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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和纽约的索尼展示室深得人心，这使得我相信我们需要在东京的中心建立一个永久的标志，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都远离闹市区。我们在银座区买下了一个街角，正好处在城市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在那里盖了一座八层的大楼，这是建筑法规所允许的最高楼层。虽然我们无法再向上发展，但往下却没有什么阻碍，所以在大楼的下面又做了六层。地上部分是购物中心和公用设施楼层，空间已经很宽裕，我决定将地下的几层用于特殊用途。公司里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来访者，这使我想到可以在大楼里开个自己的餐馆来招待这些客人，这样肯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日本人喜欢在外面吃饭，在餐馆里娱乐，我们也可以借此赚点钱。对于决定办一个什么风格的餐馆，却颇费了一番踌躇。 我不打算办一个日本餐馆，虽然这样做看来是符合逻辑的。有一次，我到韩国去旅行，每天晚上都吃韩国菜，我意识到出门在外的人偶尔也会喜欢当地的食品，但并不是每天都想吃的。另外也很难与真正的老牌日本大餐馆竞争。我觉得中国餐馆也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东京的中国餐馆太多了，以致于那些厨师经常“跳槽”。当时东京的法国餐馆很少，而且没有一家是正宗的。 我以前经常到法国去出差，我还认识Maxim's de Paris 这家餐馆的老板，路易斯．法达布，我知道当时他正在为泛美航空公司提供一等舱的飞机快餐，所以他有可能对这种具有新意的事感兴趣。我找到他，并对他谈到在东京开一家“翻版”的Maxim餐馆，采用正宗的装潢，法国厨师，同样的菜单、酒和餐桌服务，与巴黎的风格一模一样。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我派我的建筑师到巴黎去了一趟。我们占用了索尼大楼的两个底层，将它们改建成Maxim餐馆。这家餐馆直到现在仍然兴旺如初。我很喜欢回想这件事，正是我们开办的这家正宗的法式餐馆促进了东京的美食家们对法国菜的兴趣。1984年，法国的La Tour d'Agent餐馆在一家东京旅馆里开办了分店，从那以后，东京的法国餐馆和小吃店就越来越多了。法国来的客人在这里发现这么好的法国风味食品，都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在巴黎甚至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面包房，向法国人出售法式面包。 我决定要在巴黎开一间展示室，并认为必须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想，这条大街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街道，甚至比纽约的第五街更有名，尤其是晚上，它更加繁忙。深夜里纽约的第五街上只剩下几家书店还开着门，其它的商店都打烊了。但是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行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摩肩接踵。 在索尼美国公司成立后不久，我们又成立了索尼海外公司(简称SOSA)，这家公司设在瑞士的朱格，这是因为一位朋友介绍说朱格的征税情况比较有利。虽然当时在朱格已有不少的美国商行，但我们却是那里落脚的第一家日本公司。在伦敦和巴黎我们曾请过当地的代理商帮我们销售产品，但我们在美国自办销售和市场经营，并从中得到了信心，所以我们决定在欧洲也应采用同样的方法。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为了撤消原来的那些销售协议，我们进行了亢长的、艰难的谈判。更改我们与伦敦的代理商之间的协议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尽管我们在那里长时间地亏损。我的一位同事有一次曾经开玩笑地提出建议，我们应该在那里为旅游者开一家日本式的浴室，因为我们在那里的生意不景气，热水却是免费的。然而，我们到了法国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很多美国和欧洲人把日本国称作“日本公司”)与法国或英国的情况相比只不过是二流水平。 可以举个例子，我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位日本政府首脑曾经像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那样劝导外国公司到国内来开展业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机会，甚至在国家元首的会晤中，撒切尔夫人都会向别人推荐自己的国家，她会打听什么时候日产汽车公司或者别的公司会去英国建厂。对于我们在英国建厂的事，连威尔士王子(即查尔斯王子——译者)都参预进来。他出席了1970年的世界博览会，英国驻日大使邀请我将索尼公司生产的电视机放到东京英国大使馆为他准备的套房中去。后来在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被介绍给王子殿下，他对我们提供的电视机表示感谢，然后问我是否打算到英国去开办工厂。当时我告诉他，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他笑着对我说：“也好，如果你决定到英国建厂，不要忘了到我的领地去。” 后来我们去了英国，当然要去看看威尔士，还到过其它很多地方，我们想找出所有的可能性。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威尔士，因为我们需要适当的地点和便利的环境等等。我们在布里津德建立了一个制造厂。1974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英国驻日大使正好返回英国，我与他联系，请他向威尔士王子询问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出席开张典礼。 王子殿下接受了邀请，并出席了我们的开张典礼，于是我们在工厂的大门处树了一块牌子来纪念这次荣幸，纪念牌是用英文和威士尔文、而不是日文书写的。在开张典礼上，我对他重新提起我们在1970年博览会时的谈话，我说：“这家工厂代表着我们公司一贯遵循的国际方针的一个重要进展，索尼的理想是通过它独特的技术和国际合作来为世界提供服务，就像在这家工厂里那样，本地的工人、工程师和供货商与我们共同工作，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急需。”我接着说，希望这家工厂最后不仅能够向英国的市场、还可以向欧洲大陆的市场供货。王子殿下后来与《南威尔士之声》的记者进行交谈时又提到了我们在东京的会晤，报纸引用他的谈话说：“两年以后，日本董事长脸上神秘的笑容在南威尔士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工厂时，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加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那么神秘，但是我不会去与一个王子发生争执。 以后伊丽莎白女王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英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我有幸见到她。她向我问到查尔斯王子推荐那家工厂厂址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说确有其事，她感到很高兴。几年以后，我到伦敦去参加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主办的日本时装展览会开幕式时，我又见到了女王陛下，并有机会向她禀报了我们的进展。此后由于我们出色的工作，我们荣获了女王奖。我们在英国的产品一半是出口到非洲大陆去的，它占英国彩色电视机出口量的百分之三十。 1981年我们扩大了在布里津德的工厂，增加了显像管车间，我们再次邀请了王子殿下。他说他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可以让威尔士公主戴安娜王妃来。当时她正怀着小威廉王子，听说她要来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激动。因为车间里有带压力的玻璃制品，所以每个参观者都必须戴上坚硬的头盔和保护眼镜。我们还将头盔和眼镜都送到伦敦去认可。当王妃来访时，她戴着头盔在厂里走了一圈，头盔上写着很大的索尼厂名，而所有的摄影师都把影头对准了她。我承认这种商业化的打扮有点令人难堪，但是好像没人在意，至少戴安娜王妃没在意。她很迷人，温和，善于合作，而且还很热情。当然我们事后为此又树了一块纪念牌。 我决不是报怨英国皇家对我们公司的进展太感兴趣，而是为此感到荣幸，有点受宠若惊。我提起这段经历是为了指出，一个政府对商业感兴趣是自然的、健康的，有助于国家改善其就业环境。然而在美国好像流行着一种思想，政府官员是生意人的敌人，最多是中立的。我很喜欢英国政府那样的参预。 从很多方面来讲，英国人对我都是非常友好的。1982年我到伦敦去接受皇家艺术学会的阿尔伯特奖章，这是对我“在技术以及实业中的创新、管理、工业设计、产业关系、音像系统和增进世界贸易关系等诸方面做出的贡献”的奖励。当我意识到阿尔伯特奖曾经颁发给一些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例如托马斯．阿尔凡．爱迪生，玛丽．居里夫人和路易．巴斯德，我感到自己实难副此盛名。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学会还为我的英语水平颁发了一张证书，此举开创了一个慷慨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在皇家学会颁发阿尔伯特奖章的仪式之后，我做东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在欢迎他们时，我说索尼和我一直都是创新者，我们不仅创造了产品，还创造了新的英语词汇。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我向他们提出了“Walkman”这个品名和我们独特的公司名称。大家对我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几位主管人员写了一张“高级英语口语荣誉证书”，并把它送给我。 我们与法国公司之间的事却很难办。为了撤消与原来在法国的代理商之间的协议，谈判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以后我们成立了索尼法国公司。我们的代理商既是财政部长的好友又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打猎的人，他有一架私人飞机。他经常带着财政部长出游打猎。当我们想撤消与他的代理协议、建立自己的下属公司时，财政部没有给与批准。我们通过律师长期与之斡旋，最后政府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但是只能成立一个各占一半股份的合资公司。我们接受了这个办法，并选择了一家银行——斯维兹银行，来作为我们的合伙人。后来我们还是得到许可，买下了他们的股份，结束了合伙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董事会里让那家银行保留了一名代表。 与在法国的艰难历程相比，我们在德国很容易就建立了一家下属公司。因为我不愿意我们的公司和职员卷入到日本人的圈子里去，他们主要集中在杜塞尔多夫，所以我们把索尼德国公司建在科隆，通过高速公路到那里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又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致职员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只能跟德国人打交道，而不是跟海外的日本人混在一起。我总是强调，我们的人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与东道国的人打交道。我们移居美国时我在家里也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了解美国和美国人。我告诫过良子，她必须避免与日本人的社团交往，她对日本已经非常了解了。虽然回到日本人的社交圈中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坚持公司和家庭必须真正做到国际化。 1971年，我们在巴黎的索尼展示室正式开张，正如我所希望的，它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当时我们已经成立了索尼夏威夷公司、索尼巴拿马公司和索尼英国公司。我们还在谈判成立CBS(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索尼唱片公司并想在日本建立一家新的研究中心。1969年，我应邀成为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这家公司是我们在美国的ADR股份受托人。 虽然我们当时认定在美国开一家工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这一步骤要付诸实施却并不轻松。回顾1963年，我刚搬到美国去时，一家日本化学公司决定在美国开办工厂，我曾与这家公司的总裁进行过一次录音对话，那次谈话后来在东京发表在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文艺春秋》上。在谈话中我发表了自己的的观点，在国外事先没有建立销售系统、没有充分了解当地的市场行情就开办工厂，那只是一种错误。我认为必须先了解市场，学会怎样把产品销售出去，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建立信心。一旦有了信心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没过几年，那家化学公司感到销售情况并不满意，竞争又非常激烈，所以他们还是从美国退了出来。他们当初有点操之过急。 我一直很想在美国生产我们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只有在已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了解到怎样销售并且可以提供售后服务的情况下才能开始这样做。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就地取材中获得利益。1971年，这个时机来到了。我们的销售量很大，我们将较大的整机运到美国来。这使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船运的运费是按体积计算的，而电视机中最大的零件是显像管，显像管其实是一种玻璃容器，里面是真空。也就是说为了把“真空”运过太平洋我们付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样的做法看来太不合理了。 另外，在大市场的当地办厂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我们可以随时根据市场的趋势来调整生产，使得我们的设计更加容易及时满足市场的需要。当时我的妹夫岩间和夫很赞成这个想法，他是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住在纽约，他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厂址，也包括后来我们在兰科．伯纳多选中的那个座落在圣迭各工业园中的厂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工厂里把从日本运来的部件组装起来，但是到现在，我们只需要从日本发运电子枪和一些特殊的集成电路。为了最大可能地采用美国零件，我们总是尽量地在当地采购，结果我们的产品中使用的美国零件比一些美国名牌电视机的还要多，这些电视机是在中东的美国公司和它们的下属工厂生产的，然后再运回美国来。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美国”电视机都有80%的日本零件，而我们的产品却比他们的更加美国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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