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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勒讲：“可以想象得到，我查出来的情况是我好不容易才获悉的。通过泄密，复仇的感情……”他望着我。他有蓝色的眼睛，我从中看不出一星人性的火花。这双眼睛，它有可能是玻璃做的。克斯勒，财政部缉查人员中的一张王牌。他迷上了他的职业，对于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 克斯勒讲：“弗里瑟先生向您解释过的所有汇钱行为，二十年来，基尔伍德在德国这里都是通过赫尔曼银行操作的。他给这家银行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名字。一切都必须显得无可指摘、正当合法。按照我们的法律，它是无可指摘、正当合法的。我们知道，每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基尔伍德就将钱从这些国家汇往德国，汇到赫尔曼银行，将它们换成德国马克，继续投资给科德公司。就这样，这家公司成了一家世界级公司。基尔伍德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的政治混乱、每一次垮台、每一次政变、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古巴事件和柏林墙，任您哪一种，越南当然了，数百种的理由，让他玩他的美元，在赫尔曼银行的帮助下，越来越富，越来越富，带给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只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之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无所不为。而赫尔曼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直到后来英镑的事发生。” “英镑怎么了？”我问。 “基尔伍德看出了英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看到了罢工、失业和英镑越来越弱，他也预感到，为了能举足轻重地进入欧盟，英国早晚得将它的货币从束缚下解放出来。那疯狂就此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疯狂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问。 “您注意听。”克斯勒说，“为了您也能理解这件事，我先讲给您听，基尔伍德本该怎么做——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点点头。“好吧，于是基尔伍德从英国撤回他的英镑存款，这是他通过抛售美元在英国赚得的，汇到赫尔曼银行，要求照原来的高汇率换成马克。他本来也会得到它，因为赫尔曼银行本可以在贬值之前将英镑迅速地卖给联邦银行，这样承受损失的就不是他，而是联邦银行，包括我们大家。不仅如此！基尔伍德还会通过赫尔曼银行在贬值前弄到英镑贷款——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他怎么才能做到呢？”我问。 “如果您信用好的话，您可以在每一家德国银行要求贷英镑、荷兰盾、美元或别的什么，并且都能得到。”弗里瑟说，“基尔伍德一定料到了英镑会贬值。” “这下他们放开了汇率。”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将衬衫和裤子上的碎屑抖落到地毯上，“这下英镑果然贬值了——据说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对。”弗里瑟说。 “这将意味着什么？”克斯勒问我。 我说：“这将意味着，跟许多中小型企业相反，基尔伍德靠他及时换掉的英镑不仅能避免损失，而且还能大捞一笔。因为如果他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到英国去收购……” “假如这样的话。”克斯勒说。 “为什么假如？” “我对您讲过，这里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某种非常疯狂的事。不过，请您将您的思维过程编织下去，让我们看看，您理解了没有。” “那好吧。”我说，“如果基尔伍德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去英国收购，比如说，他的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厂，那么，他使用德国马克必然就少付百分之八。” “正确。” “而他得到的英镑贷款，在还贷时又能让他净赚百分之八！” “又说对了。”淡黄头发的克斯勒说，“现在您听仔细，卢卡斯先生，因为现在到了我们当中谁也不理解的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尔伍德已经将英镑汇到了赫尔曼的银行，以较高的旧汇率将它们换成了德国马克，但是，他没有通过赫尔曼银行贷英镑，不，相反，他让赫尔曼银行将英镑贷给了别人！” “什么？”我问，哑口无言。 “您听对了。他给出了贷款，而不是接受。” “可是，”我喊道，“这可就意味着，这一下，当英镑贷款还回来时，赫尔曼银行将少得百分之八。” “对。”弗里瑟说。 “这谁都不理解。”克斯勒说，“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什么？” “赫尔曼银行没有将它从基尔伍德手里买下的英镑立即卖给联邦银行，而是留下了它！” “留下了它？” “不错。”克斯勒点点头。 “可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留下了英镑，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这一下又损失了百分之八。”我说，实在摸不着头脑。 “正是这个意思。”弗里瑟说。 “好得很，是吧？”古斯塔夫咂着嘴。克斯勒说：“您知道，基尔伍德汇来的英镑或通过赫尔曼银行发出的贷款数额有多大吗？” “多大？” “五亿德国马克。”克斯勒说。 说完，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静谧，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玻璃上。我想，我多想呆在昂热拉身边啊！可后来，那股我认识了几十年的旧有的狩猎狂热又攫住了我。我感觉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这是我历来办理的最大的案子。 “剩下的讲起来就容易了。”克斯勒打量着他的漂亮手指说，他习惯于把它们的关节折得难听地咯咯响，“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基尔伍德这么突然地抽走了英镑储备金，使得那家公司再也无法偿还它的债务了。” “您真的相信是基尔伍德毁了他自己的公司吗？” “我不相信，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它。我不相信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卢卡斯先生。那公司只有一部分属于他。他跟它合作。我们的基尔伍德，他已经以这种或者类似的方式毁了十多家较大的公司。然后，他总是再从破产的大批公司中把它收购下来。他很喜欢这样做。”有时，我觉得这位出色的包打听很难忍受。 “赫尔曼和基尔伍德会不会有什么计划？”我问。 “什么计划？”克斯勒问。 “这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弗里瑟说。 “哦？”我问。 “没什么好‘哦’的。”克斯勒说，“这里发生了某种亘古未见的事，某种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事。赫尔曼用贷款做了一桩他必然会受损失的生意。赫尔曼留下了基尔伍德买下的英镑，没有将它及时转去联邦银行，因此他必然会再损失一次。” “这可只有傻瓜才会做呀！”我叫道，“我很难理解这件事。但是我理解，现在，在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得承受全部的、双重的损失。” “而赫尔曼并不是傻瓜，也没发疯，”克斯勒说，弄得指关节咯咯响，“但他还是自己毁了自己。” “这真是匪夷所思，”我说，“我不能理解。” “咱们当中没人能理解此事。这是个大秘密。”弗里瑟说，“如果咱们发现了它，咱们就澄清这整件事了。可咱们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秘密呢？” “咱们必须试一试，”克斯勒说，“坚定不移地试一试。现在的事实是咱们都认为，在这件事上，是赫尔曼而不是联邦银行损失了百分之八。五亿的百分之八，这就是四千万德国马克。” “老天。”我说。 “老天，小人物，”勃兰登伯格发牢骚说，“四千万也不会让赫尔曼银行这样的一家银行破产。” “这不会，”克斯勒说，“但这件事谣传纷纷。人们竞相猜测。赫尔曼没有立即把得到的英镑汇给联邦银行求得保险，不接受这种贷款反而放出英镑贷款，他暗中的意图何在呢？他必然有个原因。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原因。可不管这原因是什么，他的名声没了。作为一个成就非凡也令人肃然起敬的银行家的名声。反正，肯定的是：赫尔曼陷入了绝望。无数的证人证明了此事。赫尔曼飞往戛纳，向基尔伍德求助。这我在戛纳已找到了一位证人。咱们下午将坐到一起，到时我将向您详细解释一切，因为我们的上司命令咱们现在一起工作。” “是的，罗伯特，”勃兰登伯格说，“上峰希望如此。” “老是谈到cover和coverage——谈到弥补。这是这里使用的银行术语。赫尔曼要求弥补百分之八的损失。他恳请，他乞求，可是徒劳。没有弥补。”我说。 “您这下该理解您的电报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吧？”弗里瑟说。 我茫然地说：“这么说是基尔伍德。基尔伍德把赫尔曼赶上了死路。” “这我没讲。”克斯勒弄得手指咯咯响，“我们还不知道，赫尔曼不求助于联邦银行究竟是打的什么算盘。无论如何基尔伍德拒绝了弥补。肯定也有个秘密包围着赫尔曼。请您想想那个无法理解的发放贷款吧。赫尔曼跟基尔伍德也许——我是说也许——计划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阴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一切都失控了。反正基尔伍德现在拒绝给赫尔曼这份弥补。纯粹从人性或友谊的观点来看，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这下没有弥补了。因此，赫尔曼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想到游艇。为了看上去不像自杀，他还将客人带上了船。他是个遵纪守法的银行家，他可能想到了这种事。这下看上去像是一起谋杀。如果社会获悉，赫尔曼银行陷进了麻烦，它们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他们获悉了的话。如果基尔伍德不迅速塞钱，让一切继续运转的话——名义上遗产继承人是钻石伊尔德，事实上，就我能想到的，基尔伍德才是所有者。我相信，他一直就想拥有一座自己的银行。” “这我也相信。”弗里瑟说。 “我也相信。”勃兰登伯格说。他像头猪一样喘息着，因为他呛着了。他吐出一堆爆玉米花到空空的手心里，让它们滑进一个纸篓。 “那就只有基尔伍德。”我说。 “您此话怎讲？”克斯勒问。 “我是指：其他那些集聚到戛纳、据称是为赫尔曼欢庆六十五岁生日的人，其他那些亿万富翁，就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了。” “对此我找不到一点点依据。”克斯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仅仅为了洗脱自己，他们也会向我说明了。我全拜访过他们，包括基尔伍德，那个老酒鬼。” “他酗酒？” “像个无底洞。一旦他醉了，他就会多愁善感。这就对了，清醒时残酷，一旦醉酒了，就哭哭啼啼。您还记得查理·卓别林演的那部百万富翁的影片吗？” 勃兰登伯格说：“我的鼻子挺灵吧，罗伯特？我不是当场就对您讲过，这是自杀，不是谋杀吗？现在我认为赫尔曼是自杀，维阿拉是被谋杀的。我们不需要付钱。” “咱们还无法确定就是这样。”我说，“咱们还没有克斯勒先生要求的所有因素。咱们还需要它们。” “我派你到戛纳去干吗？”勃兰登伯格突然粗声吼道，大家都吓了一跳，“那就上天入地，把这些因素找出来！” 财政局的两位先生对望了一眼。 “我尽力而为，古斯塔夫。”我说，“我聆听了克斯勒先生讲的一切。非常有趣，但有些事前后矛盾。” “比如说呢？”克斯勒问，意外地尖刻。 “比如，”我说，“伊尔德·赫尔曼向我讲过，那是一场集体谋杀。‘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所有的人’又都是谁？”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克斯勒说，“您亲眼见过钻石伊尔德。她应该进疯人院。她不正常。” “您对此肯定吗？”我问，“非常肯定？” “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她向法国人，比如拉克洛斯先生，讲的完全是另一套故事。”我对自作聪明的解释忍受得够多了，“我还未能有机会跟基尔伍德和其他人谈话。我承认，我的任务不同于您，克斯勒先生。可是在我没有弄清所有的因素之前，我跟您一样，什么也不信。” “这是您应有的权利。”他气恼地说。 “我们欢迎您的调查能有进展。”弗里瑟调和地说，“我们只想合作，没别的意思。” “我也想，”我说，“但无认如何，比方说……他们没等维阿拉结束他的检查就把他谋杀了，他们盗走了所有的碎片和废墟，这说明那并不是自杀。” “赫尔曼当然不是独自一个人做的。”勃兰登伯格固执地说，“他当然有助手。你怎么想，罗伯特？” “另外，基尔伍德也不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弗里瑟说。 “非常不想。”克斯勒说。 “因此不会简单的。”勃兰登伯格假装和好地说，“两点钟。如果咱们想吃点东西的话，得赶紧。咱们下午继续谈。”他气喘吁吁地站起身。 这一天我们在古斯塔夫的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二十一点。因为浓烟弥漫，空气到最后都无法呼吸了。到处是啤酒瓶子，我们全都穿着衬衫工作。这回我们详细研究金融的技术性方面——我不想以此让您感到无聊。老实说，到最后，对所有那些有关货币和金融操纵的谈论，我感到一句也听不懂了。商定了我明天就飞回戛纳，去亲眼见见那位约翰·基尔伍德。当然也见见其他人。也许一切果然是两样，也许我会发现什么克斯勒没有发现的东西。克斯勒今天就飞，晚些时候。表面上我们俩互不相识，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的，那就得用电话商定一个碰头地点。 “我为这一合作感到高兴。”克斯勒在告别时说，用力地摇着我的手。 “我也是。”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种巨大的疲倦。 波恩的来人走了。 古斯塔夫和我留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他让他的女秘书回去了。现在，这幢大楼里只剩下我们和保安公司的人了。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罗伯特，我的朋友。全都是说谎者、骗子和盗贼——那些富人、‘大富豪’和贪污受贿的政治家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背后有梵蒂冈的银行撑腰，那些皇帝、国王和银行家，他们明知这是一种罪行，为什么不加惩罚！就因为他们也从中牟利，正如咱们的亲爱的环球保险公司靠我从前的信息赚了大钱一样——那些穷人也会赚的，如果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机遇的话。这是我们跟所有人唯一的相同点——我们全是骗子。” “我们？” “对。”古斯塔夫说，在他的沙发椅上咯吱吱地从一侧滚向另一侧，“我，因为我保护你，你，因为你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骗子，互相帮助。”古斯塔夫说，“我避免了最严重的事情。我阻止了他们马上让你停职，他们本来想这么做的。我也欺骗了他们，说医生夸张了。” “你快点明讲吧！”我说。 “我这里，”古斯塔夫说，“有董事会的书面委托，立即取消你负责此案，让你长期休假，好让你能彻底地总休息。贝茨大夫送来了他的报告。你病得很重，罗伯特。” “我一点病也没有！” “间歇性跛足，”他说，望着一张表格的末端，“上面这么写着。贝茨大夫是个好医生。” “我对你讲，他弄错了！”我喊道，想起昂热拉，昂热拉，突然感到左脚一阵抽搐。昂热拉！我得回到你身边，哪怕我得徒步跑回戛纳！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能。 “我不承认你的董事会的通知。”我说，“你也不承认，古斯塔夫。因为如果你承认了，你不会叫我在这里一整天为未来的事作准备，你会找个人代替我来跟弗里瑟和克斯勒坐到一起。” 他眼睛眨动。一只开心的猪。 “对。我说过，咱们是骗子。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仍然是，即使你为此翘辫子。你别无打算，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这么说。你会有你的理由。我觉得好，我宁愿这样。但如果你继续干下去，还有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 他望着我，我本以为他的目光里会含有同情，但是他无情地笑了。 “你得在一份小小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保证书。你坚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按照规定你被要求休息，等等。你自担风险地工作。从现在起不管你出了什么事，那是你的事。如果有必要，如果你的状况恶化了或者你不再适合工作了，环球保险公司保留随时将你召回的权利。那你就得回来。你可以工作，但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别指望任何额外的支持。没有借款，没有补贴，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骗子。”他期待地望着我，“全写在上面。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还能走很久，我想。宁愿发生心肌梗塞。我不相信脚。但假如……无所谓，就这样。我必须回戛纳。我必须回到昂热拉身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死了，你妻子将得到一个长期雇员的正常的寡妇养老金，你知道那有多高。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活一段时间，你得到你的养老金。”一个不动感情的人，“你当然想签字了？” “拿来。”我说，一行也没读就签了字。我害怕发现某些词，比如死亡这个词。 “有个女人在撑腰，是吧？”古斯塔夫咧嘴冷笑。 “你怎么会猜到的？” “克斯勒来此之前做过暗示。这跟我无关。我为你高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回好好玩玩，罗伯特，你这个可怜虫。”他边看我的签字边咂嘴。“全妥了。这是件棘手事，对不对？好叔叔古斯塔夫和他的乱拱的猪嘴。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还没回家。” “想卡琳了？”他坏笑道。 “想洗个澡。”我说。 “你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你的吧。”我说。 “这倒很适合你。你好好地洗个澡。可别再跟卡琳吵架了。为了戛纳，全部取消吧。”他递给我两只信封，“这里，你的飞机票。汉莎航空公司的，十点从洛豪森出发，这回经过法兰克福。你十三点五十分到达尼斯。那里面是旅行支票，三万。先一次性给这么多。用于情报和其它支出。我当然需要详尽的明细账单。好好干。” 他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红通通的手，手指甲黑乎乎的。 “你还不走？” “如果咱们喝完这一杯，我就走掉了，”古斯塔夫说，“这样我就还呆在这儿。很多工作。我估计得睡在这儿了。” “换了我就会先通通风。”我说。 “我会的。如果你的脚指发紫了，打电话给我，懂吗？”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我步行回家。雨停了，但刮着大风。我将旅行包放在机场了。数小时来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当我途经一家酒吧时，我走进去，叫了威士忌，说我得打个长途电话。我拨通戛纳，昂热拉马上就接了。 “我等了这么多小时！”她说，“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吧？” “会出什么事？”我问，忐忑不安地想，既然他们要求这么一份保证书，那么我的情况必定很糟。贝茨大夫的报告似乎很严重。 “我不知道。总是有可能出什么事的。您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十三点五十分，我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尼斯。我热切地期待着咱们再见面，昂热拉。” “我也是，罗伯特。我接您。” “这太好了。” 她还问了点什么，我简短地回答了。 “您好好睡，罗伯特。我……我很高兴。” “我也是，昂热拉，我也是。” “愿亲爱的上帝保佑您。” 她为什么偏偏现在讲这话？我抑郁地想，说道：“愿他保佑您，昂热拉。晚安。” 我挂断，结账，喝了我的威士忌，然后穿过黑暗顶风走回家。我看到我常去的那家药店里有灯光。玻璃门边站着个男人。娜妮塔刚好从门上的一个小孔里递出一份药。她值夜班，认出了我，挥挥手。我向她走去。那个拿着药的人走了。 “我以为您出差了。”娜妮塔透过门上的小孔说。 “我是出差了。只回来一会儿，明早又飞走。” “那么您还不知道？” “什么？” “普拉沃斯夫人死了。” “谁死了？” “普拉沃斯夫人。您肯定还记得那个渴望在那家养老院里有个房间的女人吧。”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死了？” “今天登在《星期天画报》上！” “她是怎么死的？” “割断了动脉。” “什么？” “是的，割断了动脉。她留下一封诀别信，很短。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老人、穷人和病人们的生存之地了。这是报纸上的标题。” 在“路易森赫”有个小房间。 老太太普拉沃斯自杀了。 四百万马克。 银行家赫尔曼自杀了。 他是自杀的吗？ 大家都这么认为。要我去证明。 “真让人难过。”娜妮塔说。 “我等你吃晚饭等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卡琳说。她穿一身灰晨服。她在家里总是穿晨服，没梳头没化妆。“然后我就先吃了。你要是饿，我再为你做点热的……” “我不饿。” “你应该打个电话来。” “太忙了。”我说，走过我们的客厅，注视我的书籍、西里西亚小马、我的象和放着小雕刻以及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的橱柜，摸着我的衣袋里的昂热拉的象。我感觉好像有数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的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这里没有什么还跟我有关。我走向墙边的酒柜，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你也喝吗？” “不。”卡琳说，“你有一身新西服、新鞋以及一根新领带。” “戛纳热得很。我不得不买新的。” “当然。”她说，“这根领带很漂亮，跟西服很相配。是你挑的吗？” “对。”我说。 “当然。”卡琳说，“你什么时候又要飞？” “明天。我叫辆出租车。你可以好好睡。我一大早就得离开。我自己沏壶茶，今晚就跟你说‘再见’。” “依我看，你根本不必跟我说‘再见’。”卡琳说，“她叫什么？” “谁？” “谁？谁？”她模仿我，“我可不是个傻女人！这根领带绝不是你自己挑选的！这身西服也不是！这鞋也不是！我可熟悉你那低下的鉴赏水平。” “没有别人。”我说，“全是我自己挑的。” 但我却不停地对自己讲：你做得真卑鄙，我的老伙计。什么叫卑鄙？过两年你就五十了。身体不健康。不，一点儿也不健康，我的老伙计。间歇性跛足。好了，强吞下去吧。它很苦，但你得吞下去。间歇性的跛脚。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切掉你的脚呢？那你就是个瘸子了。心脏也有病。到时候卡琳可以照顾你。你时间不多，我的朋友，时间不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的朋友。你一生辛劳。现在，突如其来，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真的爱上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幸福了。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对自己说，这是肯定的——可是，一种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幸福吗？一种以卡琳为代价的幸福吗？“咱们现在别吵了，”我说，“别在我在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吵。” “你并不是真的在家。”她说，“实际上你是在她身边，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我对你讲过，没别的女人。” “随你怎么讲好了。”卡琳说，“我睡觉去了。请你真的别一大早叫醒我。我睡眠不好。我得吃一片药。”她不再看我，走进浴室。 我坐到电视机前，想起昂热拉的四台电视机。我看一部喜剧，不明白看的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走进浴室。卡琳的卧室黑了。我听不到一点声息。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左脚一点不紫。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裸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大风驱走了云团。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再过两年五十。已经希望渺茫过了。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太好了。”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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