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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的生意都越做越兴旺。1964年我们开始生产桌上计算器，我想这种东西对于我们的产品系列表是一个很好的补充。1964年3月，在纽约的世界交易会上我们展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固态组件桌上计算器。我亲自到会主持展示仪式，我一直很乐意做这种事。有一次在纽约我正在向《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展示摄像机，我听到外面传来了消防车的声音。我从窗户往外望去，看到浓烟从我们自己的地下室冒了出来，我赶紧抓起摄像机，当消防队员赶来时我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然后立即放给记者们看。那次是我平生做得最好的一次展示。 后来我们又上市了一种特殊的计算器，我们称作SOBAX，是固态组件算盘的意思。但是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许多日本公司已经加入到计算器的制造业中来了，我知道不久就会因为残酷的价格之战淘汰掉一些厂商。这就是日本市场上的现实，对这种事我们总是力图加以回避。当事情已经很明朗，其它厂商准备不顾风险、利用降价来占领市场时，我们放弃了制造计算器。 我的预测是对的。很多计算器制造商破产了，其它的也被赶出了市场，损失惨重。今天市场上只剩下三家主要的计算器制造公司，这个事实从一个方面为我做了辩护。在音像和电视行业中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迎接挑战，而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寻找新的应用。 但是通过反思，在这里我必须说，当初我做出的退出计算器行业的决定可能操之过急。今天我承认，那个决定表明我自己缺乏技术上的先见之明，而我认为我们一直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我们当初坚持搞计算器，我们可能就会在数字技术的早期开发中大有作为，并可将这些成果用于后来的个人电脑和音像应用技术中去，就可能在竞争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们后来还是必须搞到这种技术，尽管我们曾一度自己拥有这种技术的基础。所以从商业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短期行为中是对的，但是从长远的意义上讲，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幸运的是我做出的短视的错误决定并不很多。 1964年，因为日本要主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日本的每个家庭似乎都需要一台彩色电视机来观看比赛，所以我们的生意特别好，以致要开一家新的电视机装配工厂来满足对彩色电视机的需求。几年以前，明仁皇太子与皇太子妃美智子婚礼的电视实况转播曾经刺激了黑白电视机的销售，奥运会的激情实际上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奥运会促使国家去实施很多重要的、必需的改进。还在奥运会日程以前很久的时候人们就亟需东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子弹列车了，当日本申办奥运会并获得这个荣誉后，很明显，道路系统是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交通状况的，而且日本也不能容忍在电视转播中丢脸，让全世界都看到日本有名的交通堵塞，这种现象有时会在城市的大街上延伸好几公里，有时还会持续几个小时，于是高速公路以创记录的速度修建起来。 我们的筹办者们还意识到奥运会期间汇集的大批记者中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他们还会去参观京都的古都，大阪的商业中心，以及沿着太平洋从东京、广岛一直到南边的九州的其它地方。这些人将会使现有的铁路系统拥挤不堪，再说它本来就需要加以改造了，于是将最新的技术溶合在一起，修成了一条计算机化的高速铁路---新干线。今天，在新干线上，从东京车站每二十分钟就有一趟子弹列车发出。尽管这条铁路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乘客们还是会为乘坐子弹列车在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的时速下平稳运行感到惊奇不已。新的铁路线已经通到了日本的北部，人们正在准备下一代的高速列车，这是一种磁浮式列车，用线性电动机驱动，比子弹列车快一倍，比法国的高速TGV列车快得多。 在奥运会的准备活动中，对东京的羽田机场进行了扩建和现代化的改造，大批的新宾馆拔地而起，新的风景点美化了城市，不少的私人和日本公司针对奥运会开发新项目和新产品。政府的有关部门认识到汽车和卡车喇叭的噪音是一个污染问题，会有损日本的形象，于是他们利用这种全国性的改进运动的机会，制定了法律来禁止不必要的喇叭声，使得城市得以安宁。 这种针对某一全国性事件而掀起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是日本人的独创，但是它却大见成效。1972年北海道的札幌主办冬季奥运会，整个城市也经历了一场相同的现代化运动，还包括建起了该市的第一条地下铁路，奥运会期间的来访者都对这些变化感到惊奇。随着城市设施的现代化，市民们也因自己的城市赶上了现代化而感到自豪，将过去的陈规陋俗甩在了身后。札幌的市民变得更加成熟，开始用更加广阔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和外面的世界。 对于我自己而言，整个六十年代后期，有两件事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是要到世界各地去出差，二是要到日本各地去视察日益扩大的生产网络和研究机构。一天到晚时间都不够用，所以公司理所当然地需要有自己的飞机，后来还有了直升飞机。这种事即使今天在日本也是少有的，日本的普通航空业比美国落后得多。但是为了提高效率，我很快就获得了自己决定乘车还是乘飞机的权力。现在我在东京有一架舒适的、蓝色的美西迪380SEL飞机，索尼公司还有两架直升飞机，是爱罗斯公司的350和380。(我们也是爱罗斯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另外，我也可以乘猎鹰喷气式飞机去中国或者别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经常搭乘民航班机。我们也是猎鹰式飞机在日本的代理商。我在美国有时乘坐猎鹰50或100。 虽然很久以前我就停止计算飞越太平洋的次数了，长途飞行对我来说却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令人疲倦，我在飞机上睡得很好。事实上有时候我在飞机上比在旅馆里休息得更好。我带一点寿司上飞机，也就是简单的醋饭团和生鱼，我还要喝一小瓶日本米酒。然后用毯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告诉空姐不要因吃饭、喝饮料或者看电影而叫醒我，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就像从前阿道夫。格罗斯在看“我的好太太”时那样。 我经常在刚入夜的时候离开东京，在同一个夜晚到达纽约。(虽然飞行时间要12个小时，但由于飞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还是在同一天里。)到纽约后，我试着打一个半小时的网球，然后再睡到上午四点。我醒来后就开始阅读业务报表，这样我就可以在上班时对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我总是有时差感，因为一次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就又要开始下一次旅行了，所以我只好尽量地多睡觉。 1985年我担任了日本电气工业协会(EIAJ)会长，这使得我出差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但是我还得想方设法安排环球跳跃式的出差旅行。例如经常会有这样的出差路线，在两周以内，从东京出发到纽约，再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到洛杉矶，再到夏威夷，夏威夷又回到洛杉矶，再去巴黎，最后从巴黎回到东京。 由于这样的出差，我必须想办法来完成我的工作。因为我们公司一半的业务在国外，而且我们公司的风格是当一个产品的革新者，所以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遵循，我必须提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下我才能够“活”下去。现在由于通信系统时时刻刻都在改进，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保持联系，而我因为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被人称作电话迷。我们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例如当我早晨四点钟在纽约的旅馆里醒来，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正好是索尼公司的某个人上班的时间，我总可以打电话。 我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但我也喜欢玩。我五十五岁开始打网球，六十岁学山坡滑雪，到了六十四岁又去玩滑水，但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大腿太吃力。我已经打了大约四十年的高尔夫球，现在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每个星期二上午我们在东京召开办公会，如果我在日本，我就会设法参加，但是我先要在办公室附近的室内网球场打网球，从七点一直打到九点。我的弟弟和昭是索尼公司的副总裁，他也很喜欢这项运动，所以有时我与他或者索尼公司的其他负责人一起打网球。我喜欢与年青人一起运动，因为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得到好主意，他们使我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几乎每一件事。与热情洋溢的年青人在一起，我认为这对我的精神也有好处。 因为我一直在打网球，所以我注意到我的反应能力有所改善，当一个人开始上年纪时，反应能力就会随之下降，脑子也会不太好使，尽管我不希望那样。我刚开始打网球时，总是失球，现在我可以接发得很快的球，当然我不再玩单打了。我注意到刚开始滑雪时，我的平衡掌握得不是很好，但现在也有所改善。每个主管人员都应该明白，他们需要这种有力的锻炼，不仅仅是为了心脏，也是为了保持脑力和自信，而保持自信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很喜欢飞行。有一次我乘坐公司的直升飞机，发现飞行员的年纪比我还大，我突然想到，如果飞行时他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就会粉身碎骨。我想，一个人坐在后面干着急真是太愚蠢了。于是我拿出学员许可证，爬到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开始学习如何驾驶直升飞机。只要我与一名持有直升飞机或者固定机翼飞机教员执照的飞行员一起飞行，我就可以合法地驾驶相应的飞机，而没有必要拿到飞行执照。所以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持有教员执照的飞行员。我每年都把执照拿去更新，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在哪一次旅行中驾驶直升飞机，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可以自己驾驶，我不太喜欢束手无策的局面。想到我自己也可以使飞机着陆，我才会有安全感。 有一次我坐阿罗斯350直升机从日内瓦起飞，我告诉飞行员说：“这架飞机与我们的一样，”他回答说：“当我在巴黎机场看到你时，我认为你开飞机也会与管理公司一样，干得很出色。好，你来驾驶吧。”我不想自己驾机从日内瓦机场起飞，所以我让他负责起飞，起飞以后我自己开了一会儿。我非常喜欢直升飞机，就平衡和稳定而言，它比固定机翼飞机更难掌握，但是它的灵活性比固定机翼飞机大得多，由于这个优点，驾驶它才有真正的乐趣。 每天我的秘书都会给我布置“作业”。我总是带着两只纤维板的箱子，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浅红色的。黑色箱子里装的东西与我必须处理的国内事务有关，浅红色箱子里装的与国际事务有关。我有四个秘书，两个负责国内事务，另外两个负责国际事务。白天我没有时间阅读这些文件，因为我要接电话或者打电话，与客人交谈，参加会议，而有些人说过，日本的行政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不管我是否能处理完，公文和信件总是不断地寄来，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前必须处理完这些箱子里的文件。黑箱子里的文件可能是索尼公司有关业务、生产、销售的报告和一些提问单，或者是我在日本电气协会的工作，还有可能是经团联的其它活动，例如我担任董事长的投资和技术委员会里的一些事情。我的国际事务箱中可能有到美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去演讲的邀请，市场或者广告新计划中问题的细节，下一次出差的暂定日程，还有朋友和业务协会写来的信件。 索尼公司里设有一个对外联络部，这个部几乎是为我一个人而工作。这个部里对我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设有专家，例如日本电气工业协会，经团联，日本-美国商会，以及我在其中任职的各种委员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我在经团联的事务，另一名负责日本电气协会，还有一名负责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我有一名助手，帮我起草讲稿，尽管我讲话时不太用讲稿。我的箱子里还有部下们送来的备忘录，甚至还有剪报。无论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的秘书都知道怎样找到我。有一次我到日本轻井泽的山上去滑雪，想在那里连续休三天假，结果未能如愿，在山坡上我的呼叫机响了。通常我的部下总是试图自己解决问题，那次他们呼叫我是因为他们不能代替我行使职权。 有时来自美国的电话会涉及到美国国会，因为他们可能对索尼公司有影响。还有很多电话是私人电话。我家里有五条电话线，其中有两条是我的专用线。我在夏威夷的公寓、纽约博物馆大厦公寓和富士山附近芦湖边上的乡村住宅里都有自己的专用电话。 当初安装专用电话线是因为家里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些电话线，因为过不久我们的孙子孙女们就会用这些线了。我一个人要两条专用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可能会在接第一条线上的电话的同时利用第二条线找到我需要的其它信息。我在我的车上也装了第二条电话线。我一直主张这样一种做法，每个公司的负责人在任职以后，都应在家中装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热线电话，这样别人就总可以找到他了。 虽然我总是忙于工作，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话，我还是会想办法安排一些短期休假。冬季里我每个周末去滑雪，夏季的每个周末都去打网球。在新年期间，我通常是在夏威夷休息七到八天，玩玩高尔夫球和网球。我们经常去参加萨尔斯堡的复活节音乐会和贝鲁斯的瓦格纳音乐节，我总是在慕尼黑租一辆奔驰车，然后开车去那里，距离大约是二百五十公里，有时我妻子替我开车。我们在日本没有多少机会自己开车，当然也不可能开得像在德国那么快，但是我有一辆非常灵敏的丰田“翱翔者”，我们经常开着它到山里的别墅去。 我喜欢开快车，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高速魔鬼”。有一次良子和我一起到贝鲁斯去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歌剧演员彼特．霍夫曼向我展示了他引以自豪和愉快的1200cc本田摩托车。这种大型和强力的摩托车在日本是没有的，但是德国由于高速公路上没有速度限制，这种车的需求量很大。他邀我骑一下他的车，我拒绝了，我说想让他带我，于是他带上我出发了。时速开到了二百二十公里，我用手死死地抱住他，感到非常吃力，但是确实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回来后下了车，他又问我想不想玩一下特技飞行。我当然说愿意，我以前还没玩过这种游戏。我们一起坐上汽车来到飞机场，在那里我们遇到他的朋友，一位德国的特技飞行冠军。他邀请我坐他的飞机，我当然乐意奉陪。我在机仓里坐好以后，他说：“我会注意你的，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着陆。”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飞机上感到不舒服，所以我点了点头。 刚一起飞，他就让我来驾驶，并让我上升到一千二百米的高度，我照他说的做了。当飞机到达水平位置后，他接着驾驶，并且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开始了他的节目。朝里和朝外翻筋斗，快速滚动，横向滚动，失速，旋冲，所有的招数都使了出来。我感觉飞了几个小时，我一直下意识地去抓安全带。我的胃非常坚强，但是当他向我示意准备着陆时，我还是觉得早点结束为好。当飞进机场时，我看到良子和彼特．霍夫曼站在跑道上等我们，他们一边微笑一边向我们招手。 但是就在我们接近跑道的边缘时，他突然在十五米的高度上把飞机翻了个面，再加大马力向上冲去。我们的高度很低，我感到我的头都要擦着跑道了。我妻子后来说，我们呼啸而过的时候，她看我的头发是朝下挂着的。我坐滑道车和类似的玩意感到很过瘾，但只有三分钟。1985年日本举办科学博览会的时候，良子和我一起坐过倒立滑道车。但是三十分钟的特技飞行才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的刺激，甚至太长了一点。我必须承认，最后我从那架特技飞机中爬出来时两条腿抖得厉害，以致我说的“Thank you”听起来有点空虚。 我喜欢呆在欧洲，特别是为了音乐和一些伟大的音乐家，我通过我们的产品和业务、艺术上的共同朋友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至交。1966年，霍伯特．冯．卡拉扬大师在东京指挥时我们成为好友。他不记得以前曾遇到过我，但是1953年我去欧洲旅行时曾在维也纳拜访过他。当时维也纳还在盟军的占领下，为了到那里去我必须在伦敦搞到特别许可证。 我以前曾看过一部叫“第三个人”的电影，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维也纳，我发现到那个充满阴谋和神秘的城市去很富有刺激。我在纽约就通过旅行社订好了旅馆房间，晚上到了那里之后就去旅馆。第二天早上到楼下去吃早餐时，我发现餐厅的每一张桌子上都放了小红旗。我前一天晚上没有意识到，但现在已经很清楚，我进入了苏联占领区，那家旅馆的主要客人都是苏联军官。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日本作家，叫东山敬吉，当时正在维也纳学习，他到旅馆来看我。他脸上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紧张地看了一下周围，小声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到苏占区来？”我耸了耸肩。旅行社帮我订的旅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换，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旅馆老板在餐厅里为我指定了一个角落上的桌子，当时那个位置对我很合适，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谈，只是在一旁观察。 我去维也纳交响乐团，在那里遇到了伟大的卡拉扬，当时他已是著名的指挥家，他问我：“盛田先生，你是干什么的？”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回答说，我是电气制造商，生产磁带录音机。他说：“好，你认识马克斯．格兰第希吗？你应该去找他。”我告诉他，我不认识马克斯．格兰第希。我在来维也纳之前曾到德国去参观过著名的格兰第希工厂，但却无缘见到那位德国无线电工业的伟人。我并没有照他说的改变我的旅行路线，但是事隔多年以后我还是见到了格兰第希先生。现在冯．卡拉扬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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