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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我有一会儿失去了时间感。也许我在电梯里蹲了两分钟，也许半个小时，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电梯间的门终于开了。一位年纪较大的贵夫人站在那里。她看到我，发出一声惊叫，让门关上了。我听到她跑开，去呼喊房主了。 “我现在得离开这儿——赶快！我是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的。我的膝盖在颤抖。我走出电梯，穿过门厅走到外面。暮霭沉沉，这种时刻的凉爽又来了。当我踩上屋前广场的碎石子时，我的左脚又疼起来，很厉害。我停下来，吸气，拿手帕稍微擦干净我的脸，继续走，不，是继续瘸着，因为疼痛越来越严重了。这只脚不属于我的铅一般沉重的感觉又出现了。如果找不到一辆出租车，我说什么也到不了‘庄严’酒店。我咬紧牙踉跄到大路上，停下来，把我的体重转到右腿上。 许多汽车开过去，没有出租车。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半小时，没有出租车。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仍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打了昂热拉。昂热拉！我一生中还从没打过一个女人，现在打了昂热拉…… 左脚疼得更厉害了。我想起来，我是用左脚踢花瓶的。疼痛也许是因此引发的。我像个疯子，像一个真正有错的人，昂热拉一定有这个印象。不，她不可以有这种印象！她就这么不信任我？不过，卡琳的信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昂热拉有过坏的体验。该诅咒的应当是你，卡琳。汽车。汽车。没有出租车。我永远到了不“庄严”酒店。 昂热拉和我，我们两个人都生活在这么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我想，神经质地想对发生的事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像这封信这种推动力就足够……不！不，不能让它得逞！在这么一种爱情中不行！现在是谁真的爱谁，谁是接受爱？我？昂热拉？昂热拉？我？即使我不迈步走，脚也疼得要命。这时，一辆出租车从路上开下来了。我发疯地招手。出租车停下来。我坐到后排座位上。 “请去‘庄严’酒店。” “是，先生。” 在出租车开动的一刹那，我也感觉到左胸在疼，我对它已是那么熟悉。还很轻，但我知道，它会厉害起来的。我手指灵巧地寻找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我总是随身带着，吞下第一种，嚼碎另一种。 我现在怎么做？到酒店后给昂热拉打电话？乞求，请求，向她起誓，相信我？不，如果不是她自己相信我，这是徒劳的。因为只有有错者才会不顾一切地自卫，所以我不可能那么做。这到底对不对呢？如果对，那我是不是无所谓呢？没了昂热拉我还能干什么？我不敢想象我们的关系会就此结束。脚里的感觉难以忍受了。我胸口的压迫越来越强了。左臂疼起来。昂热拉。昂热拉。我不可以想她，要不然我会失去理智。可我忍不住要想她！今天早晨她还指给我看那棵开花的杏树。今天早晨还…… 我终于觉察司机在看着我，跟我讲话。我们已停在了“庄严”酒店的大门入口处。我不知道已经停在这儿多久了。 “您不舒服吗，先生？” “一切正常。”我边说边付钱。我费力地从后座上下来，因为我几乎抬不起我的左脚了。出租车开走了。现在天色已经差不多全黑了。我一定在电梯里蹲了很长时间，我想。滑稽，在那位老太太之前，没人想乘它。滑稽，一切都滑稽。滑稽得要死，滑稽死人。我在室外又吞服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一瘸一拐地进了大厅。 大厅里只有少数人，有些人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房间，我想上我的房间。我像个生病的动物那样趴在它的窝里死去。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只有疼痛和恐惧。然后，就是那每一分钟都在像这种疼痛一样增长的绝望。 “卢卡斯先生！” 我转过身。 像以往那样亲切——加斯东·迪尔曼。他善良的眼睛在镜片后关切地望着我。 “噢，晚上好，迪尔曼先生。” “晚上好。我给黛尔菲娅夫人打过电话。她说您走了，估计是回了酒店，确切的她说不清。因此我就从‘卡尔顿’酒店过来了，在这里等您。” “为什么？” “您今天跟那位泽贝格先生谈过，对吗？我也跟他谈过。现在我想跟您谈谈。您怎么了？您不想跟我谈吗？” 我思索。如果我现在单独呆着的话，那疼痛、那绝望也许会强大无比。最好是不单独呆着——即使会出什么事。迪尔曼似乎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我也尽量打起精神来。 “我当然想跟您谈谈，迪尔曼先生。也许在酒吧……在平台上？” “那儿到处都有许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我们。我不想冒险。我在戛纳这儿租了一辆车。它停在‘卡尔顿’酒店门外。咱们走过去，开着兜一圈。这样肯定就没人偷听到我们了。”我们走过去……老天，我们走到‘卡尔顿’酒店去！那距离虽不远——但不是对于像我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什么叫像我这种情况？我不能被疼痛和绝望打败，不！我说： “行，咱们走过去。” 我们走。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卡尔顿”酒店的。我的脚前所未有地疼得厉害。左胸侧的疼痛现在扩散到了左臂，一直到手指尖。我透不过气来。十字架路的人行道上有许多开心的人们。商店的灯光闪烁。我看不真切了。我听不真切迪尔曼在讲什么了。他有一家什么鳟鱼饲养场。他是个热情的钓鱼迷。驶过的汽车的车灯。暖和的空气。一声清脆的女人笑声。人们，人们，人们。我撞上他们，我被人踩了脚。我的脚。我的心。更严重，越来越严重。我要是留在酒店里就好了。疯了。我正在做的一切全是胡闹。我所做过的一切。我打了昂热拉。不。不。别想昂热拉。这该死的药没效，一点效用也没有。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想，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我走着。我坚持到了“卡尔顿”酒店，坚持到迪尔曼的车，一辆黑色的大克莱斯勒。 他开动。十字架路上的车流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像走路似的前进。迪尔曼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胸口和脚里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可千万不能讲什么。谁知道迪尔曼到时候会不会害怕得送我去一家医院，会不会这样就泄露出我患的是什么病，古斯塔夫到时候会不会获悉了将我召回。如果他召我回去呢？跟昂热拉那可就完了啊。完了！它永远不会完！ “一切似乎都很有说服力。”迪尔曼说。注意，你没听到这句话的开头。 “什么？请您原谅，先生。” 他瞥我一眼。 “我说，泽贝格先生所讲的有关他的上司赫尔曼的一切，似乎都非常有说服力。您不觉得吗？” “是的。不。”那钳子来了，我还能感觉到它。 噢，亲爱的上帝，请不要。 “是的，不。”迪尔曼说，点点头，“这正是正确的回答。赫尔曼可能做了什么事情，它一旦被公布出来，必然会毁掉他作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银行家的声誉。它似乎公开出来了——总之，他在‘法兰克福宫’演讲完之后冲进了银行，开始在泽贝格的办公室里到处翻找。” “对。”再多的话我讲不出来了。那钳子现在紧紧夹着我的胸。我在我的位置上坐直，有点气喘。我把我这一边的窗户旋下。空气！ “但也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泽贝格很狡猾。我们没必要相信他。根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对。”不，上帝不帮我。那种毁灭感出现了。那种碾碎感。这是那种恐惧，那种可怕的疯狂的恐惧。我的双手抓进座位的皮垫里。迪尔曼全神贯注于开车，他必须非常注意，但不是注意我。 “现在，我们假想赫尔曼确实想拯救他的名声。他来到这下面，跟其他所有这些人商谈，说服他们帮助他，弥补这笔英镑生意。这就是说，靠简单的办法他当然再也不能弥补了。请您想想这笔生意之大！请您想想德国的银行监督！不，不，但至少为了保护他的名声，他隐隐看到了有可能由参与的整个组织共同分担这笔巨大的损失。如果他们帮了他，那或许还有可能，比如说在内部转嫁到属于科德公司的公司头上。这是可以想象的，对吧？” “对。”在我眼前，汽车的红色尾灯像在乱舞。每当车辆停下时，刹车灯也跟着亮。红灯、红灯、许多红灯。钳子。我正在死去。我死在这位如此彬彬有礼的人身旁，他根本没注意到我怎么了。我正在死去。对，对，对。噢，那钳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胸口和脚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疼痛。不能再讲话了。不能再思想了。只想到死。死在戛纳。在十字架路上。在一辆克莱斯勒车里。红灯。现在它们旋转起来了。一切都在旋转。我在我的座位上扭动，双手捂着胸。开车非常困难。迪尔曼不得不当心，不然就会出车祸。十字架路越来越堵塞。 “先是找基尔伍德。他说，不，他不帮忙。然后找其他人。他们也说‘不’。他们也许是想毁掉他，逼他自杀。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我们可以想得到。也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也可能是这样，对不？” 他一个劲地讲着，不等我的回答。 唾液不停地在我的嘴里聚集。我咽啊咽。汗流进我的眼睛里。那钳子。那钳子。它还从没这么可怕过。我正在死去。我爱你，昂热拉。不，不，不，我知道，你也爱我。或者不再爱了？那我就死掉好了。啊…… “这样赫尔曼就自杀了。总之——那位护士给他搞了炸药。她可能是他的亲信。她被害了。维阿拉被害了。基尔伍德被害了。他们殴打了您。昨天他们又将黛尔菲娅夫人的汽车破坏，好让您发生车祸。但这一切都说明，那不是自杀，而是谋杀，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掩盖它。我现在想讲的话听起来骇人听闻……” 红色！全是红色！汽车的灯光散开。迪尔曼的声音从远方飘来。我坐在那里，为了不发出哼哼，为了不致因为疼痛、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叫出声来，我咬得嘴唇都出血了。也许事情会过去。昂热拉和我又可以走到一起。肯定的，非常肯定。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如果我向迪尔曼公开了我的状况呢？不，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该坐上这辆车。现在我连下车都不能够了。现在我困在这里了。 “您瞧，我是那个要尽可能避免一场世界范围的丑闻、将一切大事化小的人。我相信，您能够想象到我的感觉。” “啊……” “我只是这么想，也希望如此。”他点头，望着前方。不可思议，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我的心脏现在急剧跳动，我感觉它就在舌头上，在牙齿间，在脖子里，无处不在。我的全身都在跳动，好像有一把灼热的钳子搁在我的左脚上，我整个的左腿上。 “他们不是刑事犯罪分子。那些谋杀和袭击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另有原因。这个亿万富翁的组织在此一定有他们的秘密。在最高层，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跟这个组织斗争，因为后果不可估量。我已经说过，我恨他们派给我的这项任务，但我现在接受它了。因此有个问题：您能不能——请您不要瞧不起我，先生——让您的保险公司令人信赖地持自杀的观点呢？” 情形还在恶化，更加恶化。我根本无法呼吸。 “呃……” “您等等！我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提这个建议的。先生，咱们俩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群人。如果我们想阻止更多的灾难，如果我们不想再引发别的谋杀，就应该让这件事尽可能和缓地平息下来。我所讲的这些很可怕，但是我看不到其它出路。如果您在您的公司持自杀的观点，它也就不必付钱。因此，发表这种看法应该是容易的。赫尔曼夫人肯定不会坚持索要保险金。毫无疑问，跟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她更关心那些重要得无与伦比的事情。即使您的保险公司不付钱，这也已经是朝着掩饰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您的公司也许可以通过这一做法让克斯勒也中止他的调查。那么，您愿意给您的公司……我认为，那么，自杀的理论就会非常强烈地显示出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卢卡斯先生！卢卡斯先生！您怎么了？” “我……呃……” 太严重了。我窒息。我在燃烧。现在他终于觉察了。他惊慌地踩刹车。车子猛一跳动。随着这一跳动我向前倒下去。我还记得，我的头撞在仪表板的软垫上。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白色。一切都是白色，非常亮。 我万分害怕，非常缓慢地试着呼吸。一点也不费力。没有疼痛了，没有钳子了。我小心地睁开眼睛，习惯了那白色、那亮堂。我躺在一张床上，身上穿着衣服，只是没有鞋。一位高个子男人坐在床边，观察着我。他的脸宽宽的，波浪形黑发。他的脸酷似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他大概有五十岁。 “好了。”他说。 “您是谁？” “我是儒贝尔大夫。您这是在布洛赛医院。” “在一家医院里？” “对，卢卡斯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送您来的那位先生对我讲的。” “迪尔曼先生吗？” “对。他等了一会儿就开车走了。他必须去赴一个约会。他会再打电话来。您在他的车子里……” “是的。”我望着儒贝尔，“现在几点了？” “晚上九点，先生。您昏迷了……一段时间。您被送来后，我给您注射了一针。对付……对付那发作。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对不对？” “一切。” “您认为您能站起来吗？” “我不知道。” “您试试。” 我试了试。好像我脚里从没疼过似的，好像我从没发过心脏病似的。儒贝尔大夫微笑地望着我。他也站起来了。 “这太好了！” “对，”我说，“太好了。” “卢卡斯先生，这可不是您头一回发生这种事。” 我迟疑。 “您别担心，我保证保密。” 对这位医生我马上就有了信任。 “不，不是头一回。”我说，然后向他讲起前几次的发作，贝茨大夫所做的检查，都讲得很简单。“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说，我患的是间歇性跛足。” “这是对的，”德贝尔说，“而且心脏也有病。我看了他开给您的药。当我们抬您上来时，药盒子从您的袋子里掉了出来。今天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发作。” “最严重的，大夫。”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病情恶化了吗？” “我不清楚，那位德国医生给您检查时它有多严重。您近来老是激动不安吗？” “是的，”我说，“很多。我也吸了烟，因为您肯定也想知道这个。我工作很多，来回奔波。我还得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不能垮下来。还有……大夫，我发生的这些事请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也别让送我来的迪尔曼先生知道。” “我对您讲过，我答应保守秘密。没有您的明确允许，不会有哪个第三者从我这儿了解到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那我有个请求。” “什么事？” “您能不能为我检查一下我的脚和我的心脏，告诉我，它们怎样——马上就查？” “我正想建议您这么做。”他说。 “您肯定也会告诉我真相，儒贝尔大夫。” “您跟我来。”他说。 他带我穿过医院，来到不同的科室，做心电图和一系列其它检查。他亲自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心脏，尤其是脚。我注意到，他测了两只脚上的脉搏。一小时后检查完毕。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那里面除了一张堆满纸的办公桌和满满的橱柜，只有两张沙发椅和一张床，值夜班时他可能就睡在那上面。我坐下。 “怎么样？” “您想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是的，当然。” “全部真相？” “就是！” “您也肯定能承受全部真相吗？” “肯定。”我说，“我不能承受的是现在还继续不明就里。” “那好吧。”他说，“那么……”他以他的梦想般的眼睛望着我，它们变换着表情，变得很明朗很严肃了。“您有病，卢卡斯先生，病得很重。我指的根本不是心脏。心脏患有心绞痛，但是可望用硝酸甘油控制住它，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药物。真正灾难性的是您的左腿。” “我的左脚。” “不是，可惜是整条腿，一直到大腿根。您的左脚还有您的整个左腿出血都非常严重。一根烟也别再吸！” “是，是……接着讲，接着讲！” “接着……”他的目光不离我的脸，“接着……左腿没了。” “什么叫没了？”我问，此刻我非常镇定和平静。 “这是指，您得料到，要截掉左腿——最迟在六个月后。也许要早得多。” “截掉？” “您说，您能承受全部的真相。” “我做得到。但截肢……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卢卡斯先生，即使您一根烟也不再抽。即使您生活得无比理智，一点也不激动。脚里的疼痛还会出现，渐渐严重。跟您将会遇到的相比，今天的疼痛算不上什么。您将不能承受那种疼痛。” “也许能够呢。” “不。”他说。 “用药。重药！” “这没有意义。您的腿必须截肢。必须，先生。” “可是为什么，如果我——用药——忍受这疼痛？” “因为它到时候会坏死，因为它会腐烂。如果不截肢，您会死于烂腿，卢卡斯先生。” 我缄口不语。我们仍然望定对方。 “这很残酷。”他说。 “是的。但我还是感谢您。我非常感激您，德贝尔大夫。” “您说过您能忍受真相，先生。好吧，这就是真相。” “您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一个字？” “这我发誓。”儒贝尔大夫说。 “庄严”酒店的门卫给我一个消息。 “请您马上打电话给迪尔曼先生。” “谢谢。” 我上楼去我的套房。这天夜里也非常暖。我在客厅里坐到电话机旁，要求接通“卡尔顿”酒店。那里帮我接通了迪尔曼。他的声音听上去困惑不解：“我不得不赶紧离开。我跟警察局长约好了。医院里说，您的事可能会拖得很长。老天，怎么回事？” 我笑。 “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医生说，是这里的炎热。今天来回跑得太多了。小小的血液循环系统供血不足。” “实情真是这样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实情！儒贝尔大夫为我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我拿了药。得防着点太阳。别的我完全健康。” “肯定无疑？” “您不相信我吗？我向您发誓！” 反正儒贝尔大夫向我起过誓。 “那好吧，您别再恼火了。无论如何我是放心了。在我的车子里真是可怕。” “这下您又可以彻底放宽心了。” “是吗？好吧，我放心了。” 我想，最好是赶紧再谈起我们的生意：“我没有能够回答您的建议，亲爱的迪尔曼先生。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处境，您为此受罪，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从我身上看得出来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听天由命。 “对，您这人太正经了，不会喜欢这种事。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这让我非常抱歉。我也有我的使命，跟您一样也有一颗良心。您请求我的事，我不能做。跟克斯勒谈论此事也没有意义。他绝不会同意这种事。” 出现一阵阵长长的静默。 “迪尔曼先生！您听到了我讲的话吗？” “不错。那是一个尝试。处在我的处境必须什么都试试。我能想得到，您不会……”迪尔曼叹息一声，“糟糕的是我看得见，一切将会如何结局。” “如何？” “肯定不像您或我希望的，卢卡斯先生。”他悲伤地说，“而是像上面的那些大人希望的，是的，可能是这样。像不同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这我预见得到。为此我将以我的努力取得成就。一种我憎恶的成就。而您，先生，您将……咱们停止吧。每个人都必须做他必须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的支持。”迪尔曼说。 啊，我支持…… 挂断之后，我冲澡，穿上晨衣，坐到大窗户前的阳台上。十字架路，灯光，大海，一座美妙城市的如今已经如此熟悉的神奇图像。我仍然坐在阳台上。我还能工作。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两条腿。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钱。我还有我的工资。 还有。 但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想。灾难和沉沦。孤独，苦难。结局。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昂热拉相信我妻子，而不是相信我。昂热拉结束了我们的这段爱情，因为她不信任我。眼下真是太可怕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对自己说。但从长远看——什么叫从长远看？最多看到六个月后，那大概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一定有个上帝，将一切导人他的轨道。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当场理解，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我现在能理解了。我看透了你，上帝。看来你甚至是善意待我的。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真相时，在昂热拉的身旁我如何忍受接下来的那六个月？如果我将真相告诉了她，昂热拉会如何承受它？而终有一天我必须这么做。她肯定会非常勇敢，会安慰我，说，即使他们给我截了肢，她的感情也始终不渝。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还爱你，如果她今天不结束这段爱情的话，她会这么说的。哎呀，跟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能好多久？就算他还能工作，他也得有几个月工作不了。因此，他们当然得让你退休，我对自己说，他们没别的出路。你没有了昂热拉。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卡琳身边去。我会死去，孤独地死去，请让我孤独地死去。怎么死？在哪儿死？我的银行户头上的钱会迅速花光。我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低得多。如果卡琳不同意离婚，她必须得到她的那一部分。如果我截肢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婚，她会想，我也许很快就会死去，那留下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住房、家具、保险，一切。另一方面，假设昂热拉今天没有跟我决裂——作为没有工作能力或只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我在经济上该如何做到？环球保险公司不能留下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干我这一行需要两条腿奔跑。那我能干什么工作呢？挣多点？那我到头来还是会成为昂热拉的累赘。不，不，你聪明地安排好了一切，上帝，我想。非常聪明。就算我现在完了。彻底完了——没有昂热拉。也许我得受到惩罚。也许是因为我这样抛弃了卡琳而受罚。这么没有怜悯，这么冷酷无情。不顾她怎样。就为这事。也许。 天色已经晚了，十字架路宁静空虚地横卧在我下面。时间旋转。我再三地想着同样的事：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它似乎好了。只不过它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肢。有很好的假肢。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勉强走路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不能再干重活了。真奇怪，我想，生活之中，早晚之间一切就会彻底崩溃。一切。爱情，幸福，甚至生活本身。 当我这么坐在那里时，我的身体有时因为对昂热拉的爱情和渴望而抽搐作一团。因为对这结局的忧伤。噢，是的，这一整夜经常这样。但后来我又现实地想起钱、假肢、不能工作和贫穷。我当然也想：儒贝尔大夫有可能弄错了。但我马上就又想：如果一位大夫这么肯定地讲这么严重的事，那他就一定有把握。吞下去吧，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咽下去吧，你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体验到了。一小会儿。上帝不会再给你了。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一切就过去了。现在你是孤独一人，你将非常地孤独下去。《理查三世》里怎么唱的？“你会绝望、绝望地死去！” 我还没有绝望。截肢不会截死人。大多数不会。也许会。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钱。两个女人。跟昂热拉的年龄差距。即使没有今天这一天。年龄差距，再加上是个残疾。不，不，上帝做得对，我对自己说。尽管很痛，但我看得明白。是的，是的，我看得明白。我已没有力量，现在再像个疯子似的将我拥有的一切押上去，过上六个月，追逐某种冒牌的幸福。去酗酒、去嫖妓、去赌。数小时后，我心如止水。我想，不，我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要规矩地、尽量好地结束此事，毕竟环球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我大笔钱。工作将会帮助我忍受一切，失去昂热拉，我的孤独，等待手术。然后得走着瞧。现在你得睡觉，我对自己说。 我上床，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令我喉咙作呕。我辗转反侧。我诅咒我的生活，诅咒昂热拉，诅咒上帝。您知道吗，理智、冷静、超脱地行事，就好像你已经是个能承受一切的人，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躺到床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不平。 “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这粉刺——迷人，对不？” “对，”我说，“迷人！”我将泽贝格告诉我的一切都讲给托威尔听了——他对赫尔曼在法兰克福的举止的想象，对这底下发生的事和是什么逼得赫尔曼自杀的猜测。现在我问：“您相信这个理论吗？” “哪一种……噢，当然。不，我不相信。荒谬至极，我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赫尔曼跟我们干这种生意很多年了——我是说，跟我们，以基尔伍德做我们的代言人。这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这个赫尔曼。害怕失去他的名声？幡然悔悟？喏，您知道！您不了解银行家们。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害怕。他们神经好得很。” “那您不相信是自杀？” “不。”托威尔扭着屁股走。我走在他身旁。我们大步走。我的脚一切正常。“我跟先前一样相信是谋杀。” “为什么要谋杀赫尔曼呢？” “这我不知道。但一切都证明是这样——我指的是他死后发生的一切。您看得见，每个太接近这件事的人都被谋杀了，那个可能泄露点什么的人，像可怜的酗酒的约翰·基尔伍德，那个也许知道一点情况的人，像这位维阿拉或这位护士。那就得有一位杀手，对不？为什么不会是他杀害了赫尔曼呢？保护自己。我听说，甚至企图袭击过您？” “对。”我说。我们现在来到球跟前了。它躺在一个小坑里，洞就在这附近。托威尔检查一下地形，挑选了另一根球棒，摸摸球童的金发，摸摸他的脸。他打量球，击出去。球果然滚进洞了。 “好极了。”我说。球童取出球，又将它放好。托威尔不是惟一的球手，我还看到其他人，在很远的地方。球场上笼罩着无限的宁静。 “那个人会是谁呢？” “您认为，有可能是我——或者是我指使的。是不是，您可是这么认为的？”他几乎是温柔地冲我微笑，“您注意到这小家伙有像丝一样光滑的睫毛没有？像个小女孩。漂亮，对不？有可能是我指使的，因为，基尔伍德委托赫尔曼经营的套汇和其它生意导致科德公司的英国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这家配件供应公司几乎全属我所有。”他低笑一声，“卢卡斯先生，这当然让我不舒服，但是您肯定知道，那家公司只是我的许多公司里的一家。” “这我知道。” “您也会相信，这一破产不会置我于死地。” “肯定的。” “那好。”他轻轻地撑在一根球棒上，“另外您别忘记，科德公司也属于我——属于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我始终同意基尔伍德和赫尔曼所采取的措施。他们先是毁掉了一家配件供应厂。我倒霉。但我可不能对赫尔曼不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了我的间接委托做的。科德公司依然存在。我在它里面占有很大的股份。正如其他人有他们的股份一样——萨冈塔纳、泰奈多斯、法比安和基尔伍德。他死了。他有遗产继承人。” “这就是说，您认为，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一个谋杀赫尔曼的理智的动机。” “正确。” “但您仍然相信是谋杀。” “我讲过那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吗？不，我相信我没这么讲过，卢卡斯先生。有一个凶手，这我坚信，但是他不在我们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局外人。因此，看看基尔伍德吧，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只能希望你们这帮人勤快点，在凶手像对可怜的约翰那样再次行凶之前，将他找出来。” “约翰·基尔伍德把那场谋杀归咎于自己——有点模糊——归咎于‘我们大家’，正如他所讲的，您记得吧。” “约翰是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上帝宽恕他的灵魂。” 他也讲到了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我们找到了那个阿尔及利亚人。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炸药是他提供的。赫尔曼夫人的护士收下了它。” “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问她，护士就被害了。” 托威尔又忙于打球了。他换了两次球棒，用手摸摸喜形于色地望着他的球童，在球前走来走去。 “也许护士跟凶手是联合的。” “基尔伍德怎么知道了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也许他进行了调查，懂得的比我们其他人都多。” “您讲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醉鬼？” “因此他进行了调查！”托威尔终于将球击走了。我们在草地上继续往前。“警方没有进展。您没有进展。你们可都是专家啊！你们为什么没有进展？” “为什么没有？”我问 “因为你们都被那个固定的想法迷住了，以为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干的，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如果您不能撇开这一想法，您将永远不会获悉真相，卢卡斯先生。你们将太多的秘密塞进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发过誓的黑社会，我们不是cabale。” cabale——这个词又来了！英语里也有它。黑社会——小个子拉克洛斯这么形容“富豪”们的这个社会。他认为他们组成了一个盟过誓的黑社会。马尔科姆·托威尔取笑了这个念头。他笑着朝球的方向走去。小球童和我跟在他身后。在这城外的莫金斯的高尔夫球场上，景色非常秀美。我深深地呼吸这纯洁的空气。微风轻吹。多汁的嫩叶在老树稍上颤动。当我仰头望天，想看看太阳有多高时，我注意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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