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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裸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双手捂着脸。 “如果您醉成这样，那就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吧。您别扫了我们这个晚上的兴致。”加柯摩·法比安强烈地说。他非常孔武，有一张残酷的脸和一张奇怪地耷拉着的嘴。“这真叫人无法忍受，约翰！” “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 仆人们面色不改地服务着。桌上大烛台里的许多蜡烛平静地燃烧着，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燕尾服。我身旁的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麦斯林纱服装。它有竖式条纹状的褶裥，背后开口很深，看得到她的棕色皮肤。胳膊裸露着。开口下端有一根镶着珍珠和人造宝石的刺绣彩带，彩带下面是白色麦斯林纱做的一种装饰，像帆，行走时像衣服一样一直拖到地面，张开来。她穿着银色的鞋，挎着一只晚上用的银色包。她只戴着白色的首饰——一条钻石项链和相配的戒指、手镯和耳环。她的红头发垂在高高的额头上方，呈柔和的波浪形。她的睫毛秀长，眼皮上涂有一层绿松石色的珠贝油。她的唇化了淡妆。 现在，二十一点三十分，特拉博家的晚宴正进行到高潮。我想，桌旁围坐的这些人，财产加在一起，肯定有三十亿到五十亿美元。我又想，这些男人的妻子全比他们年轻，昂热拉前所未有的漂亮。最后我想，就我至此从谈话中了解到的，集聚在这里的这个老朋友圈子彼此不信任，相互畏惧，每个人对别人的每一举止、每一神情都很在意。我明白了，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似乎所有人都坚信，有人指使谋杀了银行家赫尔曼。 下一道菜是炸龙虾。 昂热拉和我早到半小时，这是帕斯卡勒要求的：“那样在众人来到之前咱们还可以聊聊。”特拉博住在戛纳城东艾登区的一座大房子里。房屋正面是白色的，坐落在一座大花园后面；我获悉，它是十五年前修建的。它有一座大平台，从那里可以望到大海，房间非常大，开着空调。四壁上挂满了壁挂织毯。房子布置得很现代化，家具昂贵。地面上到处铺着大地毯，大多是浅色的。这房子给人一种有人居住的印象，让人感到舒适。没有不整洁和不干净的地方，全都护理得井然有序，但还是这里有张报纸，那里有本书，那边又放着一只烟斗，因为一只蓬毛长长的克尔特猎犬在转来转去。当我们赶到时，帕斯卡勒·特拉博和昂热拉相互拥抱，互吻对方的脸。帕斯卡勒是一位非常苗条的漂亮女子，有一张敏感、性感的脸。她爱笑，经常笑。 “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卢卡斯先生。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姐妹。”帕斯卡勒同样也有红头发。她丈夫年近七十（而她至多四十），显得健壮，精力充沛，小于他的实际年龄。他身材高大，膀宽腰圆，脸同样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头发乌黑，朝后梳理着。我们在平台上取了杯饮料，其他人吸烟，我不吸。我想长期保持健康，尽量长——为了昂热拉。她表现得无拘无束，自然大方，谦虚却又自信，我突然想，这是我妻子绝对做不到的。不管我们到哪里，卡琳总是忍不住装腔作势。我赶紧努力想其它什么东西。这不难，因为帕斯卡勒跟我说道：“您正在听吗，卢卡斯先生？” “对不起……” “我说，您让人喜欢，非常让人喜欢。您和昂热拉是理想的一对。您恋爱了，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是的，”我说，“我爱得很深。” “好了，”帕斯卡勒说，“您稍等。您要有点耐心。到时昂热拉也会爱上您。我感觉她已经这么做了。” “不，帕斯卡勒……”昂热拉抗议道。 “是的，小宝贝，你跟他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啊哈，我多么高兴……你可不能老这样孤身流浪！” “夫人，”我说，“我谢谢您。如果您想做我的同盟者，我满足您的任何我能够满足的愿望。” “您是个疯子。”帕斯卡斯说，“满足愿望！还从没有哪一位客人带给我这么多鲜花！”我请求“花月”的皮埃尔给我送了一大束花，然后把它从“庄严”酒店带来了。它就放在客厅里，在壁炉旁边，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帕斯卡勒的画像，是昂热拉画的。只画了帕斯卡勒的头部，用一层薄纱遮盖着。我觉得那是一幅非常成功的画像。 “您的这身燕尾服真时髦。”帕斯卡勒说。 “这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为这身燕尾服而骄傲。它轻盈、透气，薄薄的，却又那么合身。特拉博穿着一身黑西服。 “她是带着爱情挑选它的。”帕斯卡勒说。 “住口吧，帕斯卡勒。”她丈夫说，“可怜的昂热拉难为情得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肯定，”帕斯卡勒说，“因为她也恋爱上了。你别吱声，昂热拉，我是个女人，我看穿你了。祝福你，卢卡斯先生。安静，纳芙塔利！” 那只猎犬吠叫起来。它想要人抚摸它。帕斯卡勒侧身向前，抓挠它。她爱这只狗，这也看得出来。 “您叫它什么？” “纳芙塔利，”帕斯卡勒说，“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您瞧，在本国出生的以色列狗就叫做沙布拉。沙布拉，这是仙人掌的果子——外表坚硬粗糙满是刺，里面的肉很软很甜。年轻的沙布拉就是这样的：坚硬粗糙真正有刺——有一颗生性敏感的、几乎是多愁善感的心灵。纳芙塔利也是如此——倔强、狂野，老添乱，性格忠诚、驯顺、温柔。对，我的好狗，是的，我的最好的……” “您想查出赫尔曼是怎么死的。”特拉博说。他手端一只杯子，跟我走到平台的一头。 “对，这是我的任务。” “这任务不简单。” “您以为是什么呢？事故？自杀？谋杀？” “不是自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赫尔曼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这我也对那位缉税官说过。他叫什么来着？克斯勒。”奇怪，我想，克斯勒对此可是一字未提。为什么没提？ “您排除了事故的可能。那就是谋杀了？”我问。 “是谋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趁您没再问，先说出答案。那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为，今天晚上您将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当然是指：让别人干的——雇请某位职业杀手。原则上就连在游艇上的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也可疑。他们跟赫尔曼也有生意往来。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职业杀手出了差错。他得到的任务肯定是将赫尔曼炸上天去。” “他以及那些船员。” “那些可怜虫，是啊。”特拉博说，“以为可能是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当然是想入非非。但其他人，我们其他人，我们大家都可疑，这不用讲！” “哎呀，”我说，迅速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圆珠笔，“您能不能替我写下您的客人的名字来？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拼写的，我不想问。” “好的。”他将名片垫在平台的胸墙上写。我又收起圆珠笔和名片。 “所有这些人，”特拉博说，“都跟赫尔曼有生意往来。”这我可是才听说。克斯勒不知道此事吗？很可能不知道。“有经过大力伪装的生意往来——当然是因为税法和外汇法。但他们全都跟赫尔曼银行做他们的生意。包括我，卢卡斯先生。我为什么要撒谎？我也可以有理由撒谎，像大家一样。您会很困难的。现在，一旦钻石伊尔德重新恢复过来，大概就要由她来继续管理银行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她起用这位全权总代表，那位年轻的泽贝格。跟这个人能谈得拢。您来吧，咱们回夫人们身边去。” “这样吧，”帕斯卡勒说，“现在我还想领卢卡斯先生看看这房子。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一切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修建的——正如我们的游艇完全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克劳德的设计修造的一样……我现在将卢卡斯先生拐走，昂热拉，宝贝儿，你允许我这样做吗？离开他十分钟你受得了吗？” “帕斯卡勒，请别这样！”她丈夫说。 她哈哈大笑。 “你看看昂热拉吧！当我看到一对热恋的情侣时……”她带我穿过房子。这里也是富丽堂皇，但不同于伊尔德·赫尔曼的房子，完全两样。我们最先来到一间大地下室里。那里有洗衣机和熨衣板。 “我常常亲自洗熨我丈夫的衬衫和内衣。”帕斯卡勒说，“旁边是间缝纫间。衣服上的所有小东西我都是自己缝。”她穿着一身普齐牌服装，蓝、绿、橙三色交织。上衣的胸前部分造型独特，用背带挂在脖子上，裙子开口很高。她戴着非常珍贵的翡翠首饰。跟这些比起来，昂热拉的首饰虽然同样美丽，但没她多，少得多。 “您亲手缝纫？” “这是我学会的职业。”帕斯卡勒靠在那台大洗衣机上，“卢卡斯先生，”她说，“我想让您知道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今天非常富有。但是天知道，我们并非生来如此。今天，我丈夫在西班牙、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和德国都有酒店集团。战后，当我们相识时，他在图卢兹有一座小客栈，是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一生中比他更勤苦地工作过。最初我们有时生活得很艰难，我得不时地重操我的模特儿旧业，好帮着挣钱。克劳德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辛苦挣来的。我协助了他。我想让您知道这个。” “我感谢您的信任，夫人。” “还有，”帕斯卡勒说，“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她自由自在，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有足够的钱。但是我非常希望她能找到伟大的爱情。如果你们俩之间产生了爱情，一场伟大的爱情，那么您绝不能欺骗昂热拉。她受过一次骗。我不相信她还能经受第二次。”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听到有一辆车从碎石子上沙沙地驶过来。“第一批客人到了。”帕斯卡勒说，“您是好人。您爱昂热拉，我爱昂热拉，请您叫我帕斯卡勒。我可以——您的名字是什么？” 我告诉了她。 “我可以叫您罗伯特吗？” “当然了，帕斯卡勒。” “您绝不能让昂热拉不快乐。” “当然不会。” “永远不欺骗她。” “永远不。”我说，心里想，我已经多么深地骗了她啊。 这一下他们相继来了。一辆辆车驶近了。 仆人们把香槟送到平台上。我注意到，除了我，没谁给帕斯卡勒带鲜花。客人们笑容满面，相互交谈，喝酒吸烟，在鲜花怒放的落地花瓶之间来回走动。帕斯卡勒介绍我认识所有这些“大富豪”。人们有点怀疑但主要是有兴趣地打量我。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毕竟是件新鲜事！ 约翰·基尔伍德来时就已经喝醉了，是他的司机送他来的。基尔伍德长得瘦削，面色痛苦，眼圈深陷，脸孔突出，汗腺粗大。即使端着杯子，他的手也在颤抖。他手里一直端着一只杯子。他的燕尾服皱巴巴的，衬衫上有威士忌的斑渍。他紧抓着杯子，好像那是他最后的支撑似的。他毫无节制地猛喝——他是唯一喝威士忌而不喝香槟的人。 “您好。”他对我说。 “您好，基尔伍德先生。” “我已经被捕了吗？您是来带我走吗？” “见鬼，您别瞎讲了，约翰。”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说，他不离基尔伍德左右。托威尔很高大、瘦长，穿着有点太时髦了。他讲话轻细，像唱歌似的，同时不停地装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我估计他是个同性恋。 “不是瞎讲。我杀死了赫尔曼。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当然是的，您一声不吭。您无法否认。他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当我有一回面对军队的服役委员会时，有一个愚蠢的心理学家问我：‘怎么样，基尔伍德先生？您相信您能杀人吗？’我说；‘杀陌生人我不敢肯定，杀朋友肯定行！’” 没人讲话。 “这是个玩笑，”基尔伍德恶意地说，“为了博你们一笑！好了，来吧，卢卡斯先生，手铐在哪儿？我自认有罪。” “您为什么杀死了赫尔曼先生，基尔伍德先生？”我问。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您可别真信他……”托威尔开口道。 “可他应该真情！”基尔伍德摇摇晃晃，“我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请求他给我弄块农场养九重葛，他骗了我。您知道，九重葛，那种有美丽小花的植物。那无数彩色的漂亮花朵，我全部的幸福。您不认识九重葛？” “不认识。”我撒谎说，“怎么写它？那农场想修在什么地方？” “在汶斯。”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这个词是怎么拼写的，这种植物？”我递给他圆珠笔和一张我的名片。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背面写了几个词。 “在罪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前，他还有权再喝最后一杯威士忌，对不对？侍者，嘿……”他踉跄离去了。 “酒后胡言。”托威尔说，“您可不会相信这个吧？” “当然不会。” “那您为什么让他写下这个来？” “我想知道九重葛这个词是怎么写的。” “这不是理由。” “当然不是。” “您收集笔迹？” 我沉默。这一下我已经有了伊尔德·赫尔曼、泽贝格、特拉博和基尔伍德的笔迹。 “为什么？” “玩玩。”我说。 “原来如此。”托威尔说，“您也想试试我的吗？” “愿意。” 平台和花园里的灯光，所有的灯，都藏在花束后面。它们将奇特的影子照在我们身上。 “我写什么好？”他问，拿起我递给他的名片和圆珠笔。 “您就写‘我没有杀害赫尔曼’吧。” 他顺从地写了。 “我真的没做。” “要是您做了，那您就不会对我讲了。” “对，这倒是。”他像女人似的笑了，“帕斯卡勒穿这身普齐服看上去真可爱，是不是？” “非常可爱。” “我为许多我认识的女人提供衣着方面的咨询服务。您不清楚，大多数的女人多么拿不定主意，她们的鉴赏水平多么差。昂热拉有品味，帕斯卡勒有品味，可您看一看比安卡吧。” “谁？” “比安卡·法比安。她站在她丈夫身旁，在那边。老笨蛋，全世界都知道，她不停地骗他，曾经是巴黎‘丽岛’里的一名舞女。您就看看那身丝缎的衣服吧，令人作呕！就因为她有个漂亮的胸部，她就相信，她得在每一次社交场合全露出来。您看到了那乳头吗？” “不。您夸张了点儿。”我说。 “我一点不夸张！小小的、红红的。我两只都看到了。喏——现在，当她前倾时。顺便说一下谋杀。如果您找到了一名凶手——基尔伍德肯定不是，这位可怜的酒鬼，愿上帝厚待他。不过您知道吗，法比安将一大笔里拉汇去了德国，汇到赫尔曼的银行，因为意大利快垮了？” “不，这我不知道。” “它快垮了，但是还没垮。法比安急需钱回去。我听说，赫尔曼由于英镑的事陷进了支付麻烦。他无法付钱，这两个人一起做的其他生意都是非法的。” “什么生意？” “非法炒汇。这下您吃惊了，是不是？那位了不起的赫尔曼，您的国家的这位英雄，德国造的银行家。如果法比安想要回他汇来的钱，赫尔曼又支付不出，那会怎么样呢？这时赫尔曼也许会讲，他会公开外汇的事。咱们都清楚：这在意大利是非法的，在德国却不是。那样法比安还有什么办法，呃？当然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而已。那边那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是谁啊？” “保尔·泽贝格，赫尔曼的全权总代表。”我说。 “可不是嘛，这人知道如何着装。这男人有品味。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我只想向这位泽贝格先生自我介绍一下。一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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