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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在九点半左右驱车回家。昂热拉把车拐上车辆更多的沿岸的路。迎面射来的车灯照花了人的眼睛，在我们前面行驶着一辆雪铁龙车，非常缓慢非常小心。 “这家伙让我发疯。”昂热拉说，她再三想超过那辆雪铁龙，但是徒劳。“他喝醉了，肯定的，因此他开得这么小心。等一等，我相信，现在可以了。”她加速超车。当我们跟雪铁龙平行时，它猛然一改车速。迎面驶来另一辆车，打着车灯。 “该死的！”昂热拉说。她踩刹车。这一下出事了。梅塞德斯车突然滑向一旁，打滑了，擦过雪铁龙，向左冲去，朝着海里。我一言不发，昂热拉也不出声。她绝望地将方向盘来回打。没有意义，她的梅塞德斯继续打滑。它也没有慢下来。那辆迎面而来的车子转到错误的车道上，直冲雪铁龙开去。雪铁龙也同样拐上了错误的车道，这两辆车鸣着喇叭擦肩而过。然后，迎面而来的那辆车到了我们身旁，那么近，我能认出车子里面三张惊愕的脸。梅塞德斯车险些撞坏那辆车，突然冲向左，在人行道上颠簸，哐啷哐啷地滚下河岸，滚到沙滩上，掉进汹涌的水里。它滑动，越滑越深，向前滑下去。我突然看到，水有将我们拽走的危险。昂热拉关掉油门。车子被前后抛来抛去。浪涛冲刷着车的半腰处，玻璃窗上的水溅起老高。 “出去！”我喊。 “我打不开门！”昂热拉平静得出奇。 我也打不开我的门。水压太强了。我拼命顶门，感到我的心跳到喉咙里。我使劲用力，门打开一道缝。水涌进车内，但现在门至少可以打开了。我抓住昂热拉，她瘫坐在那里，随后我拉她出车子。波浪齐我的腹部，一下子掀倒了我。我呛了许多咸水，然后又站稳了。昂热拉在哪儿？那儿！她的头已伸出车外，波涛冲刷着车子。她失去了知觉，我连拉带拖。她沉沉的，很重。我弄不动。波涛一浪又一浪地冲打，我一再地跌倒。我抬起昂热拉的头，感觉我的力量正在消逝。上面路上停下了两辆汽车，有人跑过来，奋力地趟着水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把昂热拉抬出了车子，沿斜坡拖上路去。停下来的一辆车的司机说：“我去下一个快餐店给警察打电话。”说完就开走了。我们把昂热拉放在人行道上。第二位司机从他的车子里取出来一条被子。她躺在上面，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罗伯特！”她睑带惊骇地望着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踩了刹车，可还是出事了。我驾车这么小心，还从没有……” “是的，昂热拉，是的，安静，现在又好了。” “要是万一出了事呢！罗伯特，我险些害死咱们俩！”她哆嗦起来。我用被子包住她，抚摸她的头发和她的脸。 “一切都过去了。”我说。我一遍又一遍地讲。这期间有许多汽车停了下来，一群好奇者围在我们周围。过了十分钟，从戛纳来的第一辆警车到了，里面坐着三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跳出来。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警察问我。第二个站在他身旁，第三个要求好奇者继续往前开，因为这条路很窄。我讲了事发经过。 “您喝醉了吗？” “没有。” 他取出一根连着一只尼龙袋的小玻璃管。“您朝里面吹一下气好吗，或者我们让人验一下血？” “我想我还是吹吧，”我说，“但根本不是我开车。” “是夫人开车？” “对。”昂热拉说。 他们让我们俩朝袋子里吹气，把内有晶体的小玻璃管拿到一只手电筒的光下。 “两根都有点变绿。”第一个警察说。 “我们吃饭时喝了啤酒。”我说。 “我没讲你们喝醉了。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车子，”昂热拉说，“车子一定有什么毛病，在开到‘乳房’餐馆之前还一切正常，后来……” 我想起一件事。 “那个男人！” “什么男人？” 我讲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他曾经跪在梅塞德斯车的左前轮旁。 “会不会在咱们吃饭时车子被做了手脚？”我问。我的裤子在往下滴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位警察问。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 “对，那又怎么样？” “您能通过对讲机告诉鲁瑟尔探长我们所发生的事吗？” “鲁瑟尔？您是不是也在查这件事，那……” “对。” “该死！”警察跑向他的车，拿起麦克风讲话。当他返回时，他说：“探长还在中心分局。他马上就来。” 几分钟以后一辆清障车来了。两位装配工将一根钢缆固定在深陷于水里的梅塞德斯车的后杠上。然后，这些男人走向他们的车，发动起车子。钢缆绷直了，梅塞德斯也被拖上了岸，他们一直将它拖到了路上。昂热拉这时已经恢复了。她用被子裹着，站在我身旁。正当装配师开始检查梅塞德斯时——警察们也在场——一辆黑色的标致车从戛纳方向风驰电掣而来，停到我们身旁。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位巴黎外交部的迪尔曼跳下车来。我将昂热拉介绍给迪尔曼和鲁瑟尔。拉克洛斯原来就认识她。 “得到消息时我正跟鲁瑟尔在一起。”拉克洛斯说，“我们马上打电话去酒店，找到了迪尔曼先生。他坚持一起来。” “这不是普通的事故。”我说，重讲了一遍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一位跟装配工一道检查汽车的警察走过来。 “我们查出来了，”他说，“左前方的刹车管。” “它怎么了？”鲁瑟尔问。 “被一把钳子绞断了，挂了下来。这种事很容易一下子就做成。您发动车子时，一点也注意不到，在您踩刹车之前，也只会漏出少量的刹车油。反正一切都挥发进了空气里，一点也进不了车轮的刹车瓦。车子打滑。不管是谁做的，显然想要车内人死于非命——或至少是一起严重的车祸。” 然后出现了一阵静默。 拉克洛斯和鲁瑟尔走向梅塞德斯，观看那被铰断的刹车管。我也去检查它。我们走回到昂热拉和平静的加斯东·迪尔曼身边。 “好得很，”拉克洛斯恼怒地对他讲，“企图谋杀。终于又有点新事了。” 迪尔曼的脸上有几秒钟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 “企图谋杀……”昂热拉望着我，“可是为什么，罗伯特？为什么？咱们干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做。我干得太多了。”我说。 “还是一点也不向外透露，对不对？”拉克洛斯问。他继续抨击迪尔曼。“交通事故。技术故障。幸好没出什么事。《潇洒马丁报》上来一则三行字的消息，再没别的了。” “再没别的了，没有。”迪尔曼说，“不然您的处境还会恶化，卢卡斯先生。” “哎呀，您住口吧！”拉克洛斯控制不住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好吧，随您的便，迪尔曼先生。如果您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如果您相信您能对此负责……” “冷静点，路易。”鲁瑟尔说，“你也看得出来，迪尔曼先生对这一切也不开心。他奉有上司的指示。” “我对这一切全不理解。”昂热拉说，“这是什么意思，迪尔曼先生？” 警察们赶走了最后一名好奇者。许多汽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海岸路，我们只是一小群。 “卢卡斯先生会给您解释的，夫人。”迪尔曼说，“他知道我不能采取其它行动。您的车会被拖进戛纳的梅塞德斯车修理厂修好。你肯定您一点没事吗？” “是的，肯定。我只是冷得很。” “警车送您回家。夫人，在您从卢卡斯先生那儿得到解释之后，我也请您保持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保持沉默——对不对，我的先生们？”加斯东·迪尔曼环顾一周。 众人慢慢地点头，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拉克洛斯。 “谢谢。”迪尔曼说。 一名警察带我们去巡逻车。我把昂热拉扶上后座，坐到她身旁。那位警察爬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车子。我转过身。透过后窗我看到加斯东·迪尔曼。他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孤单单的。他目送着我们的车。他双肩耷拉着。他站在呼啸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和黑色中泛着银色的狂野大海之间，一个年约五十五岁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伤感、无助、艰难和负担的象征。 “我理解迪尔曼。”昂热拉说。她躺在床上，我光着身子坐在床边。我们一回家就马上换掉了湿衣服。“他没有抢着要这个使命！他眼睛那么善良。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他只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对。”我说，“你又真正暖和了吗？你不冷了吗？” “我好极了，罗伯特……罗伯特……我为你担心。” “无稽之谈。” “绝不是无稽之谈！他们想看到你死去。噢，上帝，万一你出了什么事——那我怎么办？” “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说，心想，但愿如此。今天晚上可够险的。 昂热拉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 “我怕，怕得很！到我身边来，罗伯特，到我身边来，快！我想感觉到你。”她全身都在发抖。 于是我来到昂热拉身边，我们以绝望的野性做爱。最后，我从昂热拉的身上挪开了我的身体，谛听她平静的呼吸。我熄掉床头灯，睁眼躺在黑暗中，听到火车隆隆地驶过海边。我睡熟了，是昂热拉唤醒了我。她抱着我的胳膊叫我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什么……事？” “请原谅，亲爱的，我叫醒了你！我得让你看一样东西。” 她站在床边，俯身向着我。 “几点了？” “四点半，”她说，“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起床走上平台，于是我就看到它了。” “什么？” “我要带你去看。来。” 我从床上跳起来，跟在她身后，急步穿过客厅，跑到室外一片花海的平台上，它沐浴在朝阳的强光之中。我俯瞰城市，它的白房子也亮得刺眼，就跟又变得波平如镜的大海一样。 “不是在那下面，”昂热拉说，“在那上面。在山坡上。”她用手指，“在柏树旁边！”最后，我在房子后面陡峭山坡上的柏树旁发现了它——一棵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杏树。阳光下，这棵树和树上的花朵熠熠生辉，超凡脱俗。 “我观察这棵树多年了。”昂热拉说，“六月里它还从没开过花。今年它开了。您还记得吗——岛上的僧侣、神圣的火奴拉特和他的杏树？” “对。”我说。 她跑进客厅，又拿着一只相机回来了。 “我得拍下它。”她说，“它是为我们绽放的，罗伯特！我想准备一本相册，里面只放对我们有意义的照片。这就算第一张。”她将相机举到眼前，“它将永远为咱们俩开放。”放下相机时她说。她的目光从我身上下滑。“回去吧”，她笑吟吟地说，“快回来……” 空游泳池在太阳下白闪闪的。 保尔·泽贝格也跟我一样，穿着衬衫和裤子。天气一天一天地更热了，我们穿着凉鞋，在杉树、橄榄树和棕榈树的绿荫下来回漫步。灼热的太阳下，透过树干，我看到伊尔德·赫尔曼家门外五彩缤纷的花圃，老是看到那个游泳池。我看到，有几块石板是供跳水用的。池底有几根树枝。小动物在那里来回蹿跳，小蜥蜴。现在是下午一点，公园里静悄悄的。 泽贝格一回来我就前去拜访，令他猝不及防。我做好了他会拖延、推托的打算，但是他声明，他很想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我坐着一辆车出城了。 我汇报了在法兰克福时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告诉我的情况，据他说是泽贝格特别强调要他讲给我听的。我只字未提我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家，也没提我了解银行家在“法兰克福宫”聚会的一些情况。 泽贝格点头。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即使穿着衬衫和裤子，他也显得像个一本正经、绝对正确的银行人士。“莫利托尔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将一切都告诉您。莫利托尔讲的情况，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这我还说不准。因此，我想跟您谈谈。” “我当然支持您，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散放出那种“粗陶人”的香水味。他精力充沛，法兰克福的工作、飞行和气候的变化似乎一点也没能影响他。“我不说您也知道，当我听到莫利托尔讲的话时，我自己完全惊呆了。” “这我可以想象到。获悉您的上司翻找您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和保险箱，就好像您是个罪犯似的，您一定也大吃一惊。” 我这话讲得很挑衅，他反应得也强烈。 “罪犯？为什么？不，不，我不这么看！” “请你……” “不，请您听我说！我意识到您猜的是什么。可是您看，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赫尔曼先生没必要乱翻我的办公室——找某种文件——我像个犯人似的把它藏起来了……每次交易的某些书面材料。” “他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您不熟悉银行操作，卢卡斯先生——因为在银行里，若非赫尔曼先生同意、亲自安排或亲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 “对。赫尔曼先生遇难后，我一得到消息就马上飞往尼斯，来戛纳照顾赫尔曼夫人。” “那莫利托尔的报告为什么会让您那么吃惊呢？” “我的天！”泽贝格说，在有双面头像的柱子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您问我这个？直到接到电话之前我当然相信是事故或谋杀，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包括赫尔曼夫人。” “她仍然相信是谋杀。”我说。 他不听，迅速讲下去：“接到电话后，我只有一个解释：赫尔曼先生不是在寻找某种资料，而是想销毁某些资料。” “您说过，这种资料总是有多份复印件。” “他有可能想办法全部弄到手，以便掩盖某件事。也许他没成功。也许悲剧因此而发生。” “这就是说，您现在不再相信是谋杀或事故了？” “是这样，卢卡斯先生。” “那您现在相信是什么？请您讲出来！” “我相信是自杀，”全权总代表保尔·泽贝格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 鸟儿在树枝间啁啾，蜜蜂嗡嗡。 泽贝格说：“我对赫尔曼夫人只字未提此事——她的状况不允许。我实话告诉您我在法兰克福查到的一切吧——是跟格罗塞先生一起调查的。在我最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前，他是负责生意的第一代理人。我跟他忙了几个昼夜。事实不妙，但我还是要对您讲。我不在时，赫尔曼先生和约翰·基尔伍德在英镑贬值前买下了英镑，发放英镑贷款，加起来总共高达五亿马克。” “您讲出来真是太好了，”我说，“因为缉税官克斯勒也查出来了。” “您知道了？” 我点点头。 “您知道赫尔曼先生是在基尔伍德的委托下买的？” “对。” “您也知道那不可思议的、谜一样的、发疯的事：赫尔曼没有立即将英镑转抛给联邦银行，再加上那疯狂的英镑贷款，让银行蒙受了四千万的损失？” “这我也知道。”我说，心想，泽贝格之所以这么热心地告诉我，也许正如他所说，是因为他别无出路。 “银行不会因此而动摇的，”泽贝格说，“我这期间已经处理好了。一切都继续运行。但是，您理解那些英镑为什么留在我们行里吗？我们为什么发出英镑贷款吗？赫尔曼先生有何计划？” “这我不懂，”我说，“跟您一样懂得很少。” “噢，”他说，“您是说，我知道。但是这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知情人没人理解。” “知情人，这是指您和那位格罗塞，以及萨冈塔纳、法比安、托威尔和泰奈多斯等先生，对吗？长话短说，泽贝格先生，我也知道，所有这些先生，包括基尔伍德在内，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这家科德公司，这家生产电子产品的魔鬼公司——以你们的银行为家庭银行。” “约翰·基尔伍德是科德公司的全权代理。”他说。 “是的。”我说，端详着那个双面头像。他会有几百年了？ “我什么也不瞒您。也不隐瞒基尔伍德常受团体的委托在我们那儿进行的金钱交易，以及在贬值之前购买弱货币的事。只不过赫尔曼当然总是立即将弱货币卖给联邦银行。” “您说说，泽贝格先生，您认为这种交易道德吗？” “它们是合法的。这才是关键。一位银行家不可以做任何不合法的事。金钱自有其道德。这是我说的，听起来带有讥讽的意味。我不是冷嘲热讽者，但我也不是伪君子。” “跟赫尔曼先生相反。”我说。 “此话怎讲？原来如此！”他咬着嘴唇，“看来您也知道了那场报告，他在去我的办公室乱翻之前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宫’所作的报告。您是指那次关于银行家的伦理和他对社会的责任的演讲吧，对不对？” “对，泽贝格先生。” 他缄默。我等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说：“您不想评判您的上司。” “永远不要讲死者的坏话。”他说。 “可如果他从事这种生意，他在那儿这么讲就是伪君子了。”我说，“您对我讲，金钱自有其道德。我相信，那些把跟金钱打交道当成他们的生意的人完全忘记了，毕竟有数百万的性命悬系在这些钱上。金钱对他们成了一样物体。一个物体没有道德。因此，这些人在他们的职业里就自然地反道德了。不然的话他们经常是或好或坏——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对，他们有时甚至弥补他们的有意识的或潜在的不快。我想到洛克菲勒、卡奈基，想到他们赠给社会的那些博物馆、医院、学校和藏画，想起他们的资助和需要为大众干的好事——当然只是在其职业范围之外。” “您放心地讲出来吧。”他说，“您说的极有可能是对的。” “这是肯定的。”我说，“您对赫尔曼在他的法兰克福演讲之后的行为有什么解释？” “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 “是什么呢？” “也许因为他跟基尔伍德的金融交易受到了攻击，他担心他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好名声。”我说，“这么说，您的银行和赫尔曼先生所做的事显然也不是特别光彩啊。” “它是合法的。” “这您已经讲过了。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吗？” “没有。” “咳！还是有道德的顾虑？泽贝格先生，到现在为止，您讲出的一切都令人信服。” “我知道，现在却不再是了。”他说。 “因为您想保护您死去的上司？” 他耸耸肩。 我说：“基尔伍德内心一定发生了什么，不然他不会那么自责，讲出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话，因为有人想阻止、也必须阻止他继续讲话。依您看这有可能是谁呢？” “这我不懂，卢卡斯先生。另外，今天下午，迪尔曼先生，这位法国政府的代表，约好在我这里进行一次谈话。我顺便告诉您，我将要对他讲的跟我告诉您的话一模一样。” “这不冒险吗？” “正好相反，卢卡斯先生。您一定已经知道了，迪尔曼先生是带着某种特殊的使命被派来这里的。我现在必须想方设法保住我们银行的声誉。正因为如此，我要将一切情况告诉此人，因为他是被挑选来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安的。我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这您做对了。”我说。我们匆匆地对视一眼，然后，我们俩望向那双面头像。泽贝格打量着双面头像展望未来的脸，我打量着那张回顾过去的脸。 这天下午，我还跟鲁瑟尔、拉克洛斯和克斯勒碰了头，向他们讲了我跟泽贝格的谈话。我们坐在旧码头旁边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风扇又转开了，但我们的额头上还是汗涔涔的。当我结束我的报告时，鲁瑟尔说：“可怜的迪尔曼。他们给了他一项该死的任务。泽贝格是只狡猾的狐狸。实际上他是以他的招认强迫法国政府——从而也包括德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保护赫尔曼银行。事情会这么解决的。” 我对克斯勒说：“您查出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但不是全部。” 他挑衅地反驳道：“我跟基尔伍德谈过话！他信赖我！我把他榨干了。如果他不告诉我全部，如果他也骗我一回，我有什么办法？您讲的这一切，我几乎在杜塞尔多夫都已经讲过了。” “您对那家跨国公司一无所知吗？除了特拉博之外，这帮人都跟它有牵连。”我说。 “是这样。”他缩回头，“不过现在我们已知道了。看来他们全都可疑。” “全部，对。”我说，“您女儿怎么样了，拉克洛斯先生？” “哎呀，她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友好地冲我点点头，转而又严肃起来。“我们这里有个cabale，”他说，“对，一个黑社会。” 我迫不得已写下了这个法语单词，因为它在德语里没有对应的词。法语里的cabale相当于这么一帮人，他们盟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团结一致，无比神秘和隐蔽…… 六点左右，我坐出租车去昂热拉那儿。我打过电话，但没通，虽然她对我讲过，她下午在家里工作。我怀着一种不祥的感觉去她那里。会发生什么呢？当我后来按她的门铃，她为我打开门时，我的不安加剧了。她问候我，客气而冷淡。我想吻她的嘴，却吻在了她脸上，因为她把头转开了。她穿着她的许多浴衣中的一套，在我前面径自走到了平台上，在落日的余晖下，那里的花儿再次灿烂。 她坐进秋千。我在她面前站住，端详着她。她一声不响。她点燃香烟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我有客人来过，”她说，“一小时前。” “谁来过？” “英格·德赖尔夫人。” “谁？” “你已经听明白了。你妻子的朋友。她说，她坐车从胡安派恩斯过来的。她从电话号码簿里查到了我的地址。那回在‘金山羊’，我非常高声、非常清楚地报出了我的名字——跟你相反。” “这是什么意思？” “你讲我的名字时讲得人家难听懂。” “我想省去你的难堪。”我说。 “对，当然，当时我也是这么想。” “昂热拉！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 我试图抱住她的肩，可是她避开了。“请别这样。” “那好吧，真的，我弄不懂了！这女人要你干什么？” “这女人，”昂热拉说，她的声音顿时变得低沉、伤心和沮丧，“她告诉我，在艾泽见过咱们俩后，她马上给你妻子打了电话。这是她急着要做的事，当然。这我当时就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那又怎么样呢！这咱们俩可不在乎！” “是吗？”昂热拉问，非常低声，“你不在乎吗，罗伯特？” “这话是什么意思？昂热拉！请问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你妻子当时在电话上讲了你一大堆话。然后，她还把它们详细地写了下来。特快。航空邮件。信是今天寄到的。德赖尔夫人认为，我使她很同情，她觉得她有义务让我读读这封信。她本来也收到了这一委托。”昂热拉伸手摸进上衣口袋，“信在这儿。”她递给我一个信封。我认出了卡琳的笔迹，从信封里抽出好几页纸，上面写满了卡琳工工整整的笔迹。 “你读吧。”昂热拉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我读道： 我亲爱的英格！ 你真好，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碰上罗伯特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两个人接吻拥抱，像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我在电话上已经简单告诉过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对此持何态度。我现在只是写得稍微详细一点，好让你别不必要地担心。 跟你和你丈夫以为的相反——当你们这么看到罗伯特时，必然会相信的！——这是事实。事实很简单，正如我对你讲过的：我们过着一种现代派的、非常幸福的婚姻。我们早就达成了一致，每个人可以走自己的路，但我们永远留在彼此身边，彼此相爱——由于深深的精神之根。你看，最亲爱的英格，你丈夫和你，你们过着一种普通形式的幸福、和谐的婚姻，跟我们有点两样。我们精神上是如此的互相依赖，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能取代我的罗伯特，或者能取代他的我！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们在性欲领域里已是如此习惯了，寻找和需要不断的新体验。你可以因此谴责我——我对你只讲实话。这种性欲的体验，这种不断的‘外遇’，对我们的婚姻没一点点不良影响。恰恰相反！我们越来越亲密。你认为，如果两个人相互给予这许多的自由，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呢？我有过的所有男人，都比不上罗伯特。他老是讲，他跟他的女孩子和女人们交往也同样是如此。当他从旅途中回家来时，他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他的最新冒险，以那种风趣向我描述最隐秘的情形，他的风趣你是了解的，取笑那些愚蠢的母牛，那些可怜的小兔子。他，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正向她们宣布他的伟大的爱情。他准确地向我表演所有的隐秘情节！你知道，这会刺激得我多么发狂？我同样也这么做，我也向他详细表演我跟我的所有男人的故事。这总是令我们俩如痴如醉！ 我放下信纸，望着昂热拉。她的目光越过我身旁，俯视着城市和大海。 “昂热拉！这是一封卑鄙的、精心策划的撒谎信！写出它就是为了把它交给你！”我喊道，“这里面没有一句真话！这一切都是一个被遗弃女人的复仇！昂热拉，我请你……” “你读下去。”她说。 “我对你说……” “叫你读下去！” 我读道： 你以为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英格？你就说它是性倒错吧，好。可我告诉你，那之后我们就一连数天不下床。我们像动物似的扑向对方！哎呀，亲爱的英格，你有个可爱的丈夫，你本人也是个善良的忠诚的妻子——我知道，你们不能理解我和罗伯特。可这正是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像新婚燕尔那样保持亲密的方法。罗伯特当然告诉过我，他在戛纳遇上了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他打算再演一出伟大的戏，正如我们这么叫它那样。这我在电话上就对你讲过了。他又一次有了外遇，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肯定很漂亮，或许也很可爱。他告诉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只要她…… “这真卑鄙！”我说，“噢，这真下流！” ……说他没有她就无法生存，他的婚姻已死去多年，我是个怪物——跟游戏有关的那一切，你理解吧？当你在电话上告诉我，这女人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时，我开始没用心听，因为这一切我早就熟悉了。然后，后来，我起了疑心。在罗伯特和我这样两个人之间的游戏得有个限度！这就在于其他人的不幸。这我还从没想到过。现在我头一回思索此事。我本想给罗伯特打电话，告诉他，他应该终止这场闹剧，但你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他会开他的玩笑，引我发笑。因此我写信给你，请你把这封信给那个现在跟他要好的女人看看。我请尚未谋面的她原谅，为了他，也为了我，我不比他好。我不能期望她会理解罗伯特正在跟她做和做过的事情。可怜的人儿。我实在是为她难过。我头一回为我跟罗伯特多年来所做的事感到羞愧。我们必须终止此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再打电话给我，最亲爱的英格，真诚地问候你的丈夫。祝你们在南方再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从你写的看来，那里一定美妙无比。拥抱你！ 你的老朋友卡琳 我放下那几张纸。 “昂热拉，”我说，“老天，你总不至于相信这里面所写的吧？” 她不回答，望着下面的城市和大海。 “昂热拉，请讲话！” 她说：“这位英格·德赖尔给人一种真正不安的印象。我本人也认识一些玩这种游戏的夫妻。” “可我没这么做！” “你喊什么？” “我必须喊！这是胡说八道！我爱你，昂热拉，只爱你，你是我的生命——这你还没有理解吗？你还感觉不到吗？我没向你证明吗？我离开了卡琳，我提出了离婚，我搬进了酒店……” “是的，”她说，“你一生中已经这样做过多少回了？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吗？” “你……那么你相信这个女骗子了。”我颓丧地说，“这不可能。昂热拉，请听我说！在咱们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相信这些谎言？” “这一切都属于游戏，是不是？”昂热拉问，“然后，当你又回到她身边时，你向你妻子表演一切，现在这一幕，我们在床上做的一切，我所讲的一切，一切？” “我绝不会再去她身边！” “你又喊起来了。”昂热拉说，“请你别嚷。我只是一个人。” “昂热拉，我以我们的爱情向你起誓，这是一个最最无耻的谎言！” “你老是以你的爱情起誓吗？” “我只有一个，你！” “你还这么讲？” 我愤怒了。 “你可是一个知识女性，昂热拉！你怎么竟会相信这封信？你怎么会对我怀疑？” “这我也不懂。” “这么说你怀疑了？” 她沉默。 “你怀疑了？” “你知道，我跟男人们经历过什么，”她说，“因此很容易生疑。很容易怯懦，或者变得现实。你跟我玩得开心吗，罗伯特？” “昂热拉，”我说，感到血又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讲话！” “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就这样敏感吗？可是，可是！一个经常做这种事的男人！哎呀，我忘记了，这一切还属于游戏，当然。这回，当你回家去时，你有一大堆好讲的啦。” 我真想放声大哭，无法再听这种话。 “昂热拉，我请求您，理智些！” “我非常理智。”她说，“别担心，罗伯特，我不再从平台上往下跳了。你跟卡琳的共同生活一定非常刺激。” “你要是再讲一句这种话，我就走。”我大声喊道，“你真是疯了！没法跟你谈！要么你现在马上相信我，这一切都是谎言和卑鄙，要么……” “要么？” “要么我就走！我为你做了一切！我不能也不想受到这种怀疑和对待。” “第二场结束。”昂热拉说。 我快步上前，狠狠地抽在她脸上。 她的头歪向一边。 “对不起！”与此同时我绝望地喊道，“请你原谅我，昂热拉，原谅我！”我想将我的手放在她肩上，可是她推开了我。 “现在你可以走了。”她说。 “我就走！”我说，感到眼泪涌进我的眼眶。 “对，”昂热拉说，“而且赶快。” 我一脚踢到一只放满唐菖蒲的落地花瓶上。它碎了，花儿跟碎陶片飞向四面八方。水喷溅。我转身就走，在身后摔上了门。在载我下去的电梯里，我失声痛哭。我全身哆嗦。楼梯到了下面，但是我无力离开它。我倚在一个角落里，泪流满面。我的双腿再也驮不动我了。我瘫作一团，用双手擂电梯，粗鲁地大声诅咒。我是那么虚弱，站不起身来，更别说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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