”、“反孔”和其他的文化革命，孩子在春节时还给祖父母叩头。但，叩头是表示中国等级时专用的——还是代表天意捍卫等级的人专用的。它并不是无关紧要只表示敬意的一种姿态，而是小国对大国臣服的确认。我们是否要让自己纠缠到天上的等级制度里去呢？ 主张和平的拿破仑对征战者 这就是昔日的教训。对未来则是：“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 拿破仑很实际，他指出另一条道路是通畅的，特别是对他所说的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当时付给中国最大的官员100万法郎，一切就可解决了。这个使团并不能影响国家的荣誉。应该把它当作一笔商业交易，而不是当作与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 一笔商业交易不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只有名誉问题才要紧。不应该把名誉混在一桩商业交易之中。拿破仑真是典型的法国人！他的侄子——称作三世的那位——得到立法议会的支持。为了一封被俾斯麦故意巧妙地篡改了的信件向普鲁士宣了战。但国际贸易却在法国境外发达起来。 拿破仑对在伦敦广为传播的、用武力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后来日本人就是这么推理的，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为什么他们至今尚未证明他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 当英使羞愧地返回英国时，拿破仑倒成了和平的捍卫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们会多么沉醉于武器交锋的声音之中。马戛尔尼曾经庄重地总结说：“我们现时的利益，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人性禁止我们去考虑派兵远征中国，除非我们绝对肯定我们的忍耐没有用。” 这种耐心又一次失败了。不耐烦的拿破仑主张更多的耐心，骄傲的拿破仑宣扬卑躬屈膝。出自他的口中，这一教训完全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无法被人接受。阿美士德返回伦敦时还在反复回味着自己遭到的挫折。外交官将不会再遭到第三次失败。应由军人来说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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